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勤，文物保護工作者。1952年出生，「文革」中曾下鄉插隊、在濟南火車站做工，1978年入山東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1982年畢業，先後在濟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濟南市文化局從事文物保護、管理工作。2007年退居二線，參與地方文獻整理。2012年退休。】
1966年夏，我14歲，在山東省濟南一中讀書，老初一，就是所謂「老三屆」中最低的一屆。我們這一屆，是「文革」前入學（1965年）的最後一屆初中生，也是「文革」時最小的中學在校生。
我們學校，建於20世紀初，是濟南也是山東省最早的新式中學之一，原稱省立一中，佔地面積廣大，教學設施、實驗設備齊全。學校有一大群優秀教師，學生經初中、高中兩次篩選，高考入學率很高，「文革」前是濟南市重點中學，學子並家長都趨之若鶩。中共濟南市委自然也很重視，這點從幹部配備上也可看出：校長王葦塘，老革命，教育家，行政13級；副校長朱琳（女），老革命，行政14級；黨支部書記王景三（女），行政15級。僅上述條件，與其他中學就拉開了距離。
我的家庭，「文革」前住在山東省政協大院宿舍里。「文革」前夕的政協，已從解放初的具有立法權力的議會性質機構變成純粹的統戰機關。當時山東省政協的領導是一些年齡大、資格老、聲望高但已不適合在一線頂崗的老幹部，或者級別較高但在黨內鬥爭中犯了錯誤，或有這樣那樣問題被控制使用的幹部。駐會常委、委員，則是些黨內高齡同志、著名民主人士、國民黨軍起義或被俘將領、民族資本家以及被打成右派的高級知識分子等。機關內設機構，則比照廳局級機關設置。
「文革」的爆發，可以說是「救」了我
1966年6月的某周，適逢我們班勞動。記得一天下午，我們幾個同學用地排車往學校拉東西，班主任許俊源老師迎上我們說道：「明天起學校不上課了，我們班也不勞動了，參加『文化大革命』。」
那年春天以來學校就不平靜了，批《海瑞罷官》、「三家村」、《燕山夜話》，好像也刮拉（牽連）上了本校的老師。但那些我都不甚了解，我只關心這「不上課」，是這一周不上課了，還是怎麼着。就問道：「是這星期不上課了，還是永遠不上課了？」許老師頓了一下，看了我一眼，神情有些黯然地說：「永遠不上了！」
多少年以後回想起這一幕，他當時的眼神、口吻，我都歷歷在目！許老師興許是可憐我的少不更事，又不能明講，才這麼說。我們哪裏想得到這些，立刻「啊……」歡呼了起來。別的同學或許想的只是不上課可以玩兒了，對於我，還包含着解除了留級的危機！啊，我解放了！
「文革」前小學升初中，也是考試入學，能升入一中的，都是原來小學的尖子生。但進入中學後還是產生了分化，像我，就沒從新鮮勁兒里轉出來：上課根本不認真聽講，老琢磨着玩兒的事，學習很快就落下了。最差的是英語，幾乎沒背過幾個單詞，到後來，上英語課幾乎像聽天書，老師和同學讀課文，我根本不知所云。再就是代數，就感覺有越來越多的題不會做了，下學期期中考試，竟得了59分，不及格。老師批評我，反認為是老師跟我過不去，就乾脆琢磨起怎麼對付他，絕對屬於班裏的「瑣矣（調皮、搗蛋）孩子」。
一次上代數課，教代數的班主任許老師提問，我忽發奇想，想捉弄一下許老師，於是舉手。許老師看到我舉手，以為我要「學好」了，認真聽講進步了，就叫我回答。我站起來卻質問他為什麼昨天到家中「告狀」（家訪）？立刻把課堂氣氛改變了，我這裏還得意不已。還有一次是下學期開學不久，一個下雪天，天氣陰暗，北風呼嘯，泛巴拉子（雪霰）不停地從屋頂瓦縫裏吹進，班裏同學在上自習，我跑到黑板上畫了兩幅畫，一幅是教室外面下大雪，屋裏下小雪，一幅是外面不下了屋裏還下小雪，又在旁邊寫了「抗議」兩字，這是對老師不與我們「同甘共苦」一起在教室「挨凍」發牢騷。想想不妥，又加了「不敢當」三字，也引起部分同學起鬨。到了春天，許老師看我越發不像話，就組織七八個同學開會幫助我。
