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學者、翻譯家資中筠，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在從事外交工作期間，擔任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非專職翻譯。1996年退休後的她繼續研究、寫作。對於現狀，她認為：「個人私生活上，我沒有任何不滿足的，我清心寡欲，衣食無憂。但我不能不關心外面的事情，這是種本能，我看到很多問題，看不到解決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憂心忡忡。」本文摘自2015年11月11日《新京報》，作者蕭輝、侯少卿，原題為《資中筠：最值得珍惜的是「獨立人格」》。
毛澤東女翻譯資中筠晚年留影（圖源：人民網）
時代巨變的洪流中，堅守初心，猶如傲骨凌霜。唯有守護最初夢想的毅力和勇氣，才是推動國家進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們從永安路106號出發，記錄這個國家一點一滴的變化。12年後，我們選擇了30人——他們無論身處喧囂躁動，抑或遭遇時代逆流，均以不變的信念應對萬變的困局。
在歲月的年輪中，他們有快意、有消沉，有對酒當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礪中，不忘初心，舉步向前。
在這裏，時間是對信念的敬意。
資中筠，1930年出生於上海，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資深學者，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所原所長。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在其專業領域繼續耕耘，旁涉中西歷史與文化，寫有大量隨筆雜文，結集成《資中筠自選集》，引起巨大反響。
9月25日晚，北京金融博物館報告廳座無虛席，過道上也擠滿了人。
85歲的資中筠在講台上，與數百名聽眾分享她的新書《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
主持人任志強稱她為「老先生」。在當今中國，能被尊稱為「老先生」的學者少之又少，何況女「先生」。
資中筠滿頭銀髮梳得整齊，她說話聲音很柔和，說得最多的詞是「常識和邏輯」。
主持人問她，最值得珍惜的東西是什麼？她不假思索地回答：「獨立人格」。
再問：人生中做得最正確的事？答：離開行政崗位，做學術研究。
滿堂掌聲。
在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資中筠幾次說到了「欲罷不能」：在這位老人心中，對當前的一些社會問題，乃至於民族精神，她都感時憂世，想把自己所思所想說與眾人聽。希望對社會、國家和年輕人們有所幫助。
「我們這一輩人經過那麼多動盪，從感情上講我對這個民族有非常深的感情。從來都是大的國高於小的家。」資中筠說。
老先生珍惜退休後自由寫作、專心思考的時光。她拒絕了很多帶有「站台」性質的名流的邀請，卻不辭勞苦，坐十幾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去兩個鄉村幼兒園探望孩子們。
作家畢飛宇曾評價資中筠：先生思想是今天的，但她的風度和氣質屬於「那個時代」，在今日中國幾成絕版。
85歲開通微信公眾號
新京報：在85歲高齡開微信公眾號，你想藉助這個公眾號向受眾傳遞什麼信息？
資中筠：我不是個趕時髦的人，用微信基本只「潛水」，不發言。開通微信公號，是苦惱於經常有人冒用我的名義發表一些文章和看法，引起誤解，所以接受朋友建議，藉助微信公號澄清，以此為準。
通過公眾號，還希望把這些年的所學所想與讀者分享。文章大多是以前發表的，但我會根據當前一些社會問題或熱點話題來編排。
新京報：公眾號會分散你的時間和精力嗎？
資中筠：會佔去一部分時間。微信是我獲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我不願在這上花太多時間，碎片化閱讀多於深度閱讀，現代人大多有這個問題，這需要警惕。
