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國版主
「歐洲融合運動」的背景
在所謂的歐洲融合運動最開始時，有兩個特別有影響力的設計者：奧地利人理查德·康登霍維-凱勒奇伯爵（Richard Graf Coudenhove-Kalergi1894-1972）和法國人讓·莫內（Jean Monnet1888-1979）。
一、
在1922年，康登霍維-凱勒奇提出了他的泛歐洲想法（Pan-Europa-Idee），這個想法在其1924年出版的著作中公開。在書中，他宣揚由多個聯邦國家組成的、應由一種新的精神貴族領導的「歐洲合眾國」。同年，他組建了泛歐洲聯盟，為了從組織上去朝目標邁進。這在美國，顯然也同類似的想法吻合。因而，據其本人所說，1924年，在路易·羅斯柴爾德（Louis Rothschild）的促動下，他得到了銀行吸金石馬克斯·瓦爾堡（Max Warburg）「6萬金馬克作為認可這個運動的頭三年」的支持。通過瓦爾堡的舉薦，康登霍維-凱勒奇在美國又跟銀行家保羅·瓦爾堡（Paul Warburg）和伯納德·巴魯克（Bernhard Baruch）會面。（„Ein Leben für Europa「（《為歐洲的生活》），第124-125頁）
在其於1925年出版的書籍„Praktischer Idealismus「（《實際的理想主義》）中，凱勒奇將民主稱作是，在貴族統治)時期與血腥的和新的、打上了猶太思想烙印的精神貴族之間的」悲慘的中間插曲遊戲「。他將現代民主看穿為實際的貴族政治的工具：
」今天，民主是金權政治(plutocracy)的外表：因為民眾對赤裸裸的金權政治不容忍，便給他們名義上的權力，而實際上，權力安穩地在金權政治家的手中。與帝王民主一樣，在共和時期，國家領導人是木偶，由資本家幕後操縱：他們指令政治的方針，通過收買公眾民意來掌控選民，通過生意上的和社會上的關係掌控部長們。......現今的金權政治比昨日的貴族政治更為強大：因為除了是你們的工具和幫手之幫手的國家之外，誰也不凌駕於你們。「（第39頁）
他想入非非的是，通過一種新的精神貴族的貴族政治來替代」金權民主主義「，因而各民族應要被」歐亞--黑人未來人種「來替代（第22、23頁）。
1948年4月，凱勒奇在紐約召集了會議，在會上成立了歐盟美國委員會（American Committee for a United Europe，簡稱ACUE)，委員會會長是美國情報部門頭子、有」野性比爾「（„Wild Bill「）之稱的威廉·多諾萬（William Donovan）和阿蘭·達勒斯（Allan Dulles）。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其他接近政府的集團公司負責其開支。
這個委員會支持歐洲運動。這個運動於1947年7月由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和鄧肯·桑斯（Duncan Sandys）發起，並在1948年5月7--11日在海牙召開了海牙歐洲會議，會議主席是丘吉爾，來自整個歐洲的領導人，以及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觀察家有700多人。此次會議為建立歐洲運動奠定了決定性的基礎。開始草擬歐洲合眾國的憲法，並按照倫敦協議，在1948年建立了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一個由47個國家組成的國際歐洲組織。在這個組織里，凱勒奇又是最有影響力者之一。
ACUE在1960年之前是歐洲運動（50%），以及歐洲聯邦主義者聯盟（UEF）和其下的歐洲青年運動（UEF）（100%）的出資者之一。因而可以影響「歐洲運動」領導人羅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保羅-亨利·斯巴克（Paul-Henri Spaak）和尤賽弗·勒庭根（Józef Retinger）（參見維基百科上的所有證據）。
這些國際最重要的組織是啟動，並將歐洲融合組織發展成現今之歐盟，且將繼續跟隨、支持和促進它的腐植質。舉一個小的例子：2012年，出人意料地將諾貝爾和平獎發給了歐盟，公開說的是因為「促進和平」的歐元，而歐元卻在越來越多的歐盟國家，將絕望的人們趕上街頭，並將各國人民分裂。一位英國批評家認為，歐盟為什麼不再因為卓越的「歐元救助政策」再得一次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獎是怎麼頒發的？諾貝爾委員會主席、挪威人托爾比約恩·亞格蘭（Th. Jagland）同時也是「歐洲委員會」的秘書長，就是說，歐洲委員會是由美國情報部門參與資助的各歐盟促進組織的最大歐洲組織之一，它們相互之間的聯繫緊密到用同一面旗幟和同一首頌歌。這就是說，歐盟多虧了CIA，實際上是自己給自己發了獎。