先是有女生義憤填膺，控訴我捉弄她們的種種事例，我則滿不在乎，不以為然。這時另一位男生放了「重炮」，提起我畫漫畫的事，說：「劉伯勤『抗議』，抗議的誰呢？就是抗議黨抗議人民政府！」記得當時我嚇了一跳，許老師和批我的女生也愕然了。就在這時，突然地震了（好像是邢台地震的餘震），許老師立刻讓散會，才算是給我解了圍。就這樣，我自己也漸漸感到了「危機」，慢慢在班裏混不下去了。這學期期末考試，教政治的蔣明老師又出了個「怪招」，開卷考試，要大家寫進入中學以後各方面的進步，這下我可作難了。蔣老師教學方式比較特別，她說話詼諧，把一門乏味的課講得有聲有色。她上課，乃至批評我，我都不好意思不聽。這題目下我要是編，肯定會被她戳穿，那樣更沒面子。沒辦法，我只得交了白卷，在試卷上留了一段話，明確說我要麼是當成語文課的作文編造一篇故事，要麼寫不下去，因此我選擇了實話實說，但保證今後改正缺點云云。蔣老師竟然在班上宣讀了我的留言，還表揚了我「誠實」，給了我60分及格。不管怎麼說，到1966年上半年，我已經很難混下去了，成績不是一會兒半會兒能提上來的，況且要驟然轉變，在平常啦到一塊兒（談得攏）的同學眼中又覺得「掉價兒」，可若再不改弦更張，下場必定是降班（留級）。這個時候突然說「永遠」不上課了，搞「文化革命」，那危機就算解除了，所以我心裏高興，所以才歡呼了起來。
批鬥師長
停課以後，大家還是每天到校。黨支部拋出了六個「牛鬼蛇神」，作為批判對象。學校再也不是清靜之地了，高音喇叭震天價響，辦公樓和各教學樓內外全是一層層的標語和大字報，連道路兩邊也拉起了繩子，掛滿了大字報。高年級同學寫的大字報，開大會上台發言，不管是什麼「理」，還能說個道道，我們初一學生，也就是跟着瞎起鬨，胡狗亂（胡鬧），但都在極力表現自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意志，這樣一來，這六位老師就遭了大罪了。
六位老師中有畢德質、鄭世經、孔慶珊、張家璇、辛建嶺，還有教導主任李昌義，每天除了批鬥就是強迫勞動，其間挨打挨罵是經常的。記得一次開批鬥會前，這幾位老師低頭彎腰從辦公樓里魚貫而出，兩邊擠着不少學生，不時有人伸手打過來的老師。看着別的同學動了手，一瞬間我也「心動」了，瞅着謝了頂、被勒令不許戴帽子的李昌義先生過來，照着他頭頂就是一巴掌，接着又朝他後背啐了一口吐沫……所有的老師都一聲不吭，忍受着來自他們學生的毆打、謾罵，屈辱地從人群夾縫中穿過。說實在的，我腦子裏也曾閃過一絲不忍，但周邊的氣氛，以及手打到李主任頭上那略微彈起的「快感」，立刻就把這一絲善念衝掉了。那年月，「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雷鋒語）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過後多少年，我曾無數次回憶起當時一幕，每次都是趕緊強迫自己想別的事情，不敢正視那一刻以打人為快的齷齪念頭。
