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學者任劍濤說，現在中國政府的規模太大，養的公務員有900萬左右，而吃財政飯的有4500萬左右，編制外要由財政撥款負責收費來養那就更龐大。所以，要想真正減輕個人和企業的負擔，必須要下重功夫的縮減吃財政飯的人口。
我在莫干山會議上發言時談到的這個問題：我們創造的GDP國內生產總值，究竟能供養多大的一個政府？當時有一位老學者，是發改委已經退休了的一個所長，原來在南開大學，我發言過程當中他就說好，這個問題很少有人去研究，但實際上非常重要。比如說，我們可以算出來未來十年中國的GDP的走勢，有樂觀派有悲觀派，我們折中應該也差不多。創造這麼多財富，究竟能夠供養多大一個政府，應該供養多少公務員，配多少輛車，然後固定資產投資應該投入多少，這都是可以測算出來的。但是，這一塊好像沒有人研究。我們現在吃財政飯的人達到4500萬，一年一個人的人頭費，平均下來一萬，就是4500億，再加上編制外要由財政撥款負責收費來養的人，大概是多少錢。
我們現在的GDP每年的財政收入，應該是十幾萬億，我們養一個政府，吃財政飯的人，包括軍隊，包括事業單位的人，至少是一兩萬億，就是佔十幾分之一這樣一個比例。還有一個就是你養這麼大的一個政府，它做什麼？有的人會拿出來數據來說美國政府養人也不少，美國的公務員數量比我們還多。但是他好像是把美國政府的勤務人員都算在內了。美國政府是更多的是一個提供服務的機構，它不會養活那麼多吃閒飯的人。像我們有的黨辦機構，宣傳機構，它那兒沒有，而且它也沒有黨務機構。美國納稅人是不負責供養一個民主黨和共和黨，他們沒有這個責任。我們這裏有一個龐大的黨組織，有8000萬黨員。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吃財政飯的。
粗粗算帳，就可以看出，我們供養的仍然是一個超大的政府，而且這個政府有很多的機構，它跟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公共服務沒有太直接的關係，它是一個屬於消耗性的支出結構。咱們用一個詞叫吃財政飯。它沒有別的價值，它就是吃飯來的，這種人養活太多了，所以中國納稅人不堪重負。
它會造成整個社會效率的低下，政府應該大力精簡。朱鎔基時代有一個說法，就是國辦機構裁減一半下去，當時已經是第五次，第六次機構改革了，前幾次都沒有成功，那一次是破釜沉舟，最後一次機會，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但實際上最後也沒真裁減下去。一邊裁減，機構還在一邊擴大，現在的機構比那個時候還要大。耗費的資財還要多，而且在施政的過程當中，它也是很奢侈，很浪費的。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政府的機關大樓蓋得最好，而且蓋起來的樓哪一點不稱領導的心，把它敲掉重來，天津就發生過這種事情。
天津最好的醫院叫總醫院，有面牆是剛剛建起來，上面有一些浮雕，某位市領導來了以後非常不滿意，說怎麼弄成這樣，把它敲掉重來。結果就敲掉，增加了很大一塊建築成本。
所以，它是一個奢侈浪費的政府，而不是節儉型的政府。它養活這麼多的人。我們的預算法當中有勤儉節約這個詞，實際上是個口號。政府征了企業和我們個人這麼多的稅，積累了這麼多的財富，但仍然供養不了一個規模龐大政府。大家仍然覺得錢不夠用，到處都覺得缺錢，等到經濟增長一下來了，突然發現政府太大了，我們在GDP沒那麼高了，沒有那麼多錢的時候，還養活不了這樣一個政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該要節儉自己的財政支出，節儉自己對財富的耗費。
可是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怎麼才可以解決，這超出了經濟的範疇了，政府要做減法。比如現在講的新供給，供給側。供給側的特點其實就是做減法，給企業以更大的投資和創業的空間，給它更多的自由，然後要大規模的減稅，為了減稅，政府就得要縮減自己的職責、職能和規模，來為減稅騰出空間來，要不從哪兒減呢，怎麼減得下來？中國政府多少年都是做加法，都是使自己處於擴張狀態，它怎麼突然轉向了一個供給學派，然後做減法？
到目前來說，我還不知道，能不能真正的做減法，這個咱們還需要觀察，我本人不是抱很樂觀的態度，因為運行的這個體制就不是這樣的，要做這麼大的一個轉型，它得有一些根據，要不有些事你就不管了，有些領域你退出了，或者說政府的規模就裁減了，你不要養活那麼多人了。現在，裁軍也在進行，我不知道未來這個供給側的改革重點是什麼，如果是做減法的話，那現在還沒看出來。總的來說，確實應該減小政府的規模，削減耗費社會資財的總量，要不然民眾養不起這樣的政府。
三公消費有人說是9000億，這個數也說不清楚，因為在會計科目上頭，沒有這三公這一說。三公本身就是個民間說法，它不是專業的說法，而且三公本身是不違法的，我們現在批評它，應該只是說它過大，比如說，現在一個部委有多少輛車，有多少人，有多少設備，佔了多少間房間什麼的，這些都是有數據可言。但問題它應該是多少，人們不知道，我們沒有一個參照系。比如說衛生部應該派多少輛車，誰知道？它現在有多少人，辦多大的事，它應該有多少車，沒有一個基礎數字，然後就給它公開了，那你公開有什麼意義呢？沒有比照。
香港特首有個司長，他們叫財爺，財爺每年要拿出三個月的時間來公佈預算，他親自出去，到工廠到企業到機關到學校，一點一點的去解釋他那個預算，為什麼這樣來編制。在立法會審批之前，他要做三個月的公開，這個公開它絕不只是數字，都是公開到項目，這筆錢究竟幹什麼去了，究竟是造橋了還是鋪路了，還是辦學校了，它那個數字都是變成了具體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可以參與。但這條路應該不應該在這修，這個橋應不應該在這加，那人們就可以說話了，因為在這個地方修一座橋，這兒沒有多少人，應該有更需要的地方。我們就是缺少這種公共選擇機制，大家沒有參與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