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看到了更加令人髮指的、眼花繚亂的事實。多時，當人們指政治人物「瘋狂」，只是一種形容。但是，我們看到，「薄王時期」的許多政治和法律手段，以及他們個人生活的行事邏輯，只能說是實實在在的瘋狂。本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45期，作者何三畏。
薄熙來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圖源：Reuters/VCG）
我們看到，「薄王時期」的許多政治和法律手段，以及他們個人生活的行事邏輯，只能說是實實在在的瘋狂。
媒體形容王立軍時期的公安局的儀仗，「有如上朝」。作為國家公職人員的警官們對局長的頂禮與臣服、緊張與惶恐，渾然不似陽光組織。現在，「薄王」二字成為一個聯合詞組。但是，王僅僅是一個公安局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國家權力構架里，公安局只是一個法律執行機關，理論上還有多個機關排在它前面，為什麼可以用一位書記和公安局長的任期來定義一個地方的政治時段？這只能解釋為：這是一個書記領導下的「警察管理」時期！
然而，這位不可一世的公安局長，也只是在公安局內部為所欲為，並可以對屬地公民實施非法拘捕、刑訊逼供。當他來到薄熙來書記面前，就只能「俯首稱臣」，甚至薄夫人要殺人，他也必須鞍前馬後，前掩後蓋，消屍滅跡，如同家丁。
這是人生的依附，比之封建時代的君臣關係，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書記翻臉，局長立即自感朝不保夕。頭一天晚上還滿面笑容握着手勉勵的下級，第二天見面便賞他一耳光。書記夫人也可以搜查公安局長的辦公室並調查公安局長的部下。這是多麼殺機四伏的遊戲。一位渾身堆滿榮譽的警界特級英模，於是被迫避走外國領事館。
在他們的圈子裏，充滿了骯髒和罪惡、利用和控制、交易和博弈。他們視百姓如草芥，視法律為無物，貪贓枉法，欺壓百姓，甚至出於捕風捉影的心理強迫症，蓄謀毒殺外國人。從他們的「事跡」，看不出他們還有什麼不敢幹的。
他們沒收公民和企業的財產，甚至不需要真正的「得罪」，可以僅僅憑毫不相關的理由，不經法院，由公安一家辦理，然後進入「公安局賬號」。他們大批量地勞改勞教，發動了一場恐怖而且荒謬的大運動。他們使恐懼深入到日常生活，公眾既不敢議論時事，更不敢評價官員。重慶市公安局還非法製作老虎凳等刑具，使用各種酷刑。那些刑具和酷刑的名稱，有的在以重慶為背景的革命小說《紅岩》中出現過，有的在「文革」中實用過。
而這一切無不出之以冠冕堂皇的紅色正義。薄熙來一邊濫用職權，掘取私利（僅被殺的英國人按協議即可從他們那裏拿到一億以上的中介費），一邊讓重慶衛視取消廣告，恥於言利，只播「講、傳、唱、讀」和革命劇；又一邊製造冤獄，壓制輿論，一邊大講公平公正，勤政為民，還聲稱疾惡如仇，又營造歌舞昇平的和諧氣氛。他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最好的大學，還由國內的公安局長負責保安，卻跑到治下的合川縣去題字，要求平民的孩子向劉文學學習。他人格分裂，既肆無忌憚，又處心積慮。
紅色的意識形態和黑色的權力，把重慶帶入了「重慶模式」。
「重慶模式」在重慶沒有遇到阻力。重慶以是否擁護「重慶模式」劃界，擁護的以利益拉攏，批評者即視為敵寇。他們甚至有雄心建立全國範圍的「黑名單」，實行技術監控。如果說「文革」的最大特點，就是自上而下的有組織、可操控的混亂，那麼，「重慶模式」不正是這麼回事麼？
三十多年前，「文革」被徹底否定。但所有的罪過，近的歸於「四人幫」，遠的交給歷史和文化。現在重慶模式提供了一個破壞性實驗，它證明了只要有一位權傾一時地方諸侯願意，文革即可重新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