那時候，隨便哪個學生在校園裏遇見「牛鬼蛇神」，都可以任意呵斥，老師們沒有一點兒尊嚴，斯文掃地。一次，我遇到了畢德質老師，想起聽說《牛鬼蛇神之歌》是他作詞譜曲的事，覺得好玩兒，便喝令他停下唱了一遍才放他走。還有一次，看到畢老師與另外幾位「牛鬼蛇神」排着隊不知到哪裏去，又喝令他們必須邊唱邊走，一直到他們走遠。有哲人曾說過：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可當年哪裏講這些，「親不親階級分」，「好人打壞人，活該！」階級敵人根本不被當作人，可以任人侮辱，沒有誰設身處地想一想，自己願不願這樣被人作踐，願不願家人看到自己被人糟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在我20歲之前，還真沒有聽說過。
1966年盛夏以後，揪鬥對象早已不限於原來黨支部拋出來的幾位「牛鬼蛇神」。「大民主」之下，表面上凡還沒有被認定為敵人的人都可以寫周圍任何人的大字報，揭發任何哪怕道聽途說的「問題」，但任何人第二天也可能就是那個被莫須有的罪名擊倒的人。發生在教我們圖畫的胡熹和老師身上的事，就是一個例子。胡老師是在我們學校教了一輩子美術課的老先生，有同學的父輩都是胡老師的學生。他年長而和氣，永遠是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就這麼一位老先生，突然被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說成是國民黨，且反動透頂，妄想變天復辟，證據就在他的畫中，說是他的畫裏有「反動標語」，打倒誰誰，誰誰萬歲，與我們平常喊的口號正好相反。於是，他的畫被掛滿了校園，要大家從中搜尋罪證。我也曾傻乎乎參與了這事，聲稱從他的一張漫畫中找到了36條「反動標語」！胡老師的漫畫非常簡潔，往往幾筆就勾勒出一幅圖景。可正是這樣簡潔畫中的橫、豎、斜線條，被說成不同字的不同筆畫，被分析為構成這個那個字，進而又組成為一句句口號。36句口號，又不能記（你記到紙上豈不變成了你寫的反動口號！），一會兒就搞混了，也就報個數字。回想起來尤其可笑的是，在我和其他許多同學想像出的反動口號中，竟然有「打倒毛主席」這樣的話。怎麼可能？完全不合乎常識！他既然恨你，怎麼會以職務銜名相稱？！這些個如今看來無比荒誕的事，那時大家卻都深信不疑。仔細考究下來，這做法好像也還不是一中師生的發明。記得那之前不久，有報道北京批判某畫家就曾用過這類構陷手段，我們只是跟風而已。
我校朱琳副校長，是一位資格老卻似乎不受重用的幹部，因而在「文革」初也被拋了出來，可卻抓不到她什麼重要把柄，於是扣個「三反分子」大帽子，一直就是勞改，在風頭最勁的那輪批鬥中，反倒沒遭大罪。1967年春，學校組織在千佛山下果園裏勞動，也就是拔拔草什麼的。我不知動了哪根筋，忽然就有了嘿唬（嚇唬，訓斥）她的想法，走到朱校長跟前，直呼其名：「朱琳，你為什麼反黨？」朱校長說：「我不反黨！」我用當年最無理、最蠻橫、最常見的口吻質問她：「你不反黨，為什麼被揪出來了？！」朱校長轉臉看了我一眼，並沒有停下手裏的活兒，說：「你們還小，不懂，等長大了就明白了。」我覺得她太不拿我當回事兒，朝她吼道：「你不老實！小心點兒！」其實已是色厲內荏了。朱校長頭也沒抬，不卑不亢地說：「我認識你爸爸、媽媽。」真的假的？反正這下輪到我不自在了，誰讓我自討沒趣呢！只得訕訕地走了。多年後回憶起這一段，我想，朱校長說不定還記得這一出呢，這應該是朱校長落難中一段出彩的插曲。
抄同學家
進入8月，整個社會上都亂了，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口上古舊書店門前，在馬路中央堆起了一米多高的線裝書焚燒，過往車輛都得繞着走；大明湖北極閣里的元代泥塑、千佛山上的隋代造像等等，都被砸毀；街頭商鋪的老牌匾全部被砸，有些道路、商場也被改了名；所有綰髻的老太太，幾天時間都剪成了短髮；留長辮的姑娘，也都剪成了短髮或短辮；里弄閭巷時常瀰漫着焦糊味道，那是有人家在偷偷地燒舊書或者怕給自己帶來厄運的物件……就在這時，從北京刮來了抄家風。
