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Spark，猹猹，Hsing，鄒不忌，音痴君，維德
編輯 / Marble，PZH，狗々，CC，熠遠
如果一個國家的孩子說大人話辦大人事，這個國家的大人准說孩子話辦孩子事。 —— 鄭淵潔
見信好。
我們和同學們在朋友圈看到你那篇《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時，都不由得悚然。倒不是因為你的觀點多麼出奇、思想多麼高深，而更多是因為你圓滑油膩的議論策略，即：
「「我」，一位高中生，才疏學淺，年方十六。方方，一位身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作家，因為《武漢日記》聞名遐邇，也六十五歲，似乎德高望重。「我」知道一些道理；這些道理我是從百度、家長、老師處學來的。可是連我都知道的道理，方方阿姨卻都不知道，65 歲了仍然要「與眾不同」，實在是令人遺憾呢。 」
我們無法忽略你議論策略中的詭異之處。其一，你的議論無時無刻不將方方置於某種高位（「作家」）、將「我」置於某種低位（「高中生」），通過這一反差營造出「方方不知她理應知道之事」感。你將自己的觀點偽裝成中立的「道理」，讓讀者混淆「方方實踐的道理錯了，因此因此值得批評」和「方方無知，因此可笑」兩種不同內容，進而混淆實事求是的批判和情緒化的嘲諷。其二，你反覆表達自己不知這個、不知那個，但 1. 你訴諸的一些論據本就是自己的杜撰；2. 你既然已經基於這些論據建立了自己的論證，又何必假裝「不知」這些依據的真假呢？
不過，如果硬要說你的信有什么正面效果，那就是它的確引發了一群和你同齡的高中生的思考。因此我們，作為高中生，在此也給你也寫一封回信。
在反覆閱讀你的文章之後，我們提煉出你原文中的觀點如下：
1. 「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優秀作品鼓舞人、激勵人的人」，並且「作家是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方方沒有使命感、不激勵人，不弘揚主旋律、不傳播正能量。所以，方方是失職的作家。
2. 不同時代的作家職責不同。過去的時代是黑暗的，所以那時的作家應該批判時代的黑暗；如今的時代是光明的，所以現在的作家應該歌頌時代的光明。方方在光明的時代卻只專注於批判黑暗，是錯誤的；方方應該更多地頌揚光明。
3. 國家的苦難屬於「家醜」；外揚家醜是「不懂事」的行為。方方寫作《武漢日記》是外揚家醜；方方是不懂事的；方方寫作《武漢日記》是錯誤的。
4. 身為一國公民是「端別人碗」；「端別人碗要服別人管」，否則是不感恩；方方「端國家飯碗」所以要「服國家管」、要感恩。《武漢日記》卻不感恩。
我們將在下文中反駁你的觀點，揭示你觀點背後預設的前提並對它們加以批判；但同時，我們無法忽略這樣兩件事：
如果你真的是和我們一樣的高中生，我們需要反思：什麼時候起，高中生失去了論述觀點的能力或勇氣，以至於要動輒自己的無知、將完整論述的責任甩給自己質疑的對象？九年義務教育在邏輯思維的教育上，以及在道德素養的培育上，究竟出了怎樣的紕漏？
如果你是冒名高中生的成年人，我們則需要反思：為什麼高中生形象會和一個使用低幼化語言、不敢表達觀點、擺出「畢恭畢敬」的姿態暗下譏諷的人重合。「兒童」和「未成年人」的形象多是被成年人塑造的；「兒童」的愛好和行為多是被成年人所制定的；此以「高中生」形象炮製的謊言背後，折射出作為社會印象的「高中生」與真實的高中生存在的極大程度的脫節。
因此，在這裏，我們也向全國各地的高中生發起呼籲：
我們要做敢光明正大發表觀點的青年。有異見，應當正面展開論述。對作品的駁斥，可以通過揭露寫作手法中詭計、援引內容並批駁其觀點、反思其效果，而不是以「我聽別人說」為論據，「我不知道，您說呢」為駁斥。反對任何人，包括方方的武漢日記都是可行的，但這種反駁需要遵守基本的邏輯和規範。
