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的鄧小平》是台灣年輕研究者，現任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鍾延麟花了八年時間研究而成的學術專著，曾榮獲台中研院第四屆「人文社科專書獎」，「被評者以為是近年最有份量及影響力的中共研究論著」。該書起源於一個簡單的疑問：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大躍進期間在做什麽？我們熟悉早年的革命者鄧小平，熟悉晚年的改革者鄧小平，但對於他文革前十年間（1956-1966年）的歷史，官方卻始終語焉不詳。在八年的研究之中，他發現鄧在文革前十年間一系列激進運動中的角色遠比我們想像得重要，歸結為一句話，就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鄧」。以下是該書的緒論《鄧小平研究中模糊的「副帥」時期》：
鄧小平（右一）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其所站的位置頗能說明一些問題（圖源：VCG）
1959年4月初，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七中全會。在4月5日的閉幕會議上，中共最高決策機關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全數到齊，坐在會場主席台上：黨主席毛澤東位居正中，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說，五位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以及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分坐兩旁。台下是全體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對於最高領導人的講話，與會高幹無不正襟危坐、洗耳恭聽。
出乎眾人意料之外，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兩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我向你們要求這個權力，要你們通過。中央常委七個人，書記處十二個人，十幾人集中領導。但要掛帥，沒元帥怎麼行？我姓毛，毛遂自薦，我要掛帥，六億六千萬人，一千三百萬黨員，不掛帥不行。他緊接着又說：
「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這是唐朝人的兩句詩，好像是《太平廣記》上的，要當秦始皇，當秦始皇就要辦事，先在常委、書記處討論，我和鄧小平掛帥。鄧小平你掛了沒有？你敢不敢？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也是常委會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不過你還是相當硬的，中央委員會那麼多人怎麼找到鄧小平呢？還是我找為好。[0-1]毛澤東本來就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他自己說要「掛正帥」，眾人不會不同意。解放軍元帥彭德懷個性魯莽、口無遮攔地對毛說：「你不早就掛帥了嗎？」說出其他人心中的疑惑。[0-2]彭德懷沒有多想的是，此次全會決定毛澤東不再連任國家主席，改由劉少奇接任。儘管這個決定的起因是毛澤東自己想擺脫官場上送往迎來的繁文縟節，毛在劉少奇確定出任國家主席之後自稱「大元帥」，可能是要提醒大家：他不是國家主席，卻還是黨主席--真正當家、掌權的人。
當毛澤東講要鄧小平「掛副帥，為副總司令」時，滿座除疑惑之外，更感到震驚。毛擺明鄧小平就是他親自挑選的「副帥」，而一句「我向你們要求這個權力，要你們通過」，語氣之強硬顯得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若仔細推敲毛的話，其中還有一層意思：他就是鄧小平「副帥」最大、最硬的後台，既然有此「靠山」，鄧小平就應要勇於任事、無所顧忌；毛同時也警告他人，對此不要有所異議，在鄧掛「副帥」行事時更不要干擾其工作。
據聞出身綠林、頗有江湖習氣的另一名元帥賀龍在聽完毛講話後，暗中詢問朱德：鄧小平是「副帥」，劉少奇的位置要怎麼擺？[0-3]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回憶此事時也說：「這樣劉少奇擺到哪兒去」，「開完會回來，大家都議論，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呵，當然誰也不好去問」。[0-4]
對毛澤東要鄧小平而非劉少奇「掛副帥」的說法，中共要人議論紛紛，不是沒有理由的。在中共中央還待在陝北延安、沒有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劉少奇就一直被視為毛澤東最重要的政治副手，而劉在此次中央全會上又被提名接替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其作為毛的接班人的態勢更是明顯。但是毛澤東突然越過劉少奇，點名鄧小平當他的「副帥」，教人不吃驚也難。毛澤東此舉雖不至於有後來人揣測的「包含了要把劉少奇同志作為接班人撤下來的意思」，[0-5]但有可能他是拉抬鄧小平以向劉少奇示警，使劉不要自以為在繼承大位的問題上，已勝券在握、成為定局。亦即劉還須如同既往地對毛戒慎疑懼、小心聽命，否則在接班問題上，難保未來不會「半路殺出程咬金」，被鄧小平取而代之。這並非隨意猜測，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最會揣摩毛澤東心意，聽到毛對鄧小平「封帥」後，就認定毛有視鄧為接班人的意思，從此便開始將鄧「當作黨的接班人來尊重和信任」。[0-6]
引人進一步好奇的是，毛澤東在劉少奇之外另有四位副主席，但他為甚麼「賜封」鄧小平為「副帥」時，不順便提他們幾個人的名字一起共享「封號」呢？他選封鄧小平為「副帥」，是否為即興之作，抑或經過深思熟慮？事實上，從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人事佈局上，即可見毛澤東早有安排鄧小平成為他左臂右膀，甚至是自己未來接班人的構想。