新京報：9月份，你的新書《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第四版發行，增補了大量新內容，85歲堅持做學術創新，很不容易。
資中筠：這本書是我以前研究美國社會公益事業的著作《散財之道》的第四版修訂版，第一版是十多年前發表的，這十多年來美國公益事業發生了很多變化，我一直在修訂，第三版早已脫銷，本以為年紀大了，研究不動了。但去年我到美國考察，發現美國的新公益動向，體現資本主義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很值得我們關注，於是下決心再做一次努力，做了比較大的補充和修訂。
新京報：這次修訂花了多長時間？
資中筠：花了近1年，需要查找大量資料，每天伏案寫作，比較苦，不過完成了也有成就感。能在1年內修訂完得感謝互聯網，第一本書我花了10年，一點一滴收集檔案資料，這本書的大部分資料從網上獲得，效率提高了很多。
新京報：目前這個修訂版的反響如何？
資中筠：聽說在短期內銷售很快，看來還是受到讀者歡迎。多數是NGO、公益界關注。很遺憾在國內的美國研究領域並沒有引起多少關注。國內做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大多只關注高層政治，沒有注意到歐美國家內部社會深層次的變革。我希望青年學者，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到國外親身體會社會和普通人的動向。
從自我迷失到自我回歸
新京報：回顧往昔，你覺得自己的人生分為哪幾個階段，每個階段你最想實現的是什麼？
資中筠：馮友蘭的女婿給他的老丈人做了一個總結：自我完成，自我迷失，自我回歸，這個總結用在我身上以及很多當代知識分子身上也合適吧。
新京報：能具體解釋一下嗎？
資中筠：1949年前，我還來不及「自我完成」，但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給我打下了做人的底色；從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我從事涉外工作，和大家一樣，經歷了各種運動，努力「思想改造」，經歷了個人崇拜迷信的自我迷失，文革後期開始一點一點覺醒。
「自我回歸」最重要的時期是1996年退休至今，能儘量利用相對自由的空間做學術和寫作，目前是我最好的狀態。
新京報：青少年時代，家庭和學校給你打下怎樣的底色？
資中筠：家庭教育告訴我什麼事情可以做，什麼事情不可以做。很重要的一條是不能說謊，這個觀念根深蒂固貫穿始終，我覺得要說假話是很困難的。
還有一點是反對趨炎附勢，我小時家境不錯，母親對窮親戚朋友都很熱心，不喜歡結交達官貴人，這點我印象很深。
我讀的中學有很多政界要人及巨商的後代，也有一些貧寒子弟，在學校完全以成績論英雄，老師根本不管你家裏是什麼人，不像現在的風氣，「我爸是李剛」。
新京報：在清華的學習經歷是怎樣的？
資中筠：在清華的前兩年，讀書很有意思。我讀的是西洋文學專業，那時我們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給我們上課的先生有錢鍾書、楊絳、雷海宗、溫德（美國老教授）等等，他們講課，沒有教科書，沒有講義，一上講台開口就講，聽得很入神。錢鍾書是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但臨近畢業，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已無心學習，我的論文架子搭得大，後來虎頭蛇尾，匆匆弄完的。錢先生對我比較寬容，論文給了我90分。
沒覺得給領導人做翻譯了不起
新京報：在思想改造中，你做了哪些讓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資中筠：印象比較深的一件事情是，1953年我燒了自己中學畢業時的獨奏音樂會紀念冊。我的音樂會是1947年舉辦的，我感到當時別人在為新中國浴血奮戰，我卻沉浸在小資產階級的鋼琴調中，覺得很羞愧，就一把火就燒了。
新京報：當時為什麼想「改造自己」？