總而言之，希望今後的高中生即使無甚深刻的洞見，至少能堂堂正正說話，光明磊落做人。
那麼，我們開始吧。
1
什麼是「作家」？方方是真正的作家嗎？
信件中，你首先給出了對「作家」的定義——這確實是合乎高中教育的論證方法，但你具體下定義的方式卻令人愕然：
我特地查了百度百科，結果很失望。一個說作家就是有使命感，用優秀作品鼓舞人的人，另一個說作家就是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也不知他們說的對不對，您說作家是什麼呢？
你給出了定義——只有鼓舞人、激勵人、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才叫作家。竊以為在後文里你也認同了這定義——你批判了方方不鼓勵人、不激勵人、不弘揚主旋律、不傳播正能量。那你為何又「不知他們說的對不對」？在論證中，論證者採取的定義是論據的一部分。你懷疑這定義的真偽，未免有為你的論點掘墳墓之嫌——你到底信不信自己說的話？
再說你的「特地百度」。或許你不知道，一些時候百度並非可靠的信息來源——還記得輕信百度可能意味着就醫事故麼？不是所有互聯網上的材料都能被當作論據。照搬百度內容來為自己撐腰有失媒介素養。
此外，我們用同一搜尋引擎的結果如下：
作家，泛指能以文化創作為業，寫作的人，也特指文學創作上有盛名成就的人。
可見你給出的定義甚至和百度都沒有什麼關係，實則是自己發明的；而你發明這一定義也缺乏普遍性和可靠性，也就不能支撐你其後圍繞「作家」一詞、或身為作家的意義而展開的論述。
哪怕從你給出的定義來談，你的觀點也自相矛盾。試想一名受困於湖北鄉下的普通青年，是從「謝謝領導，湖北沒有困難」的文章中更能得到「鼓舞」「激勵」，還是更從一些記敘生活點滴、柴米油鹽的字句里得到寬慰？所謂的主旋律、正能量，一旦成為脫離人民群眾實際生活的官腔、套話，就失去了其宏大敘事昂揚向上的力量——沒有人會在葬禮上放《好日子》，你也不會在「爸媽晚上動靜太大」的時候高聲朗誦「少生優生」。
此外，即便我們非要同意，「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確實是作家的神聖工作的一部分；我們也必須指出，如果一位作家止步於此，那 ta 就不是作家，而是複讀機罷了。對既有的主旋律的翻唱不具有創造力，也與藝術分道揚鑣，遑論成就那記錄、呈現人民的喜怒哀樂之偉業。從屈原到雨果，從托爾斯泰到魯迅，作家從不因你所謂的「正能量」偉大；「為詩、古文辭，頗著清譽」的、寫「遙想湘江歡父老，漢皇今睹沛中歸」的嚴嵩是個馳名貪官。論歌功頌德，縱詩聖杜甫自當退遠；頌海晏河清，雖胸無點墨又有何難？
至此，一個險惡的預設已經水落石出。試問：揭露社會問題可否能鼓舞、激勵人？作家揭露社會問題，是否與傳播正能量矛盾？——倘若矛盾，「正能量」又是什麼？如果「正能量」的傳播意味着壓制批評乃至忘卻記憶，那如此「正能量」還有「正」之意義麼？
你在寫作時似乎有意無意將揭露醜惡和歌功頌德相提並論，似乎預設：這二者除立場外，無論難度還是方法都無區別。你會做出如此預設，若非無知導致的低幼，就是刻意為之的虛偽。揭露醜惡之聲和歌功頌德之音，何者更危險脆弱、何者更稀缺、何者更需要保護，對這些顯而易見之事，你又在裝什麼外賓呢？
2
你說：
方方阿姨，魯迅誕生在一個黑暗多於光明，被壓迫多於壓迫，被奴役多於奴役的時代，那時候，反抗與鬥爭是那個時代的主流，魯迅扛起的是那個時代的擔當，是一個作家的時代使命感。
我看了您的日記，我在琢磨，今天時代已經不是那個時代，魯迅時代的使命還是今天作家全部使命嗎？在一個光明時代，作家的主要精力是多用在提振民族精氣神上，還是一味地聚焦不足之處，不停地揭露和追問呢？這個問題，我答不上來，您肯定能。您是作家！