中共自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全國政權後，歷經七年的經略，在1956年宣告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變革經濟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開始邁步進入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年9月，遂舉行「八大」，除公佈全黨的新方向與新任務外，也對高層的組織和人事進行調整。
在中共召開「八大」之前，中央書記處實際上是最高的權力機構，集決策權與執行權於一體。然而，中共「八大」將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開：一方面成立六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職司決策大權；另一方面則設置一個新的十人中央書記處，負責統籌執行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所作的決策並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人事配置上，鄧小平既是政治局常委，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一起與聞黨國大計（林彪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才被增選為副主席與政治局常委），也獲任新設的中央總書記，領導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成敗總責。毛澤東要鄧小平同時肩負決策與執行大權，其意圖就是要鄧單獨負責推動新政策與運動。
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如何建設中國的問題上，想從蘇聯經驗之外，另覓較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途徑，而這種政治實驗在中共「八大」以後全方位展開。毛在實行方式上，仍沿用延安經驗，特別是以政治運動（整風）的方式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並調動黨員與群眾的積極性。為了提升中共的統治能力並齊一思想，以便更好地領導全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57年春毛澤東在黨政領域發動了一場以改善黨風、除弊革新為內容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採取鼓勵人民（特別是黨外人士）對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的方式，到中間展開「反右派」運動，在黨內、外獵捕政治異己。整風的矛頭在1958年漸次地擴延至其他領域：在經濟領域中，對中共建政以來仿蘇實行的經濟體制與方法進行批判，特別是反對首重穩步、均衡發展的「反冒進」政策，進而推出講求高速、多產的「大躍進」運動。同時又在軍事領域中，展開「反教條主義」，檢討、批判中共解放軍學習蘇聯軍隊經驗過程中，不顧自身國情與經驗的現象。在外交領域中，隨着中共在內政中更旗幟鮮明地尋求和採行有別於蘇聯的發展模式，以致於中蘇雙方對國際事務主張愈益浮出歧異，中共在對外關係上更敢於提出自我的看法與立場。
在鄧小平於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被毛澤東封為「副帥」的前一年，中共已宣告成功結束整風、「反右派」運動；在軍中進行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也在相關犯錯人士遭到高聲批鬥後，進入運動收尾與組織處理的階段。「大躍進」運動經過1958年最後一季的全國上下用命，業已度過第一波高潮；如何調整經濟計劃、實現連續第二年的經濟飛躍成長，則是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召開的一個重要宗旨。鄧小平因所任職位之故，對於以上接二連三出爐的政策與運動，皆參與相關決策並領導執行。毛澤東在1959年賜贈鄧小平「副帥」榮銜，也實是對後者的一種欣賞與鼓勵，包括：對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以來的工作表現，予以高度肯定與嘉獎；對鄧在中共「八大」後黨內的突出權位（其在「大躍進」初期又增添經濟管理大權），作進一步的確認，讓之更實至名歸，並對他賡續寄予厚望。
鄧小平在擔任中央總書記一職期間（1956年至1966年，也常被通稱為「文革」前十年）究竟扮演了甚麼政治角色，究竟發揮了甚麼政治作用，特別是作為「副帥」，他如何將「主帥」毛澤東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圖與倡議付諸實踐？他有多大的權衡餘地？對於政策的實際結果又能產生多大的影響？他又何以從受毛寵信、重用的「副帥」到「文革」初變成毛要打倒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0-7]
關於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中央總書記任內經歷和作為的研究，中國大陸學者一貫依循「揚長避短」的模式處理，也就是刻意突出鄧小平政績斐然的一面，例如：對石油開發戰略的正確指示、在「三年困難時期」的力挽狂瀾、為規劃「三線」建設的西行探勘等等。但對鄧小平引人非議的一面，則諱莫如深、不敢正視，例如：對鄧在整風、「反右派」的涉入情形，不是顧左右而言他，[0-8]就是根本未置一詞；[0-9]對鄧與軍隊「反教條主義」的關係，只強調他後來對此事翻案的功勞，卻從未細談他當年如何鑄成此案；[0-10]對鄧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歷史，試圖加以掩蓋、甚至蓄意誤導；[0-11]對鄧在中蘇關係中的作為，未見全盤的耙梳和超越愛國主義的解釋，對他參與輸出革命的情況，更是置若罔聞。[0-12]這主要肇因於鄧小平晚年推動經濟改革，被中共官方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與評價。出於「為尊者諱」的需要，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涉及敏感的歷史，就成為中國大陸學術研究的禁區，不容許實事求是的探討。
