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我在四川瀘州高級中學畢業在即，市委宣傳部組織全市各中學高中畢業生，在川南師範學校集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亦稱「雙反」學習，實為變相反右。這次學習的搞法，與整風反右如出一轍，即開始廣泛進行動員，製造一種寬鬆自由的氣氛，然後號召向黨交心提出意見，大鳴放大字報大辯論，最後明辨是非人人過關作結論。這是全國某些省市，違反中央對中學在校學生須進行正面教育，不得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精神，而施於尚未成年的中學生的一次政治劫難。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學生娃娃，自然經不住這一「陽謀」的考驗；尤其是以班幹部為主的骨幹分子，採取威逼利誘、軟硬兼施的手法，使很多人自投「知無不言」而獲罪的羅網。
一開始你就會感到平日趾高氣揚的班幹部，突然變得溫和體貼，要你向黨暴露思想，誠懇交心。若你不談或只講「雞毛蒜皮」的事，他們就立刻變臉。宣佈別人若知道你平日的思想言行，可代替你鳴放，算到你頭上。這樣一來，很多人就按捺不住，為了完成寫大字報的數量任務，有的就違心地鳴放。鳴放的內容涉及很廣，如黨的教育方針、農村政策、外交路線、中蘇關係、各類社會問題以及學校管理、老師教學等等。記得班上有位姓張的同學，寫了一張《對時飯》的大字報，主要說鄰舍有一家人，無啥生活來源，每天只能吃一頓飯，希望引起社會有關部門的注意。結果以污衊、醜化社會主義罪名，遭到猛烈地批判。
我因出身不好，加之愛好文學，任學校《仙笛》詩刊（油印）主編，並已在《四川青年報》上發表詩作。平時有些持才傲物，與老師、幹部取遠距離，自是這次挨整的對象。學習中，開初不管班主任、幹部如何啟發，我就是不發言，也很少寫大字報。後來受到大會、小會的點名批評，並遭恫嚇，被逼無奈，只好在最後一次鳴放會上發了言。主要談了兩點，一是大躍進中，農民幹勁很大，晝夜栽秧，但應該適當休息，注意身體；二是向教歷史課的馬老師提意見，認為她照本宣科，並寫了一副諷刺對聯。結果被指為攻擊總路線、大躍進；而馬老師是回族、人大代表，自然是惡毒誣衊了。後來在文革中，我的第一條「罪狀」被從檔案中拋了出來，成為「漏網右派」的鋼鞭材料。而最要命的是校方在我的寢室內，搜出流沙河給我的親筆信，被組織大字報圍攻，指同情並為「大右派」翻案。
經過20多天鳴放、辯論、批判鬥爭的折騰，大都成了「陰陽河裏的遊魂」，然後由老師和先「上岸」的幹部來「幫助」你，使你「游上岸」，也就是過關了。出身好的、積極分子以及受重用者，即使有「反動」言論，但認為他們對黨有感情，立場是堅定的，不過是一時糊塗而已，並不作深入追究。高考時，整人有功的如丁某，被保送到清華大學，其他也紛紛考取重點院校；而一些整治對象，則是階級立場、大是大非問題，被劃為「四類」學生，如前面所說的張某以及郭某、王某等，則取消其高考報名資格。將他們發配到工廠、農場勞動。據我所知，張到了重鋼工地抬廢鐵，郭則去了小金林場當伐木工人。
這些被認為有問題的學生，材料一律進入個人檔案，到了單位部門後按內控人員對待：明文規定不得入黨入團，表現再好也不能重用，重要會議不得參加，要定期匯報思想，接受領導和群眾監管。甚至要求政工幹部，經常到監管對象寢室翻看他的書籍、日記等，以發現其政治、思想上出現的問題。也就是說，從中學畢業以後，這人就被打入另冊，一輩子的政治前途便黯然無光了。我本來也屬整治之列，但我家庭成員中多系黨團員、國家機關和軍隊幹部，僥倖逃過一劫，學校對我刀下留情，最後還是准許參加了當年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