也就是說，這個時代是光明的時代，所以作家應當「提振民族精氣神」而非「不停地揭露和追問」，着眼於「黑暗」的文字和信息不當有。可是，既然已經是光明的時代，為何還會有眾多由其講述、卻被制止的黑暗？
這是一個一目了然的邏輯問題：你不能率先通過規定「今天時代已經不是那個（黑暗）時代」來制止別人揭露黑暗，再通過這種揭露之缺乏，反過來論證現在已經是光明的時代了。
而你所謂之光明與黑暗，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們總是同時存在、相互角力——卻並不對稱：人們如果不能充分發掘和消滅黑暗，就會墮入更深刻的黑暗乃至滅亡；人們如果不能發現光明，那就更說明這個時代已被黑暗充滿、而人們是時候「敢叫日月換新天」。
工業革命時期，人們有熱火朝天的機械化生產、有完善的「勞資分工合作」，難道不是「光明的」時代？有多少人看得見工人工作環境惡劣、工人長時間工作得不到休息、貧富差距逐漸增大等社會問題呢？倘使馬克思、恩格斯們都不着眼於時代的黑暗，當下你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又要從何處得來那革命的一線光明？
清政府統治時期，不是還有康乾「盛世」，其中天朝上國地大物博麼？謳歌這份「光明」的人們，又哪裏看得見西方正進行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制度的革命，以及某已經延續數千年的中央集權王朝制度里行將就木的黑斑？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我們不是也號稱擁有了共和體制、擁有了三民主義麼？按你意思，這又為何不是「光明」的時代？假令在這體制下工作和生活的魯迅們，都眾口一詞沆瀣一氣的對它感恩戴德、歌功頌德，人民何以得見國民政府壓制言論、殘害政敵、漠視民生，又何以得見改變之希望？
我們倒是想說，很多時候問題並非在於過度關注黑暗，而恰恰在於我們過度熱愛光明了——乃至讓這種強光損害了我們的視力。
去年十一月，知乎上有人提了一個問題：「如果再遭遇一次非典，以現在的城市規模，人口流動速度，醫療條件，中國是否會付出更大的代價抵禦疫情？」
當時所有的回答都極其樂觀，我們僅在此摘抄幾例：
這些答主難道沒有看到、沒有歌頌光明嗎？歌頌「光明」和盲目樂觀是下一場災難的起始，而在下一場災難中罹受苦難的人民，又要再次成為粉飾太平時被歌頌的新素材麼？
那個坐在陽台上敲鑼鳴病的人、那個深夜追着殯車悽厲地喊着「媽媽」的人、那個為求助而即時學會用微博發了一句「你好」的人、那個寫下「能、明白」並印上紅手印的死了兩次的人、那個被扣上「視武漢市自軍運會以來的城建結果於不顧、是影響武漢市安定團結的罪人、是破壞武漢市向前發展的元兇」帽子的人——這些人和其他人，每一個人，就這麼被忘掉了麼？
判斷一個時代是否光明，不只要看最亮的頂層有多閃耀，更要看最暗的角落有多幽暗。這些幽暗恰恰需要如方方的作家去依實記錄反映；因為已經成為了光污染的「光明」會干擾視線、會使人精神患病、會使人們遺忘黑暗和深陷苦難中的人們。
捂住眼睛和耳朵培養出的「自信」不叫自信，叫掩耳盜鈴。
2020年1月31日
未亡的人們，要去罵誰？看到一個作家在與記者訪談中還提到「完勝」二字。簡直不知說什麼好。武漢都這樣了！全國都這樣了！千千萬萬的人有如驚弓之鳥，更有人命懸一線躺在醫院，無數家庭業已支離破碎。勝在何處？完在哪裏？都是同行，真不好意思破口。你說有人說話不過腦嗎？不是。為討上面歡心，他們是很過腦的。所幸，立即看到另一個作家的批評文字，一聲聲質問，措詞嚴厲。這讓我知道，有良知作家應該很多。現在我雖然不是湖北作家協會主席，但我還是個作家。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後你們多半會被要求寫頌文頌詩，但請你們在下筆時，思考幾秒，你們要歌頌的對象應該是誰。如要諂媚，也請守個度。我雖然人老了，但我批評的氣力從來不老。