開始抄家的是我們「黑字兵」，又被稱為「黑老保」，屬於保守派。「黑字兵」以「紅五類」自居，但還是以所謂「革干」（革命幹部）、「革軍」（革命軍人）子女居多，也最活躍。其標準形象是帶軍便帽，穿一身舊軍裝，外扎軍腰帶，左胳膊上箍着袖章，上面「紅衛兵」三字是黑顏色的，寓意為烈士鮮血寫成。要打人時就解下軍腰帶，掄起來沒頭沒臉地抽。若是皮帶扣朝外，抽到頭上必是血肉模糊。運動初期抄家是以所謂「破四舊」、查抄槍支電台「變天賬」等反動物品名義展開的，對象是被認定為階級敵人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反革命分子，以及歷次運動中被揪出來的人，名堂五花八門。在學校里，抄家對象就是父母屬於這些人的同學。這個標準十分荒唐，比方說地主、富農出身的同學，他們父母最晚也是從新中國成立時就在城市裏謀生的了，卻還得依照祖籍地祖父輩的個人成分確定他們的家庭出身。我們班裏同學這一時期被抄家的至少有四位，我參加了抄張念泉、韓桂英同學家的行動。
張念泉同學的家，完全是由本班同學去抄的。他家並不屬於「黑五類」，只是他父親中學畢業後留校任用，抗戰初隨濟南各中學撤退到四川綿陽編入國立六中，抗戰後返回濟南，分派到某學校教書，算是在舊政權公立機構里工作過，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就憑這一點他家怎麼會被抄的。
[page]自上初中以來，我與張念泉的關係一直不錯，去他家抄家，心裏着實抹不開面子。即使如此，張念泉也沒流露半點兒反抗、不滿的情緒，還得配合着搬家具查看後面或底下藏沒藏東西，有沒有暗洞。我們照着電影《地道戰》裏的情節，拿棍子戳地（聽聲音），敲到他家堂屋，硬說八仙桌下有洞，懷疑底下埋了槍、電台。張念泉說沒有，我們哪裏肯信，就在他家桌子下面挖，挖了有小半米深，自然是什麼也沒挖着，一個個沒勁了，就不了了之了。從張念泉家裏沒抄到任何所謂「反動罪證」，連屬於「四舊」的物件及金銀、存摺也沒有，現金不過五六十元，他家就是一戶再尋常不過的掙工資過日子、「撐不着也餓不死」的普通市民。
韓桂英家住舜井街南段路西一個院落的三間西屋，抄家時她不在，只她母親在家。當天我們在她家也沒抄出什麼東西，就要結束時，一個外班的同學手裏拿的棍子不小心撥拉到了掛在堂屋正中牆上的毛澤東相框。相框掉到地上啪的一聲摔碎了，那個同學當時還有點兒惶恐——戶主再反動，你也不能把他家裏毛主席像砸了啊。他像是掩飾似的，趕緊蹲下，清理碎玻璃，打算把裏面毛主席像取出。就在他把毛主席像往外拿的時候，發現了後面藏的蔣介石相片。
蔣的相片共32張，比現在5吋彩照小些，有戎裝照，也有便服照，碼了4沓，夾在毛主席像與相框背板之間。那時代只是電影裏才有一閃而過的蔣的形象，我們也不真切地清楚蔣的形象，因而也很好奇，擁到一起，都想仔細瞧瞧蔣究竟是什麼模樣。但相片立即被高年級的紅衛兵收走了，說是（反動的東西）不能擴散。不管怎麼說，這下無意當中坐實了，韓桂英家成反革命了，罪大了去了。
韓桂英她母親立時就挨了打，被扇了耳光，拳打腳踢。原本抄家都要結束了，這下大家又來了勁，重新把她家翻了個遍，並且這次就沒個好了，看什麼不順眼，啪嚓就給摔了。我也順着那個思路看別的相框後面有沒有東西，將牆上大概是韓桂英奶奶的一位老太太的相框，一棍子砸下來摔碎了，在相片後面露出來4沓10元面值的現金，數了數一共是200塊，被我們抄走了。韓桂英家院內有一口井，全院住戶都打井裏的水吃。我們問韓桂英母親裏面藏沒藏槍？藏沒藏電台？她母親囁嚅着說沒有。我們自然是不信，卻也根本不用腦子想想，槍支電台泡在水裏算個什麼保存法！