「反右」中《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作檢討，後被劃為「右派」。
在1957年夏季展開的反右鬥爭中，毛澤東親自撰寫、改定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先後以《人民日報》「本報編輯部」和「社論」的名義發表，時任上海《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的徐鑄成在劫難逃，再三檢討仍未過關，很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報社職務撤掉，全國人大代表除名，隨後與其他被劃為「右派」的文教界人士一起，先去郊縣農村勞動，後入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結束後安排至出版局工作。因他這一階段多次匯報學習和改造的心得，被視為進步明顯，於1959年9月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是那場政治運動中落難後首批獲此「殊榮」的人之一。可見，比起其他同入另冊而尚未解脫者，他獲得了較多的肯定和信任。或許正是這個緣故，又使他此後幾年除了日常的圖書審讀之外，還承擔了一項鮮為人知的特殊工作。關於這項工作的前後經過，徐鑄成在上世紀80年代「右派」問題改正後所寫的自傳以及其他回憶文字中，從未有一語涉及。若非北京三聯書店於2012年10月出版了《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在那些文革時期被迫寫下的交代材料中時現時隱，他的這一獨特經歷很可能湮沒無聞。
「運動檔案匯編」中最早披露這項特殊工作的文字，是徐鑄成寫於1968年2月7日的《交代我的社會關係》，首先說明他在「反右」前來往較密切的友人有「大右派」沈志遠、傅雷，「反動學術權威」李平心和趙超構等人，隨即陳述了他受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幹部江華指派去做其中幾位「思想工作」的經過：「60年，我摘帽不久，江華就動員我去做一些『高知』的所謂『思想工作』，並且說：『這是對你的考驗，看你能否打破顧慮，為黨做些工作。』」「我問，『像我這樣一個犯過大罪的人，如何去做工作？』江華說：『正因為你犯過錯誤，他們可能對你談些真話。』」本來，徐鑄成在「反右」以後自慚形穢，愧見故人，除了沈志遠之外，與那些朋友大都不再來往，但因為江華佈置了這項工作，只好帶着任務登門拜訪。
對於這項工作的目的和方式，江華有具體的指示：「這類工作的目的是兩條，一是『量量溫度』，看他們頭腦發熱到什麼程度；二是送送養（氧）氣，必要的時候，你可以把對形勢的體會以及改造的心得向他們談談。」針對徐鑄成產生「後一點我沒有把握，一定會講錯」的顧慮，江華說：「自己沒有把握的就不講，只聽聽他們的意見，如實反映，讓我們另派人做工作。」徐鑄成奉派去「量量溫度」，只是整個工作的一部分，還有其他人參與其中。
如何開始第一步呢？江華問徐鑄成「以前和哪些高級知識分子熟悉」，徐如上所述舉出李平心等人，於是他就叫徐先去看李。徐鑄成寫道：「那時，李平心正在《光明日報》等大寫文章，大發關於什麼生產力自行增值論的謬論，我去找他談過兩次，以後，在周谷城的謬論遭到批判時，江華又叫我去看過李一次，每次談話後，我都把交談內容詳細地寫成書面送交統戰部。」
據另一篇寫於1969年1月22日的《交代我和李平心的關係》披露，或許是考慮到徐鑄成初次從事這類工作，江華作了詳細的指點：「你主要找李平心、傅東華二人好了」，「總的目的，是把他們的想法如實向黨反映，以便黨做好他們的思想工作。」「他並指出，不要常去，可以隔幾個月去一次，遇着國內外重大問題發生時去一次。」於是，「我從那時起，直到1965年冬，先後到李平心家去過五六次，每次去前都告訴了江華或江所指定和我聯繫的同志，去見過李後，立即把談話的經過（以對話的體裁）詳細記錄下來，第二天即送交江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即再未去過。」徐鑄成是記者出身，在上門訪談過後以對話體詳細記錄談話內容，自屬駕輕就熟之事，而史學家李平心極可能在茫然不覺中，被統戰部通過老友掌握了思想動向尤其是對重大問題的看法。
徐鑄成在文革期間的幾次交代中說，按照江華的要求和佈置，他以這種目的和方式接觸的對象，還有翻譯家傅東華、語言學家金兆梓、歷史學家王造時和畫家劉海粟等，而這些著名文化人不是「右派」分子，就是有所謂「歷史問題」的。他寫道：「每次找他們談話，是根據江華的指示，了解他們的哪些思想，談後都寫成詳細的書面匯報交出去。除掉為完成『任務』以外，我從未自動去找過這些人。姚文元同志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後，江華沒有再派我去做任何人的『工作』，我也沒有和這些人再接觸過。」之所以寫下這些交代，徐鑄成是為了辯白在「右派」摘帽後與這些朋友或熟人的來往純系奉統戰部幹部之命，完成組織上交辦的任務。否則，他們這些「文革」時進入「牛鬼蛇神」另冊中人，如若被革命群眾調查發現曾經相互來往的行跡，很容易就被扣上「私下串聯」和「圖謀不軌」的罪名。[page]
此外，徐鑄成上世紀60年代前期參加上海市政協學習時，與曾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郵政總局局長的霍錫祥在一個小組。他在《交代我的社會關係》中寫道：「江華有時也派我了解他對時事問題的看法，我和他談後都寫了書面匯報。」顯然，解放後響應中共號召從香港回來的這位市政協委員，仍然是統戰部門非常關注的對象。
徐鑄成的這項特殊工作，對象不光是上海本地其所熟悉的高級知識分子，《交代我的社會關係》一文還說：「61年冬，江華還叫我和沈志遠做過一批從北京出來視察的全國人大、政協委員的『工作』，他們之中有大右派費孝通、浦熙修、宋雲彬、潘光旦。江華指派沈志遠找費和潘，叫我找浦和宋，並關照要請他們吃飯，和他們多談談，我就請浦熙修和宋雲彬在文化俱樂部吃飯。以後，也把詳細的談話內容書面匯報。」浦熙修是著名女記者，原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北京辦事處主任，在「反右」中被毛澤東的宏文譏刺為連接羅隆基與上海《文匯報》編輯部的「一位能幹的女將」；宋雲彬是文史學者，曾任浙江省文聯主席，與徐鑄成屬好友。