3
你說，方方不應當「眼裏只有現實中的不足」。
然而這個世界的黑暗又的確需要被揭露。「眼裏只有現實中的不足」的「不應當」是誰說的「不應當」？是誰判斷的「不應當」？恐怕，是黑暗判斷的「不應當」，是惡人判斷的「不應當」！
一個只有一種聲音的世界不是一個光明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讓這個世界上有不同的聲音，從而讓黑暗被揭露。在這種揭露的過程中，「眼裏只有現實中的不足」，難道不恰是在做一種必要的區分？將黑暗從光明中剝離，不是為國家好？
你說，
作為社會一員，每個人有義務和權利監督社會，不僅是作家。但是，一個人如果滿眼都是黨和國家的不足，那他關注的焦點或許已經偏離了為『國家好』的初衷。老師舉例說，一個人給同事提建議，說他某個方面沒做好，人家會感激他，如果這個人不管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場合，見面就指責人家不好，這僅僅是提建議嗎？方方阿姨，政治老師說的對嗎？
我們想你的政治老師混淆了一點：公民與政府的關係無法與同事關係類比；公民與政府，是被服務者與服務者的關係、是主人與公僕的關係。公僕的工資以納稅人的錢維繫、他們的政治權力由人民授權。公民與政府，是共同構成國家的成分。因此，你老師所做的類比不恰當。同事沒有為彼此服務的責任或義務，但政府和「領導」卻必須負起為人民服務之責任。所以對於你的疑問，我會自豪地宣稱：恰恰相反！正是持續的批評和指正，正是「無論什麼地方、什麼場合，見面就敢於指責人家不好」的精神，才使得黨和國家的生命力經久不衰、備受人民的愛戴和尊敬。正如偉人所說，
群眾是從實踐中來選擇他們的領導工具。他們的領導者，被選的人如果自以為了不得，不是自覺地作工具，而以為「我們是何等人物」，那就錯了！我們黨要使人民勝利，就要當工具，自覺地當工具。各個中央委員，各個領導機關都要有這樣的認識。這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毛澤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方針》
《毛澤東文集》第 3 卷第 373-374 頁
而今天，我們發出批評聲音的空間卻在越來越小。捫心自問，我們在網上看到的誇讚聲當真不多？這些歌功頌德聲有何意義？
我們缺的並非輕浮的褒獎，而恰恰是嚴肅的批評。我們最需要的，甚至也不是「中庸」的建議，而恰恰是批評。因為，在如今的社會環境下，「人民的建議」已成為了某些有鴕鳥心態之人的一種有利話術——當然可以提意見，但要講場合，要在任何情況下無傷大雅！人們不斷強調提意見的方式，便錯過了提意見的真正意義，即揭示並督促解決問題。此時，本當反對某種觀念和其實踐的意見卻必須服從於它所反對之對象。何其可笑！當真誠的批評被認為是居心匿測而被剷除，溫和的建議也會面目可憎，最終，所剩的將與沉默無異。
這也是對你說「見面就指責人家不好」的一點見解。既然是一家人，當然能說，當然不怕說，當然要說。不然，你的家長指責你犯錯誤，你難道還要反問「你是不是真的為我好」嗎？究竟是誰不懂感恩？
你說，
小時候，媽媽告訴我，家醜不可外揚，不知道方方阿姨您小時媽媽告訴過您沒有？方方阿姨，您知道人最困難的時候，需要的是什麼嗎？不是垂頭喪氣，不是滿眼失望，而是堅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我們想問，什麼是「家醜外揚」？對家裏人提出批評建議難道是「家醜外揚」？退一步講，當你強調「家醜不可外揚」的時候你所反對的究竟是「外揚」還是談論「家醜」？恐怕你更傾向於反對後者。
在這裏我們要再次強調，如果不正視「丑」，我們就無法解決它。