1946年，溫斯頓·丘吉爾在蘇黎世大學向大學生們所做的一次講演中，就已經要求建立「一種各國聯合起來的歐洲」，即他念了凱樂奇為他所寫的稿子（參見維基百科）。在1947年5月14號，丘吉爾在倫敦的一次演講中，更深入地暴露出拿歐洲怎麼辦的盎格魯美利堅的目標：
"當然，我們不會欺瞞地去追求，作為國際關係中，最終和徹底解決所有問題方式的統一的歐洲。建立一個權威的、最為全能的世界秩序是我們奮鬥的最終目標。如果不建立一個有效的、世界超級政府，並且迅速地有效執政的話，那麼，要和平與人類進步的未來就是黑暗的和無望的。但是，對於最終目標，我們不想跟着錯覺走：沒有統一的歐洲，就不會確保看到世界政府。統一的歐洲是實現這個目標無法迴避的第一步。「（溫斯頓·丘吉爾1974年在紐約的講演）
在此，還能怎樣更短、更委婉地發出在」世界新秩序「的名義下，對」一個世界「追求的聲音，況且，在那些所有的地方，在各國」通過編織得越來越緊密的多邊協議系統中、在各組織相互間聯繫中，而且是每個都用特定的守則確定下來「，都可以讓人發現得到（Manfred Kleine-Hartlage:„Neue Weltordnung「– Zukunftsplan oder Verschwörungstheorie?（《「國際新秩序」-未來的計劃，還是陰謀論？》），第13頁）。這些組織是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北約、國際刑事法庭等等，為了說出至今最主要的組織，那麼還包括歐盟。
二、
第二位最有影響力的設計者是讓·莫內，同凱勒奇相似，在其生活的時期當中，他處於英國和美國的領軍圈子裏。他曾是」超國界合作的發明人和引路人「，以及是」這個星球上（特別是）盎格魯薩克森影響力的核心「（Andreas Bracher: Europa im Amerikanischen Weltsystem（《歐洲在美國的世界系統中》），巴塞爾2001年，第81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據維基百科，他對「西方聯軍的戰爭經濟的物質採購，以及戰爭經濟的物流」進行權威性的協調。1919年，莫內曾在馬賽的法國代表團當中。從1919年到1923年，他曾為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的副秘書長，國際聯盟在馬賽成立，是現今聯合國的前身組織。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他曾在美國的幾個銀行中任領軍主管的職位，自己在紐約也建立了投資銀行，這個銀行也同其他美國的銀行一樣，與希特拉德國有往來。
1938年，如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那樣，他又重新拾起扮演相同的角色：他從事聯軍的備戰工作。1940年，在德國佔領法國之後，「他被丘吉爾派往華盛頓，為了採購軍火。在那兒，他實際上是被納入了，為了贏得戰爭而將機器開動起來的政府，並且是其運作中做關鍵決策者之一，「正如莫內在其自己的回憶錄中所寫（ Bracher：第83頁）。
戰爭之後，歐洲的統一也來自於莫內的決定性行動。建立一個超越國家的部門的計劃出自莫內，即管理和監督西歐鋼鐵工業，也包括德國的鋼鐵工業的部門。這個計劃在1950年以舒曼計劃公佈，但卻是出自莫內之手。這個」歐洲煤炭和鋼鐵聯盟「新組織，是今日歐盟決定性的萌芽。它從一開始就奠定為排在國家之前的組織：帶有執行部門、議會和法院。從1953年到1955年，莫內是其第一任總裁。
1955年，他組建了一部分由CIA出資的「歐洲合眾國行動委員會」（ACUSE）。這個委員會「即便很大程度上不為公眾所知，但是，到1975年被取消時，它是最重要的核心，從那裏推進那些行動，莫內為其制定的方針是：歐洲統一的國家」（Bracher：第84頁）。就這樣，從1950年到六十年代後半期，莫內是「努力實現歐洲統一的真正智囊和政治核心人物」，因而被冠予」歐洲統一之父「以示紀念。（Bracher：第80頁）。
兩個敬佩莫內者是梅里（Merry）和賽日布（Serge）龍貝格爾（Bromberger），在他們的書中„Jean Monnet und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Europa「（《讓·莫內和統一的歐洲》），闡述了莫內的計劃：
」由布魯塞爾歐洲部長議會和斯特拉斯堡歐盟議會監督的、在國家之上的部門，應該逐漸地制定整個歐洲大陸的總體政策。假設這天將要到來的話，那麼各國政府就被迫要承認，融合的歐洲就是完成了的既成事實，不用各國政府去為它奠基，而且它們也沒有任何一點發言權。各國政府剩下要做的所有事情是，將所有各國自治的機構融合為一個唯一的聯邦管理機構，並且宣佈統一的歐洲成立。「