西方學者沒有政治忌諱，對「文革」前十年的鄧小平，可以暢所欲言。他們雖能碰觸中國大陸同行須得迴避的歷史議題如整風、「反右派」和「大躍進」，但因資料有限，也只能作一概況性的描述和判斷，而無法詳細鋪陳和細密佐證，所以存在「有粗無細」的問題。[0-13]令人覺得空泛抽象、隔靴搔癢。至於鄧小平當時對中共對外關係與軍隊事務的角色與影響力問題，西方學者也有對前者認識不夠、開發不足，[0-14]對後者嚴重低估、欠缺深究的缺點。[0-15]
本書的目的是力求矯正並超越中國大陸出版物偏於評功擺好、海外相關着作流於點到為止的兩大缺憾，對鄧小平中央總書記任內的歷史，加以持平的呈現與進行深度的刻劃。希望如此可有助於還原、恢復鄧小平在此一時期真正的歷史原貌。
以鄧小平當時的重要職位與所處的關鍵地位，本書重建、研究其個人相關歷史，還有益重新檢視與認識他置身其中、擔任要角的「文革」前一系列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重大政治決策、運動與事件，以及他所經手操作的中共政治體制（包括：中央書記處制度，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黨政、黨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另外，鄧小平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參與國策長達十年之久，累積了黨內鮮有人可企及的豐富的執政正反經驗，對之加以了解，亦可對鄧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主要施政作為的歷史溯源有所裨益。
在研究途徑與方法上，本書採取「歷史研究途徑」；[0-16]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資料分析與歷史研究分析。[0-17]在本書使用的文獻資料方面：集中收藏鄧小平原始檔案的中共的中央檔案館，作者雖然無法一窺堂奧，但經由其他的檔案館與管道，也有些斬獲；揭發、暴露鄧小平政治錯誤的「文革」批判材料中，也有許多對本書研究有用的內容與資訊。[0-18]本書得利於近年來問世的大量中共歷史材料，包括：中共要人的年譜（特別是官方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日記（幫助最大的是當時常與鄧小平共事的楊尚昆所寫的日記）、文選、回憶錄、傳記，中共重要報刊與內部讀物（如高幹方能獲閱的《內部參考》），研究專着與論文、網路資料等。本書也使用國外收集的鄧當時對外往來的談話紀錄，冷戰期間「自由民主陣營」（包括：台灣、美國、英國）針對鄧個人與中共政情的情資報告，以及能披露鄧的視察情形與政策後果的地方志。
本書也使用訪談資料，[0-19]作為文獻資料之外的重要補充。[0-20]訪談對象除了少數曾與鄧小平有過直接接觸經驗者，最主要的是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與當代中國史的專家，尤其是官方治史機構的學者，他們有特別的機會訪談中共要人與查閱檔案，經其轉述或介紹，對本書的研究有重要的輔助作用。
最後，對本書的內容安排進行簡要的說明。
本書乃以作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0-21]在寫作博士論文之前與期間，部分內容曾以期刊論文的形式發表。[0-22]然而，由於作者在博士後研究期間的持續研究與追蹤，與本身對問題認識的深化，再加上有關重要資料的陸續面世與對之的搜集整理，本書對相關主題的探討，在涵蓋的時間範圍與議題上，多有擴增；在內容論證與分析上，也大有作進一步的改寫與充實。[0-23]
本書的時間斷限，是從1956年中共「八大」鄧小平出任中央總書記至1966年「文革」爆發他失勢為止，亦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年」。然而，本書並無打算鉅細靡遺地討論鄧小平在此一時期的所有作為。對於官方大肆宣揚的鄧在「文革」前十年的業績，本書只擇要論及，以免重複討論。本書欲集中探討的是爭議性較高、但仍未充分而深入研究的重大議題，包括：鄧小平如何組織與運作黨務、指揮整風與「反右派」運動、領導軍內「反教條」、推動經濟「大躍進」，以及處理黨際外交和輸出革命。事實上，本書認為唯有儘可能地解答前述提出的議題，方能更完整而非片段地重新認識那些向來為中共津津樂道的鄧小平相關事跡，進而在更全面的基礎上評估鄧在「文革」前十年中共政經發展中的角色和分量，並得以較確切地追蹤這時期的政治經驗對他之後「改革開放」政策所產生的具體影響。
本書的章節架構，除此緒論外，第一章探討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的原因和角色。鄧小平早期的政治經歷為何？他何以能「搏扶搖而直上」，雀屏中選中央總書記的要職？中央總書記與其所領銜的中央書記處，在中共黨機器的組織和運作中佔有何種地位和作用？鄧小平從中具有多大的政治權限與空間？這些是本章所欲解答的問題。
第二章探討鄧小平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和活動。此一政治運動不但使得數十萬的敢言之士遭到政治迫害，更導致政治言路的長期閉塞，進一步地加劇中共統治「一言堂」的局面。然而，多年後，中共官方和鄧小平本人仍一直堅持其正確性與必要性，並強調其中若有不當之處，也僅是將之「擴大化」，也就是波及人數太多、處分稍嫌過重的問題。這章將探討在「整風」到「反右派」的轉折前後和運動後來流於擴大的問題上，鄧小平擔負何種角色、介入程度為何等問題。