疫情危機中，「丑」部分約莫集中於湖北和武漢政府，這從最初八位醫生被訓誡到後期湖北大範圍政府官員免職可知。讓「家醜外揚」發生的，是丑本身。沒有丑何來外揚？但你說的恐怕是顛倒的邏輯：未有外揚，就不會有丑。這無疑錯誤，無論如何掩飾，丑還是已成為了真實的事情。 我們絕不能忘記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講述的、關於「現代德國革命哲學家」的這個笑話：
有一個好漢一天忽然想到，人們之所以溺死，是因為他們被關於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們從頭腦中拋掉這個觀念，比方說，宣稱它是宗教迷信的觀念，那末他們就會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險。
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如果組成「家庭」的廣大人民群眾不去努力解決如此「家醜」，那這「丑」只會逐漸累積、愈演愈烈、最終再無法不「外揚」。姑且不討論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家醜」可否還能不「外揚」，就此次危機中的「丑」而言，正視它、繼而團結起來解決它才有可能真正地消滅它。
而當「擔當着時代使命感」的方方，記敘在武漢中個體的真實經歷、讓祖國的大家庭中的每個成員更清晰地看到家裏存在的問題和矛盾、試圖揭露這種「丑」時，你卻不幹了。你這眼一閉、嘴一張的行為，是否合乎尊師「一個人說話要拍胸膛，而不是拍屁股」之教誨？只不過你拍的不是自己的屁股。
你也許還想說，《方方日記》指責國家；但只需一點點認真閱讀，我們就可以看到方方非但沒有指責國家，反而在字裏行間透露出了對國家與人民最大的讚許和鼓勵。
2020年1月29日
關在家裏的武漢人，只要沒被感染，大家的心裏基本都還踏實。最可憐的還是那些病人以及他們的家屬。因為病房一床難求，他們仍在煎熬之中。火神山工地建設得熱火朝天，但畢竟遠水救不了近火。他們是最大的受害人。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從此破碎。一些媒體，在記錄這些。更多自媒體，也早就在默默地記錄。我們能做的，也只有記錄。早上讀了一篇寫母親在初一去世，父親和兄長都被感染的文章。心裏特別堵得慌。這一家，也算中產了。那些更窮的病人呢？不知道會活成什麼樣子。其實前些天，看到諸多醫護人員疲憊和病人崩潰的視頻，那種悲哀無助的感受，我今生從未有過。川鄂（湖大教授）說，他每天都想大哭一場。誰不是呢？為此，我一直跟朋友們說，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禍的比重。復盤之後，那些瀆職者，一個也不寬恕，一個也不放過。但是現在，我們先全力以赴，熬過難關。
2020年2月2日
還有，我很想夸一下武漢的年輕人。有幾萬青年志願者在疫情前線奔忙。純粹都是自願服務，他們以微信群的方式組織起來，做什麼的都有。相當了不起！以前我們常常擔心年輕人會變得越來越功利。這個時候，看着朝氣蓬勃的他們，心想，我們這些老傢伙瞎擔心什麼呀！其實，每個時代，都有與它相匹配的人，年長者不必杞人憂天。昨晚，陳村傳我一個視頻，是武漢一個年輕人拍下封城後每一天每一天的事。連續拍了好多天，我一口氣看完。真好。以後有機會見到這小伙子，一定送他幾本我的書，以表達我的敬意。還要告訴他，在某個寒冷而憂傷的夜晚，他的視頻鼓勵了我。
2020年2月11日
正炒菜時，同事告訴我：她的同學下午在市婦幼順利剖腹產，生了個8 斤4 兩的胖小子。她還說，新生命的降臨讓人開心。這是今天最好的消息。是的，新生命的降臨，就是上天賜予的最好希望。