資中筠：從大學三年級起，就是各種運動、政治學習，要求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一方面，迫於大形勢，一方面，我也真心承認我的出身不是無產階級，我想加入無產階級，決心與過去的自己決裂。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都是在國難當頭、民族遭受屈辱的時代成長的，新政權誕生，我們歡欣鼓舞，一心想着從此可以獻身於建設新中國。
新京報：現在回想，那時有什麼遺憾的事嗎？
資中筠：讓我最傷痛的是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我父親是受到衝擊的對象（後來證明完全冤枉），我工作的單位當然要我和家庭劃清界限，我必須在家庭和組織之間做出選擇，當然選擇組織。運動很緊張的時候，我基本不回家，從此與父母疏遠隔閡。以後運動過去，「劃清界限」的要求並沒有放鬆。這樣無形中親情就淡漠了。
改革開放後，一切恢復正常，我每周都去探望他們，照顧他們的生活，但我們在思想上已經不能做親密的深度交流。有些話沒說穿，我們的關係再也沒有回到當初，這是我此生最大的遺憾。
新京報：文革結束後，你為何要求從外事工作調到研究所？
資中筠：我原來興趣是外國文學，做外事工作是服從組織分配的，並沒有選擇權。改革開放之初，有了一點鬆動，我就主動申請調到研究機構，後來被分到國際問題研究所，後來又到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在這裏，我總算有一點獨立性，可以讀書、寫東西了。
新京報：你做了20多年外事工作，曾為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做過翻譯，但你似乎不太願意提這段經歷。
資中筠：我覺得人們總拿這個說事，當作一種特殊身份，是一種誤解。在50年底末到60年代初的一段時間，我大概在外辦臨時可調的翻譯名單上，有時就被召去執行這種任務，那時不像現在，他們也沒有那麼頻繁見外賓。我給毛主席做過大約四五次翻譯，給周總理做翻譯的次數多一些，還有其他一些領導人。但這並不是我的專職工作，我日常在單位有許多別的工作。
我並沒有覺得曾經給領導人做翻譯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但現在在某些場合被介紹身份時，總會被強調這一點，使我很煩，我專業學外文，曾經做過各種翻譯，論口譯，最難的是國際會議的同聲傳譯；筆譯我自己看重的是翻譯巴爾扎克等的名著。我也還寫了一些著作，我希望人們以一個獨立學者來評價我，而不要攀附在大人物身上抬高身價。
「退休後是我最有成就的20年」
新京報：回顧你的經歷，經過幾次大的變化，是什麼支撐你一步步走出來，尋找自我？
資中筠：一個大的方向是為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好，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經歷過內憂外患、民族苦難，在我們的思維中，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融化在血脈里，怎麼做是真正為國家和民族好，在不斷探索中。
還有一個是追求真理，要明辨是非。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讀書明理，很難接受為惡行辯護的謊言。
新京報：前面你提到退休後，是你寫作最多產、最重要的時期，為什麼？
資中筠：1996年退休後，我做的東西完全是我感興趣的。學術上比較重要的著作如《冷眼向洋》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這一時期更為重要的工作是祛魅和自我啟蒙，我對中華民族的命運與發展有了更深層次的關切和思考，寫了大量的隨筆和評論結集出版（資中筠自選集），它們比我的學術著作影響更大。
這20年是我最高興最有成就的20年，能自由寫作，自由思想。我的思想是越來越解放，對歷史、世事、各種問題，想得更明白。
新京報：你的學術著作和雜文隨筆在你心中各占什麼比重？
資中筠：兩者我都重視，我是個學者，要是沒有學術著作，根本站不住腳，即使是現在，我也不覺得我是個合格的學者，我從50歲半路出家做社會科學研究，理論功底比較弱，只能算半個學者。要是沒有學術功底，我的隨筆會輕飄飄。但寫隨筆更能自如地表達我的觀點，不束縛於某個課題領域。
新京報：自由寫作想達到什麼效果？