第三章討論鄧小平在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和活動。「反教條主義」是中共在軍事領域嘗試走出自我發展道路的重要舉措，但是其後果卻是弊遠大於利：除了部分將領遭到不公的批判，更遲緩了中共軍隊現代化的發展。鄧小平後來回顧此事也不得不認為是一個錯誤。本章將聚焦於鄧在這場軍隊整風中的相關角色和作為。
第四章與第五章探討鄧小平在為時三年的「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和活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可說是中共在經濟領域所進行的大膽創舉，其實施的直接結果竟是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飢餓致死，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造成巨大破壞，甚至引發中共高層內部分歧的政治效應。對「大躍進」運動，鄧小平晚年嘗言其當時沒有反對、頭腦也發熱，然卻鮮少有細節的描述，以致模糊不清。這兩章關注的焦點在於：鄧小平在運動期間的具體角色和實際作為，以明確他與此一運動的關係和應負責任。
第六章討論鄧小平在中共黨對黨外交中之角色。從1956年起，中共與蘇共之間開始出現嫌隙，其後爭執升高，更擴及雙邊國家關係，最後演變成彼此劍拔弩張的局面。這也是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愈加獨樹一幟的主要國際背景。鄧小平在中蘇關係惡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是本章所欲探討的問題。另外，東南亞緊鄰中國大陸，乃是中共較能發揮政治影響力的區域，也是中共推動黨際外交的重點地區。鄧小平在處理相關關係時主要從事哪些活動？如何配合當時中共對蘇共外交的需要？
第七章討論鄧小平在「大躍進」後的國內政治中緊跟不上毛澤東的情形。為因應「大躍進」運動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中共進行政策調整以緩解嚴峻的經濟情勢。與此同時，中共高層內部的緊繃關係和政策歧異徒增不減，更在之後防止黨國變質退化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三五」）的規劃問題上表面化。在此階段，鄧小平何以逐漸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伊始即被迫交權的問題，是本章討論的重心。
最後一章是結論。其內容包括：一、扼要評述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的政治角色與作為。二、鄧在「文革」前的相關政治經歷，為其個人後來的政治生涯帶來的政治資產。三、中央總書記時期的經驗對鄧在「改革開放」時期施政方針之影響。
注釋
[0-1]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下卷，頁465-466。
[0-2]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36。
[0-3]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A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8年4月）
[0-4]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頁36。
[0-5]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頁4。
[0-6]東夫：〈李井泉和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載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香港：田園書屋，2009），上冊，頁337。
[0-7]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回顧中共歷史時表示：「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227。
[0-8]比如：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35-41。其〈鄧小平與1957年反右派鬥爭〉一章中，竟鮮有關於鄧小平個人言行的記載，完全看不出鄧在運動中任何的實質角色和具體作用。
[0-9]介紹鄧小平對中共重要歷史的參與角色的專書如：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竟無探討鄧與1957年整風、「反右派」的關係。此外，另一專着：閻潤魚：《共和國歷史上的鄧小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87。其敘及「反右派」也僅是三言兩語，根本未提到鄧小平。
[0-10]具體的例子可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辦公室：〈一項提挈全軍的重要決策〉，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冊，頁509-519。
[0-11]例如：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頁161。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頁51-5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圖文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4），中卷，頁20-21。蘇台仁主編：《鄧小平生平紀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62-463。張湛彬、劉傑輝、張國華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頁77-78。他們千篇一律地強調：鄧小平對「大躍進」的出台，「本來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暗示他對「大躍進」持保留態度，只是被動回應；對「大躍進」的開展，鄧僅消極參與，採取「沉默」方式進行「抵制」。僅有極少數的着作持以不同的看法如：李健：《鄧小平三進三出中南海》（北京：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頁49。其表示：至少在1958年期間，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對具體情形卻無進一步地討論。