找了長竹竿往井底扒拉，院裏其他住戶也不敢多說話，任由我們折騰。可除了一隻掉了底的鐵筲（水桶），什麼也沒撈上來，最後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抄家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一直以炫耀的口吻跟別人吹噓這段「傳奇」，雖然「首功」不是我的，但我抄出了200塊錢，是「第二大功」！若干年後，我才意識到，這是我「文革」中乾的最缺德的一件事。
前是濟南明湖照相館經理，據說新中國成立前這照相館就是她家開的。抄家後我還專門去明湖照相館看過。明湖照相館是泉城路（「文革」前稱院西大街）上一處門頭平房，約有四五十平方米，分為營業和拍照兩個區間，用拉簾隔開，還有一個裏間做暗室，不知有多大。工作人員不過七八人。想來新中國成立之前韓桂英父親經營時，頂多僱用兩三個幫手，也許就帶一個徒弟，這情形擱現在也就算個個體經營者。她家存的蔣介石照片，估計是當年給客戶洗印照片富餘，出於職業便利而留存的。這與有現行行為的犯罪是不同的，按照《刑法》是無罪的，即使按當年惡法「公安六條」（1967年1月頒佈）來衡量，僅僅「保存蔣介石照片」，也不能構成反革命罪。還有，「文革」初像韓桂英父親這樣老職工工資頂多五六十塊，要負擔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時大多數家庭都屬於現在所說的「月光族」，往往沒到下月發工資就沒錢了。200塊相當於他三四個月的收入，也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存款。當年一輛自行車一百五六十塊，不是多數家庭所能擁有，條件略好家庭一個月存個3塊、5塊，要攢幾年才能買得起。200塊錢就這樣被沒收了，畢生的積蓄被全部剝奪，我真不敢想像後來她家的日子是怎麼度過的。被抄家後，我沒見韓桂英再去過學校，因為去學校她抬不起頭。後來我們班拍的畢業照，也沒有她。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捉弄高鄰
惡作劇本是孩童頑皮的特徵，歷朝歷代任何國家地區的孩子都可能做得出來，但是，在特定歷史時段對特定人群實施惡作劇，就沒有那麼簡單了。欺侮不能還手的弱者，體現的是人性之惡。「文革」時我家住的山東省政協大院內，有許多民主人士，「文革」初他們遭了難，而我又在此時捉弄他們，加重了他們及家屬的困厄。
周志俊先生是著名愛國民族工商業者、實業家，曾擔任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文革」初他家被抄後，臥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報紙。我曾好幾個夜晚與夥伴一起，用縫紉機線軸綁上皮筋做彈弓，劈開冰糕（竹）棍一端，夾着小鞭炮作箭，穿在線軸孔中，點燃後捅破報紙射進去，使他和家人在沉睡中受到驚嚇，我們則樂不可支。
還有一位宋文田先生，是留美碩士、著名水利學家，為山東人民，乃至河南、陝西、四川人民治河修橋，興利避害，幹了不少好事。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山東省水利廳廳長，1957年被打成右派，改任省政協常委。我曾多次與夥伴夜晚潛入他家門前葡萄架下偷葡萄，偷吃之後扒他的窗戶往裏偷看，往往見他還在枱燈下看厚厚的英文書，嘴巴翕張不已，喃喃作聲。我們把臉緊貼到窗玻璃上扮怪相，然後敲玻璃。宋文田先生系老知識分子，看書非常專注，這樣下意識地回身一看不免嚇一大跳，我們則壞笑着跑掉。宋文田先生對人，尤其是大院裏的孩子非常和善，我們卻這麼捉弄他，實在是作孽！