據《焦點》雜誌2010年34期，莫內曾說：
「應將歐洲各國引領到一個超級大國，不用讓各族人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必須要一步步地進行，而且每每都是以經濟為藉口。」
他的同志們和後來者，從來就沒有在眼中失去這個目標，直至今日。
在漢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的回憶中是這樣的，將歐洲融合為一個合眾大國，屬於1989年美國同意德國統一的條件之一。
在莫內精確的路線中還有，像讓-克洛德·榮克登於《明鏡》周刊1999年第52期中的、跟他的歐盟同事們就正確的民主實施方式的說法：
「我們做出什麼決議，之後就在（歐盟）區內放一下，並且等一段時間，看看會怎樣。如果沒有大聲的叫喊和抗議，因為大多數人根本也明白不了到底是什麼決議，那麼我們就繼續做下去，直到再也沒有逆轉的可能。「
歐洲合眾國的目標是歐洲融合運動，也就是從一開始就確定下來的。聯邦憲法法院在其2009年6月30日「里斯本判決」的歷史性概要當中，也明確地表明這點：
「各項努力是朝向建立歐洲合眾國和形成一個歐洲民族。曾想要制定一部歐洲合眾國憲法來為依據。...制定一部歐洲合眾國憲法的想法從一開始就與強烈的民族國家意識傾向對立。......對歐洲合眾聯盟的拒絕以及歐洲政治聯盟的失敗，讓歐洲合眾國不能直接實現明顯地顯現出來。......通過儘可能廣泛深入的、經由統一市場而成的經濟交織，由實際需要來促使政治上的組合，並且應該制定可以讓政治，也包括讓外交和安全政策統合，之後使之作為邏輯性結局而出現的貿易和經濟條例。......
屬於這些經濟條例的也包括歐元和歐元危機的引入，正如一篇博文中闡述的那樣，它顯然是有計劃促成的。https://fassadenkratzer.wordpress.com/2013/06/16/die-geplante-euro-krise-als-schritt-in-den-eu-zentralstaat/…
再有的證據是，2012年6月4日」公民權利運動團結一致「的、題為」歐盟不是歐洲，而是對它的破壞「的錄像。在錄像中引述了曾為法國總統密特朗顧問的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所說，」1990年，當聯邦總理科爾被逼放棄西德馬克作為統一的代價時，他在談判時在場。據阿塔利所說，那時密特朗曾用恢復『三國協議』（1907年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對付德國的軍事聯盟）相要挾。在前一年的1月（也就是2011年），阿塔利泄露了秘密。在一次關於歐元危機的講話中他說，危機不僅是可預見的，而且甚至是特意計劃出來的，為了建立一個強大的歐洲財政聯盟。
『所有那些有特權者跟我一樣，在起草馬斯特里赫特協約第一稿的執筆過程中，做了所有一切，為確保沒有退出的可能。我們把允許（某個成員國）退出的條款特意忘記了。這不是很民主的。但卻是讓事情更難辦的重大保障，以此我們就被逼着再繼續推進。』「
在錄像中接下來還引述了曾為」歐洲聯盟的未來「（Convent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負責歐洲憲法的副總長朱利亞諾・阿馬托（Guiliano Amato）2000年7月12日接受」La Stampa「採訪時所說：
」因而我寧願慢慢前進，並且將主權一點一點擊碎，以及在此過程中，避免從民族權限突然過渡到聯盟權限。（...）沒有（單個國家的）主權，我們就將不會有極權主義。民主不需要君主。「
他跳過了，為此而強加於我們的、無民主的君主卻是歐盟很多更為官僚主義的極權統治，其只是作為歐洲民族主義，在大的層面上，繼續着從前單個國家的民族主義的帝國主義世界霸權野心。
朝此方向，話說得露骨的是英國人羅伯特·庫珀（Robert Copper）。他曾為首相托尼·貝理雅的顧問，現在是」歐盟外交和安全事務高級代表「瑟琳·阿什頓女男爵（Lady Catherine Ashton）的高級顧問。他在其著作《和平箴言》（„The Breaking of Nations「，2003年）中寫道：
」在與那些處於後現代邊境外的老式品種的國家打交道時，歐洲人應該考慮以前時代的糙法：暴力、首先發起進攻、瞞騙，所有必要的、即便是在19世紀每個國家為自己而生存的世界裏的方法。在叢林中，必須遵守叢林法則。「
2015年8月29號默克爾敞開邊境接收難民的當月，這篇文章刊登。作者是版主。翻譯野罌粟女士投稿阿波羅新聞網首發。原文連結：http://www.politaia.org/wichtiges/die-masseneinwanderung-merkel-und-der-coudenhove-kalergi-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