[0-12]這方面的例子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鄧小平同志對黨的對外工作的重大貢獻〉，載《回憶鄧小平》，中冊，頁21-50。潘敬國主編：《共和國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1-26。邵維正主編：《鄧小平百年百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頁243-249。呂書正：《解讀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84-199。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頁179-191。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頁86-96。蘇台仁主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頁499-509。閻潤魚：《共和國歷史上的鄧小平》，頁72-78。
[0-13]例如：在古德曼（David S.G.Goodman）、尤里·佛蘭茲（Uli Franz）各自所寫的鄧小平傳記，白魯恂（Lucian W.Pye）、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和懷默霆（Martin King Whyte）以鄧小平為題的論文中，都提及鄧在「反右派」中的重要角色；在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和泰偉斯（Frederick C.Teiwes）、孫萬國（Warren Sun）各自以「大躍進」為主題的專着中，皆提到鄧小平對「大躍進」的狂熱與在執行運動上的關鍵角色。但他們對鄧小平在相關運動中的具體表現與實際活動，卻沒有足夠明確的說明。傅高義（Ezra F.Vogel）所着的鄧小平傳記，時間上主要集中在「文革」中鄧小平被下放江西以後到整個鄧主政時期，對於「文革」前十年的鄧小平，着墨甚少，而且也存在認識有誤的問題，特別是他以「務實的執行者」（practical implementer）形容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用，並根據訪談所得指出：鄧在1959年中即感到有問題，並開始有意不出席要求與會者支持運動繼續進行下去的官方會議。他也指出鄧在1960年起連續兩年在經濟的務實調整上扮演領導的角色。然而，本書將指出：1958年初當毛決定發起「大躍進」時，他大幅擴張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職權，讓之從管黨務進而到監管、綜攬政府事務，統帥中央各部與地方黨委，具體形塑與貫徹執行運動。鄧在肇禍極大的三年「大躍進」中，對運動保有一貫的熱情與信念，有時在構想計劃時甚至比毛還不切實際；鄧一直站在運動的前線，不但沒有閃躲迴避，更將運動硬撐至1960年底。David S.G.Goodman：Deng Xiao 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A Political Bi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4)，pp.57-59.UliFranz，Deng Xiao ping(Bost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pp.147-148.Lucian W.Pye，「An Introductory Profile：Deng Xiao 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The China Quarterly135(September1993)：pp.431，438.David Shambaugh，「Deng Xiao ping：The Politician，」The China Quarterly135(September1993)：p.468.Martin King Whyte，「Deng Xiao ping：The Social Reformer，」The China Quarterly135(September1993)：p.524.Roderick MacFarquhar，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 Great Leap Forward1958-1960(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pp.61，121，166.Frederick C.Teiwes，Warren Sun，China’s Road to Disaster：Mao，Central Politicians，and Provincial Leader s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1955-1959(NewYork：M.E.Sharpe，1999)，pp.111-112，117.Ezra F.Vogel，Deng Xiao ping and the Trans form ation of China(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p.38-43.