杜大中先生原是國民黨軍少將，後隨軍起義，「文革」前任省政協常委。那時住的是平房，家家門口一側檐下都接有一間一面坡的小房作廚房，這廚房沒有門，敞開的。一天半夜裏，我與夥伴悄悄潛入杜大中先生家廚房，將油、鹽、醬、醋等全和在一個盆里，讓他家沒法再用，只得倒掉。這個瞎包事（壞事）的「主謀」和「主犯」，都是我。第二天，杜大中先生的夫人不知怎麼猜到是我乾的，找到我母親告狀，我還擰着脖子死犟，不肯承認。
在「文革」初，人性扭曲變得正常。居於社會統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紅衛兵和紅五類子女——心理猙獰的一面被激發了出來，以欺壓、折磨人為業、為樂；居於社會被統治地位的一部分人——包括被打倒的幹部、知識分子、民主人士等統戰對象和黑五類子女——只得在高壓下就範，對於暴力殘害束手就擒，逆來順受。惡性循環的結果必定是罪孽膨脹勃發，惡行習之為常。就我個人而言，可能還有已不能刺激我記憶神經的瞎包事尚未交代懺悔，每憶及此，則不勝惶恐！
罕見的抗爭者
「文革」中山東省政協機關造反派打人是非常普遍而又厲害的，據說是上至廳局級幹部，下至公務員（那時機關公務員屬於勤務工人），無不動手，出手必狠，凡經批鬥者無人能倖免，以至於一位副秘書長先是造反，也參與打人，以後自己被揪出，自知活罪難熬，夫婦倆一起上吊自殺。還有一位處長，被誣為「叛徒」，不堪毒打，也上吊自盡了。但也有人在殘酷批鬥中不屈服，不自污，他們的表現或機智或堅強，在黑暗的日子裏透露出光亮，傳遞了希望，令人欽佩！
揪鬥1926年入黨、時年已70歲的山東省政協副主席邵德孚先生後，造反派用高音喇叭廣播了批鬥紀實，其中邵德孚先生的「×××（是一位也已年過70的黨員駐會常委，後來也被揪出批鬥，並遭毆打）你打呀！你打呀！」之語，是他們為批邵德孚先生「不老實」而引用，卻使得邵德孚先生面對強暴頑強抗爭的形象隱然可見。
章培先生是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先生的長兄，抗戰後曾任陸軍大學機甲戰術系中將主任兼第四期將官班主任。1927年他任浙江省省防軍第六團團長期間，放走了列入逮捕名單的弟弟章秋陽等12名共產黨員，其中有周恩來（又一說為陳雲）。1949年章培先生參與籌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任戰史組長、裝甲教授研究會第一副主任。一次周恩來參加學校活動時認出了他，主動跟他打招呼，當眾對他當年救命之恩致謝，這令章培先生十分感動。1958年章培先生被打成了右派，後任山東省政協常委。1967年初夏，政協機關造反派鬥起了他，且做法極其野蠻。一天傍晚，在機關後院高台南面，我們正在玩耍，四五個造反派不知為何喝住了正欲回家的章培先生，沒說幾句話就開始了暴打。有人啪啪啪啪，連續正反抽他耳光，只見他胸膛挺直，紋絲不動，一聲不吭，頭被抽打得來回擺動。接着又有人從後面猛地一腳踹在他小腿上，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狠狠地栽倒在地，但立即又爬了起來，筆直地挺立着，任由造反派繼續暴打，沒有呻吟，更不求饒……
