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泉上幼兒園兩個月了，至今還沒有被警察破壞，他很開心……但是最近他總是問：『我的爸爸是不是死了？』」讀到這樣的家書，中國網民會是什麼感受？
從社交媒體上看，中國網民對孩子的事特別熱心，一方有難八方支援，一人作惡千夫共指，一絲冷漠萬人唾棄。但是，泉泉不在他們的關注範圍，因為他是人權律師王全璋的兒子。三年前的今天，2015年7月9日，中國發起了針對人權律師的大迫害。在一個多月時間內，逾300名人權律師、律所人員、人權捍衛者及家屬被拘留、失蹤、約談、傳喚、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和限制出境，王全璋是其中之一。
「709」案受迫害者都經歷了身心折磨，嚴重者遭受酷刑，被強迫吃藥。人權活動者吳淦及人權律師周世鋒分別被判處徒刑八年及七年。大多數被迫妥協，在關押之中妥協、悔過、上電視認罪或指控同道，然後得以釋放或者取保候審。王全璋或許因為不肯妥協遭受非人虐待，至今音信全無。他的妻子李文足帶着幼子堅持抗爭，母子倆三年來一直遭受警察跟蹤騷擾。前文引述的是她在「709」三周年之際寫給丈夫的信。
跟大多數國家的民主自由抗爭歷程一樣，中國的人權律師及人權活動人士所犯「罪名」，乃是為弱者代言，為公正疾呼，為自由吶喊，為人權奔走。有些人僅僅憑良心執業，甚至只是說了幾句公道話，就面臨被失蹤的危險，抵至絕境的虐待。他們的同事及家人也受到牽連。有些房東被威脅，不再租房給他們。有些幼兒園被警告，不讓他們的孩子入園。律師包龍軍、王宇夫婦的兒子包蒙蒙已經辦好留學澳洲的手續，在機場被截留；逃至緬甸後又被抓回。律師謝燕益被抓時妻子原珊珊懷着身孕，在哺乳期間被恐嚇騷擾，四處搬家。
中國網民也是專制政府的受害者，不應該遭到更多的責備。在安全的範圍內，他們會力盡所能去發佈、轉發被欺凌者信息，讓他們為人所知，得到幫助。但是，人權工作者的遭遇被他們排除在外，漠然處置。當他們痛斥甘肅跳樓女孩的圍觀者冷漠時，好像不知道自己也參與了這場全民冷漠運動。假如一個普通的母親被人跟蹤，一個普通的孩子遭到威脅，網民們可能會群情激憤。他們對自己說，人權律師的孩子自己去承受吧，因為你的父母過早地讓你捲入了政治。事實上，沒有人可以游離於政治之外，大多數中國人正是在高壓統治之下，以這種對人權人士冷漠的方式參與了政治。
恐懼之下的民眾毋寧自欺
「709」案意義深遠。在此之前，很多維權律師也企圖區分法律與政治。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在當局「依法治國」的口號之下，媒體、律師、司法工作者和權益受害者一起，構築起一套「依法維權」的策略。這套策略的基礎是當局既定之法律，即便遇到明顯的政治構陷，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讓荒謬呈現來訴求公正，並推動制度更新。
一方面，一些誠實正直的人權律師無法忍受自欺欺人，試圖直面政治對法律的干預。另一方面，隨着經濟的所謂強大，中共當局也不願再掩耳盜鈴——而是直接搶鈴，通過「709」案輕易撕毀了法律現代化這層面紗。該系列案成為習近平修憲的前奏。
當局不願欺人，但恐懼之下的民眾仍願自欺。一起惡性事件發生，人們會假定當局並不知情，而是地方官員欺上瞞下。事實上，掩蓋罪惡，控制輿論，強姦民意，正是當局定下的方針；懲罰正直敢言的記者，關閉良知未泯的網絡自媒體，禁止境外媒體採訪，都是當局親手操刀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