這樣的文字中，真的缺少對國家與人民的讚許和鼓勵嗎？《方方日記》在寫的，正是堅持、信念、眾志成城、愛心和希望的意義，她正是通過這樣的記敘，在給予人們「堅持的理由和活下去的信心」。
或許，反倒是對於一些太害怕談論「家醜」的人，一切談論這個家的內容都是「家醜」吧。
4
你說，方方在記錄里忘記了感恩。
方方阿姨，說實話，我看到這個視頻，很受震動。父母天天對我好，自己卻渾然不知，還對父母說三道四，埋怨這不好、那不好，真是禽獸不如啊！我該記着父母做的飯，身上穿的衣！您說是不？去年，國家搞了個教育叫『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們也學習了。老師問我的初心是什麼？我說，就是好好上學，為家裏爭口氣，為國家出份力。方方阿姨，你的初心和使命是什麼？您在家鄉困難時期，肯定做了不少鼓舞武漢人民士氣、提振武漢人民信心的事吧。我看網上，批評您的多是您那個年代前後出生的人，是他們忘了初心，還是您忘了初心。
其後，你又說：「端別人碗，要服人管。」
你以子女與父母之關係類比人民與國家之關係，也許還想表達不服從國家的行為就如吃着父母飯的孩子埋怨父母，是不感恩的行為。然而其一，人民與國家、人民與政府的關係皆不盡類似子女與父母的關係。如前所述，作為國家的公民，我們有義務服從國家的法律法規與規章制度；但我們同樣有權利指出這些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中的問題，因為這些法律法規正是以人民的名義制定的。揭示真實不等於不服從國家，反而是在實踐我們身為公民的權利、義務、使命。其二，不服從並不意味着不感恩。試問，一人與我有教導之恩，一日她讓我去死，我只能以服從命令的方式感念她麼？
此外，你對方方的指控也是子虛烏有：你認為方方不懂得感恩，但這卻是因為你搞錯了應當被感恩的對象。在我們看來，方方女士從來沒有忘記「初心」和「感恩」——作家方方所感恩的是武漢的人民。尤其是疫情初期，政府努力調動力量壓制疫情卻力有不逮時，解人燃眉之急的正是數以萬計的志願者們。方方對他們的記錄是一種高尚的感恩。
2020年2月11日
我一直說，我所有記憶的根須都深深地扎在這座城市，是隨着這些我從幼童到老年前前後後認識的武漢人紮下去的。我就是地道的武漢人。前兩天，一個網友私信給我。她或是他，傳給我一段文字。是一段我自己都已經忘光了的文字。那是上世紀的某年，陳曉卿在央視紀錄片部主持做「一個人和一座城」的紀錄片時，我為武漢寫的撰稿詞。我寫道：「我有時候也會問自己，跟世界上許多的城市相比，武漢並不是一個宜人之地，尤其氣候令人討厭。那麼我到底會喜歡它的什麼呢？是它的歷史文化？還是它的風土人情？更或是它的湖光山色？其實，這些都不是，我喜歡它的理由只源於我自己的熟悉。因為，把全世界的城市都放到我的面前，我卻只熟悉它。就仿佛許多的人向你走來，在無數陌生的面孔中，只有一張臉笑盈盈地對着你，向你露出你熟悉的笑意。這張臉就是武漢。」記得紀錄片播出後，畫家唐小禾老師給我打電話，說你這一段講得太好了。這也是我們所想的。唐老師和他的夫人程犁老師，是比我在武漢生活得更久的更地道的武漢人。
正是因為我們在武漢生活得太久，正是因為我們與武漢無數人密切相關，才會尤其擔心這座城市的命運，才會為它的苦難而深深悲哀。那麼灑脫那麼爽快那麼喜歡沒理由的大笑的武漢人；那些說話劈里啪啦，讓外省人以為是吵架的武漢人；那些充滿煙火氣充滿江湖義氣充滿沒來頭自信的武漢人。你熟知了，你才知道他們有多麼熱誠多麼愛耍酷。然而今天，很多的他們卻在受難，在與死神較量。而我，或是我們，卻根本無力相幫。至多只能在網上小心問一聲，大家還好吧？甚至有時不敢問：我害怕沒有回音。
沒有從小到老都生活在武漢的人，恐怕很難有這樣的心情，也很難理解這份傷痛。二十天來，我每天都要靠服安眠藥才能入睡。我自責自己，終究沒有足夠的勇氣。
我們甚至認為有些時候，方方過於溫柔了。
2020年1月28日