雖然此前我動手打過老師，也見識過不少紅衛兵打人的場面，但像這樣毒打老人的情景卻還是頭一次見。章培先生那年已經74歲，遭一幫正值青壯年，受黨派遣做統戰工作的黨員幹部當眾暴打，令圍觀的我們看得心驚肉跳，沒有一個人敢出聲。時間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了，我相信，當年在場的孩子中仍會有人清晰記得這一幕的。章培先生的氣概，那個時代只有電影、小說共產黨員受刑上法場才有，而國民黨無不是貪生怕死的樣子，可我們卻親眼見到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被一幫人毒打也如此堅貞不屈，與我們頭腦里固有的認識全不相同，故而印象深刻。
這次暴打之後，曾聽得一造反派悻悻地說：章培給周總理寫了信，周總理打電話給濟南軍區司令楊得志，楊得志派人找了來，不讓打他了云云。據說，章培先生給周的信中寫道：「我不求你們像我當年對你們那樣。我已是70多歲的人了，只請你們按照你們的俘虜政策對我！」不卑不亢，義正詞嚴，不是討饒，更像是斥責。即使這樣，沒過多久，章培先生還是又被當眾痛打過一次。
年少不懂事的紅衛兵
反思與懺悔
大約是在1966年8月，社會上流行起一副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完全顛覆了以前公開宣傳的「有成分論，但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從我個人來講，感覺不過是把以前只做不說的事情公開化了。早在1964年和1965年，政協大院有兩位國民黨軍隊起義將領的孩子參加高考，都落榜了，被分配到青海支邊和郊區農村插隊，政協機關還曾分別為他倆開過歡送會。還記得會上他們不情願又無奈的表情，難以掩飾，勉強擠出來的笑容是那麼不自然。院裏大孩子告訴我，他們「出身不好，考得再好也沒用！」所以血統論對聯，對於我這個沒有多少知識又自以為站在真理一邊，頭腦發熱血脈僨張的毛孩子，就不能不像打了雞血似的狂躁，渴望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建功立業」。看着相熟相好的同學受難，我也曾心有不忍，也曾心裏不柱壯（不踏實），卻又隨即暗自慶幸自己不是生在他們那樣的家庭！接下來不管我們紅衛兵怎麼胡作非為，打人、抄家、燒書、砸文物，等等，中央對我們都是支持的，儘管《十六條》有「要文鬥不要武鬥」的說法，但各級黨政、公檢法對於打人打死人的事當場不制止過後不追究，那還不是縱容？更像是支持和慫恿嘛！是不是出於我們的父輩不便出面而由我們出手的策略考慮？這就不容我們再懷疑，相反，我還曾為自己的「不堅定」、「資產階級人性論」暗暗羞愧。因而那個階段，儘管壞事做到熟人那裏會有抹不開面子的感覺，但有了第一次以後，第二次、第三次，臉一黑就過去了，我沒往深里想過，也不認為自己做得不對。
到了1966年十一前後，我母親也被打倒了。那時她在濟南市歷下區一所民辦半工半讀中學當校長，每天要到學校接受批判，皮肉之苦自然在所難免，但是我們家還算沒遭大變故。到了年底，一天我從北京串聯回來，一進大院，就見滿院標語大字報，一直到我家門口，全是我父親的，指我父親是「叛徒」，我一下子就懵了。不久，我們家就被政協機關的造反派抄了。新中國成立後黨對於幹部的「歷史問題」格外看重，在白區工作曾被捕的同志、作戰被俘的同志，都需要自證清白，凡不能者，幾無不受懷疑的。對被捕被俘者以道德高標衡量，使得這部分同志往往有口難辯。因此，黨內鬥爭中「歷史問題」一直是一把利器，掌握它的一方用以制人，如同抓住了對手小辮子，無往而不勝。我父親被打倒了，且無翻身之可能，我們家變成「反動」的了，由「自來紅」到「自來黑」，我也成了「狗崽子」。