不過，江華向徐鑄成交辦的特殊工作並非都能順利完成。比如，《交代我的社會關係》一文也寫了吃閉門羹的事例：「傅雷是反右鬥爭初期我在北京交代時首先揭發他的反黨罪行的，他對我一直懷恨。60年，統戰部的江華一再要我去看他，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剛進他家的門，就被傅雷的老婆推了出來，說傅生病，不能見人。」還有一位是《新民晚報》社長趙超構，徐鑄成在另一篇《交代與一些牛鬼蛇神和資產階級「學者」、「權威」的交往關係》中說，與他「過去氣味相投，常在一起應酬喝酒。57年後從無來往，只在見面時彼此問問好而已。統戰部領導60年前後曾希望我做些他的工作，我說明困難，沒有做」。有些什麼困難呢？徐的交代材料沒有說明，但似乎不難揣測。趙超構在「反右」期間檢討一番即過了關，不但沒有被劃成「右派」，而且在1957年6月和9月、1958年1月三次獲得毛澤東的小範圍接見，晤談甚洽。令人不解的是，對被毛澤東稱為「我的老朋友」的趙超構，江華同樣要設法了解其內心思想，真有點草木皆兵，多此一舉！何況，趙出言一向謹慎，緊跟形勢，即使去交談一番，也未必會有多大收穫。這些因素，不知是否徐鑄成推託此事的「困難」所在？
據徐鑄成在交代材料中稱，這樣的工作，一直到「文革」前夕戛然而止。這不難理解，既然政治局勢丕變，像他這種摘帽「右派」很快又成為新的革命運動要打擊的對象，而統戰部門不久也陷入混亂之中，江華這類幹部自身難保，誰還顧得上交付新的工作？
對這項特殊工作的直接委派人江華，徐鑄成在有關交代材料中數度提及，通常稱「統戰部的江華」，有一處是「市政協領導我們右派改造的江華」，未曾寫明他的具體職務，因而有必要在此略作補充。江華先後擔任江蘇省阜寧縣委敵工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軍保衛部部長、華中五地委社會部偵察科長、蘇北區黨委社會部保衛科長、華中行政辦事處公安處偵察科科長、政保處處長，江蘇省公安廳政保處處長、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三處處長、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聯絡處處長、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等職。從他的經歷看，長期在軍隊或地方從事情報、政治保衛工作，應在50年代中、後期從公安系統調入統戰部門，改為專與高級知識分子打交道，儘管工作對象有變，而職責似無多大變化。而且，為了及時、充分地了解和掌握這些人的內心，特別是他們對於一些重大事件的看法，還用上了情報刺探和搜集手段。摘去「右派」帽子不久的徐鑄成，就成為他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具。從上述交代材料可知，被打成「右派」的經濟學家沈志遠也做過這類工作。可以肯定，在江華指派下充當同樣角色的高級知識分子，絕非一二人。
上述今日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確確實實是徐鑄成在特定歷史時空的非正常生存狀態的一部分。讀到這些內容，很容易讓人想起前些年章詒和女士筆下揭示的著名文化人在政治運動中「告密」、「臥底」的現象，而徐鑄成的這段特殊經歷，恰好構成進一步認識和剖析這種現象的重要參照。當整個社會處在集權政治和計劃經濟的雙重控制下，每個單位里的人大都身不由己，基本上沒有選擇做什麼與不做什麼的權利，何況像徐鑄成這樣「右派」帽子雖摘而帽痕猶存，一旦掌握其命運的幹部以為黨而做的名義提出某種要求，「在人屋檐下」的他幾乎沒有拒絕的可能。故此，「告密」也好，「臥底」也罷，大抵不會是這些文化人自覺自愿的行為，不過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爾」。我極為讚賞《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匯編》「前言」中的一段話：「只要是對作者當時身處的那種語境有所經歷和了解，就不難從這些文字中覺察到共和國已經逝去的那段歷史遺留下來的沉痛感，也不難從這些文字中體悟到可怖的政治高壓會導致多麼嚴重的人格和思想扭曲。作者這些違心的文字，曾對他自己亦可能給他人帶來一定的傷害，但這一切無疑更應該歸咎於那些畸形而荒誕的政治歲月。」
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撥亂反正中，隨着「右派」問題改正，徐鑄成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恢復了應有的社會地位。我在他指導下讀研究生時，曾就其回憶文字中對人隱去姓名、對事語焉不詳之處一一詢問。他的自傳《八十自述》（初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印出而未發行，後改名《徐鑄成回憶錄》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中有一處：「1963年，五十六歲，港友集我在《大公報》發表之軼事、掌故，在港出版單行本，並代取名為《金陵舊夢》。我僅得一冊，後且為市政協某領導索去，迄未歸還。」這位「某領導」，即指升任上海市政協副秘書長的江華。徐先生當時還補充一句：「前幾年他出我外快（滬語『賺我便宜』之意），寫了一本小說，請我幫忙潤色，費了我不少工夫，後來發表了。」這部小說名為《湖上的槍聲》，在《新民晚報》連載了不少日子。我從他口中聽到「江華」這個名字，僅此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