[0-14]以邁克·亞忽達（MichaelYahuda）的觀察為例，他只關注鄧小平在「文革」前對中蘇論戰的投入，沒注意鄧同時負責經略中共與其他共黨的關係；他僅單方面留意毛澤東對鄧外交行為的制約，而無思考鄧對毛外交思維的可能反饋。Michael Yahuda，「Deng Xiao ping：The States man，」The China Quarterly135(September1993)：p.552.
[0-15]例如：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在專論鄧小平與中共軍事關係的文章中，引述訪談資料表示，鄧小平在中共建政後到「文革」前這段時期，並非是一個軍事的角色。June Teufel Dreyer，「Deng Xiao ping：The Soldier，」The China Quarterly135(September1993)：p.538.完全忽略了鄧小平一直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職，以及他擔任中央總書記後經常代表黨中央經手處理軍隊事務（包括：「反教條主義」）的史實。
[0-16]此一研究途徑乃以過去歷史為研究對象，選取史料作為分析資料。主在提煉與發現史實，亦即在研究過程中確證事理，並對之賦予命義與解釋。王爾敏：《史學方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38、144-146、166-167。
[0-17]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頁121-128。
[0-18]誠如審稿人所指出的：「文革」材料與資訊存在有實有虛、有待商榷等問題。本書在使用「文革」資料時，力求行以批判性的引用：首先，留意相關材料所具的特定傾向性（為政治批鬥服務）；其次，將其內容所指與其他各類文獻作對比與參照；再次，注重其所述與相關歷史背景、氛圍之間的契合度，並將之對證於基於因果邏輯推論的「理據」。本書也強調，書內倚重「文革」資料所做出的若干論斷，存有可能的局限性，有待日後其他文獻，特別是官方檔案面世後，再行進一步的檢驗以至修正。
[0-19]訪談在中共黨史研究的運用上，屢見不鮮，泰偉斯與孫萬國即善用此法。泰氏曾根據自身經驗，着有一篇專門探討訪談的文章。Frederick C.Teiwes，「Interviews on Party History，」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eds.，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NewYork：M.E.Sharpe，1997)，pp.339-353.
[0-20]由於中共黨史研究的特殊性，關於訪談資料來源的說明問題，目前學界尚無一個統一的規定與範例，甚至在同一着作中，針對訪談對象背景和意願的不同，猶有說明程度不一的情況，本書也有這種情形。為了不造成中國大陸的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本書對多數的中國大陸受訪者分別冠以A、B、C、D？？等代號，另外再註明訪談地點與概略時間。
[0-21]鍾延麟：〈重重帷幕後的總書記：鄧小平與「文革」前的中共政治，1956-1966〉（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總260頁。
[0-22]鍾延麟：〈鄧小平在中蘇關係中的角色與作為（1956-1976）--兼論對「鄧小平研究」之意義〉，《中國大陸研究》，第48卷，第4期（2005年12月），頁85-110。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當代中國研究》，第13卷，第2期（總第93期）（2006年6月），頁94-105。鍾延麟：〈鄧小平在文革前中共與東南亞共黨之關係：角色和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49卷，第3期（2006年9月），頁143-169。鍾延麟：〈1958年鄧小平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77-103。鍾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87-116。
[0-23]針對整風、「反右派」運動，本書增寫運動從1957年夏擴大至各領域後的探討；最後的篇幅與字數較諸早時發表的期刊文章，增達一倍。針對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本書加寫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轉入「反教條主義」後的細部發展；篇幅與字數相較也成倍增加。針對「大躍進」運動，本書的篇幅與字數更多達期刊文章的八至九倍，其中對1958、1959年的運動情形詳加充實外，並新寫了1960年的運動情況。針對黨對黨外交，本書也多予重新整理並增添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