開始我對這場變故接受不了，曾連續在家躲了幾天不出門，不願見人。之後我想，不管怎麼說我父親這種情況還得算黨內矛盾，與政協大院內及社會上涉及「國民黨反動派地主富農資本家」之類的固有敵人不同，我與他們子女也還是有區別的，因而我沒有必要太自卑。有了這種想法，我盡力讓自己表現如常，有時甚至還更誇張一些。但是很快就發現這不過是自欺欺人加自作多情——隨着我父親的「被揭露」，我已經被劃入另冊了，我與曾經被我欺負過的「黑五類」同學其實是同類人！於是我轉而慨嘆黨的「出身不由己，重在個人政治表現」的政策落實出了問題。繼而又覺得自己施害「同類」的行為被看了笑話，我開始——也只是為此——感到了羞愧。
1971年「9·13」後，個人崇拜的神話破滅，禁錮人們思想的枷鎖很自然地鬆動了。這時我已成年，經過了上山下鄉又回城當了工人，與許多人一樣，對自身經歷和國家發生的事有了自己的想法，已經不再認可關於「文革」、「階級政策」等等宣傳了，在內心深處，對於人為以階級劃限，確定遠近親疏，製造並任意擴大賤民階層（黑×類）的政策深感厭惡，我已能夠確認「文革」初參與的對同學、師長、鄰里的惡行是完全錯誤的。但是，懺悔只在心中，我還是沒有勇氣把話明確地說出來，向他們當面道歉。
北師大女附中的幾位「老三屆」學生給文革中遇難的卞校長雕塑鞠躬默哀。(左二：劉進；左三：宋彬彬）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中央的政策是徹底否定「文革」，但許多問題尚沒有搞清，社會對「徹底否定」也遠未達成共識。例如，許多「文革」初期施害，後來也曾受害的人，往往僅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或被示於人，比如當初的老紅衛兵（濟南的「黑字兵」），其實就是「文革」打砸搶的始作俑者，但在清理「三種人」階段卻被剔除在外。這不符合真相，仍然是歪曲的歷史。對於「文革」中那些純粹的受害者——例如我的經歷中那些師長、同學、高鄰——而言，這比往他們傷口上撒鹽好不了多少。再如所謂「不糾纏歷史舊賬」、「（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的提法，如果是受害者在得到真誠道歉後發自內心的回應，那才是值得肯定的；假使加害方對受害者沒有實質性的撫慰，反而提出這樣的要求，那麼對他們無疑是又一次刺激，和解的指望除了變成奢望還會是什麼？又如以動機論來開脫髮動「文革」的罪責，似乎也被不少我們這類曾加害於人的紅衛兵借用，自我麻痹，諱疾忌醫，甚而以攻為守，反過來質疑真相探討者的動機。其實動機論不僅是「文革」的一個思想根源及理論依據，也曾是「文革」整人的技術手段——對不合己意的言論斥之以「別有用心」、「動機不純」，再對言者論者加以迫害。值得慶幸的是我的思想沒有被這些東西統一，我用自己的腦子想了幾回問題。雖然「文革」是一個太大的課題，不是我的研究領域更非我個人能力所及，但作為經歷者，在過了快半個世紀以後，面對後輩的追問和良心的拷問，我沒有勇氣裝沒事人似的泛泛斥責「文革」，閃爍其詞也不過是自欺欺人，我必須面對，必須就自己的罪錯向受害者道歉，向逝者在天之靈懺悔。
我曾經向張念泉等同班同學當面道過歉。雖然曾受過我的傷害，雖然「文革」改變了他們人生進程的應有軌跡，雖然他們有足夠的理由怨恨我以及當時的社會，但他們無一不轉而安慰我，反倒勸我應該歷史地認識和對待「文革」中的自己。我感覺到了人性的差距。如果不公開地向其他曾遭我傷害，且已逝去、不能面見的同學、師長、高鄰懺悔，就無異於對他們家人親屬繼續隱瞞，我就無以感謝那些善良的同學的寬宏大量，更無以拯救自己的靈魂。我深知遲來的道歉並不能折抵加於他們的傷害，但我仍然冀望他們在天之靈及其家人親屬感受到些許慰藉！
衷心祈願「文革」歷史不再輪迴，我們的後代永不重複我們的童年，人人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