資中筠：我就是把自己想明白的事情，和更多人分享。而且有很多人接受，我很高興。我有一個信心，誰要受我的影響，絕對是好影響，不是壞影響，會整個社會國家有點幫助。但是我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的人口這麼多，受我的影響的畢竟是很小一部分。
「希望年輕人的底線不要太低」
新京報：你如何安排自己的退休時間，學術研究、自由寫作、社會活動各佔多大比例？
資中筠：我1996年退休後繼續研究、寫作，想補補課，我原來是學文學的，有好多社會科學的經典著作沒有好好讀，希望能安靜地讀一些經典。
如果沒有公共活動，每天我大概花6小時讀書、寫作，累了就彈幾十分鐘鋼琴，彈鋼琴時我很快樂，這是一生的愛好，鋼琴能給我帶來很多樂趣。
新京報：你對目前的這種狀態滿足嗎？
資中筠：個人私生活上，我沒有任何不滿足的，我清心寡欲，衣食無憂。但我不能不關心外面的事情，這是種本能，我看到很多問題，看不到解決的方案，一想到民族前途，我就憂心忡忡。
新京報：你是一個喜歡美好事物的人，你的著作《錦瑟無端》、《閒情記美》反映您的審美趣味，退休後你有音樂，有鋼琴，有書籍，為何要來管這些困難的事？
資中筠：我本來想像中的退休生活是《閒情記美》那樣子的散淡，但不知怎麼回事，我就關心起那些感時憂世的事情來了，而且一旦關心起來就欲罷不能。我覺得在當前這個環境中，這些閒情逸緻是很奢侈的。我精力越來越衰退，越來越覺得我來日無多，就想趕着把我想表達的東西多寫一點出來。另外也受外界的推動，比如今天我就被推動着接受你的採訪。
新京報：有力不從心、沮喪想放棄的時刻嗎？
資中筠：當然，我經常沮喪，看得更明白，看到不滿意的地方就越多，就越痛苦。我個人的力量又是很有限的。我不幻想，我寫幾篇文章有多大的作用，不過是扔一塊石頭在水面上，激起幾個浪花而已。
新京報：你在《斗室的天下》扉頁上題詞「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當前中國你最憂慮的是什麼？
資中筠：每個時代都有代表社會良知和高層次的精英，能夠支撐民族精神，在最艱苦的抗日戰爭時期都沒有垮過。但現在整個社會太功利了，太趨炎附勢了。
新京報：你在書中說「一個民族的希望只能寄託於年富力強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你對年輕人有何期待？
資中筠：我不想提出太高的要求，一定要為什麼而奮鬥之類，只期待青年人不要太趨炎附勢、能守住底線，這個底線不要太低。另外，要對自己誠實，儘量不說假話。
青年人如果能獨立思考，不隨波逐流，能扎紮實實做一點對社會有用的事情，那就是有志青年了，我很高興看到我身邊有一些這樣的青年朋友，如果他們這樣的健康力量能多一點，能聚攏起來，國家和民族就有希望。
同題問答
1、新京報：你的理想是什麼？目前實現得怎麼樣了？
資中筠：小時候我最崇拜居里夫人，想做發明家，當然這是少年的夢想。長大以後，我所有的職業都是別人安排的，現在可以自己安排時間了，精力已經不濟，所以能做多少算多少，很難說實現什麼理想。
2、新京報：在你的生命里，有哪些東西是你一直堅持的？
資中筠：堅持做一個正直誠實善良的人。
3、新京報：堅持給你帶來最大的快樂和痛苦是什麼？
資中筠：堅持帶來快樂比痛苦多，做一個正直的人晚上覺也睡得比較安心，整個人比較平靜。
4、新京報：如果能夠選擇，你希望讓什麼重現？
資中筠：從學校開始，好好讀書，做學術方面的研究。
5、新京報：你最傷痛的事是什麼？
資中筠：對家庭，對父母很愧疚，跟他們劃清界限，跟他們疏遠，到最後也沒能夠跟他們很深地說開心裏的話。另外就是老伴去世，對我是個很大的損失，有些話跟別人沒法說。
6、新京報：你的座右銘是什麼？
資中筠：我沒有座右銘，現在我認為我能做到隨心所欲不逾矩。
7、新京報：你最後悔的事情是什麼？
資中筠：沒有好好讀書，從20幾歲到50歲之間，做實際工作的時候，如果我有心，業餘的時間，還是有書可讀的。
8、新京報：你最看中朋友的什麼特點？
資中筠：誠實。
9、新京報：能用一個詞來形容你目前的心境嗎？
資中筠：用詩經的一句話來說：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對於個人來講，我很滿足，無所求，對於國家民族，我憂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