順便說一下周市長的帽子。從昨天到今天，這事都在網上被人吐槽。如在平時，我可能會跟着嘲笑一番。只是當下，周市長正領着市府眾官員為抗疫四處奔波，他的疲憊和焦慮，一眼可見。我推測，他甚至也想過事平之後自己將會有什麼下場。人到此時，內疚、自責以及追悔莫及忐忑不安之類，他必然都有。然而，他到底是市府首腦，無論如此，都得振作起精神去面對眼前這件天大的事情。他也是個凡人。我聽人說，周市長是很本分務實之人，口碑一直不錯，他是從鄂西山里一步步實幹出來的。可能人生中，從未遇到如此大事。所以，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換一個溫暖點的角度來看這個帽子事件？比方，或許他覺得，這樣的寒冷天氣，他戴了帽子，而總理沒戴。他比總理年輕，這麼戴着，顯得頗為不禮貌，於是摘下來交給助手。這樣想想，是不是好一點？
就連對在網絡上被群眾嘲笑的「官僚主義」的周市長，方方也沒有任何嘲笑的意思，而是去體諒他。這些內容，不知道你又有沒有在文章中讀到呢？
你說，
你看到了武漢人民在疫情里的不安，可是，那些勇敢逆行者你看到了嗎？為了救武漢，有的千里騎車趕來家鄉，有的胸前掛滿救人的藥包，有的⼀家家上門送補給……這些的這些，你都看到了嗎？你看到了武漢生病後的熬煎時刻和困難前的困惑。可是，四萬多外省外市的醫護⼈員拋棄別子義無反顧馳援武漢，你看到了嗎？數萬將士穿梭街頭為⼈民服務，你看到了嗎？
我們可以把這段話當作你對英雄的「稱讚」，在你眼中方方似是一葉障目的可憐人。但被蒙蔽的可憐人究竟是誰？你認為方方看不見武漢人民的勇敢和英雄氣概，但你自己又何嘗看見了武漢人民作為與我們一樣的「普通人」的痛苦和艱難？可能你不是看不見，而只是將這一切視為「不可外揚」的「家醜」。
「沒有比根本不用眼睛看的人更瞎了。」斯威夫特如是說。在你的世界裏，武漢人民恐怕只能作為神話中的英雄而存在，他們註定要為這個神話而犧牲掉他們作為現實中的人的一切。而方方則是以看待和我們一樣的人的眼光去對待武漢人的，她望向的不是英雄，而是兄弟姐妹。究竟是誰沒有將武漢人民視為我們的同胞，是誰漠視了武漢人民的現實遭遇，是你，還是方方？
正如我們在前文提到，在《方方日記》裏，我們分明看到，方方不但沒有忽視英雄、還對那些偉大的人們報以極大的尊重和讚賞。方方比你看到了更多。一些事在你的眼中或許只是新聞、熱點乃至謠言，但方方親歷了、感受了、看到了、接觸了它們。
武漢人在你眼中許是抽象的「英雄」形象；但他們在方方眼中，卻是有血有肉的。
5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你沒有仔細閱讀《方方日記》就得出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無稽之談，又煞有介事地依此問詰、攻訐方方，譏諷那些比你高尚得多、也因此苦痛得更深的人們。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歷史上從不缺溜須拍馬、阿諛奉承的人，但同樣不缺乏勇於揭露黑暗者：正是因為他們存在，我們才能在這裏談論光明。方方阿姨就是其中一位：她為人為文或許仍有瑕疵，但有該受到肯定之處。高中生應當向她學習，獨立思考、自由發聲。
我們的力量雖然渺小，但是我們可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我們要說：選擇相信群眾，選擇關注普通人；既要深刻剖析自己，也切實為人着想；不必學一腔陰陽怪氣，而要發出真實而理性的聲音。朋友，從自己的世界裏走出來吧，你或許會看到更加廣闊的天地；從沉默的鐵屋中走出來，你或許會發現，整個社會的活躍而宏大的生命正徐徐向你展開。/
順頌文祺
和你同齡的幾位高中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