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兩會」期間，2015年3月9日，黑龍江雙鴨山市逾千名礦工發起討薪示威行動，抗議「雙鴨山礦業集團」拖欠工資，打出了「還我血汗錢」、「我們要吃飯我們要生存」、「共產黨還我們錢」等標語，有消息說，此一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源於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黑龍江省省長陸昊，曾表示「不欠工人一分錢」，實際則在於，工人被拖欠大量工資。這一事件持續多日，在緊急發放部分工資後，事態得以暫時平息，官方承認目前仍拖欠職工工資、稅收和企業應上繳的各類保險，不少職工生活遇到困難。官方也承諾將採取措施籌措資金，盡力及時發放職工工資。有消息稱，有多名參與者被警察拘捕。
讓維穩體制擔心的是東南沿海的外向型企業的新工人群體，他們有清晰權利意識，對體制更少依賴。
雙鴨山礦業集團是大型國有企業，在全國煤炭百強企業排名第38位。公司在冊員工6萬多人，出現如此嚴重的經營困難，以至於長期拖欠工人工資、稅收和企業應上繳的各類保險，除了難以避免的「國企病」之外，也與大陸近年來相關產業愈演越烈的產能過剩有關。
大陸煤炭、鋼鐵等行業，在1990年代後期也一度陷入類似的產能過剩狀態，然而，隨着大陸加入WTO後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及城市化和住房改革等帶來的建設高潮，煤炭、鋼鐵等相關行業都走上了迅速擴張的道路，2008年西方金融危機後，以外向經濟為龍頭的大陸經濟也受到衝擊，此時，本應順勢調整結構，消化在經濟高速發展時期的產能過剩勢頭，但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在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帶來了一大波「鐵公基」的建設熱潮，進一步導致了鋼鐵、水泥等基礎材料和煤炭等原材料進一步過剩，產能被再一次放大。
當前，這一產能過剩已經達到了危機的程度，為此，大陸當局推出了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只是，危機之下的改革成本，從來都是由普通人來承擔，據大陸人社部披露，初步統計全國鋼鐵和煤炭行業化解產能過剩，涉及180萬職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統約130萬人，鋼鐵系統約50萬人。如此大規模，不由得令人想起1990年代後期近3000萬人的下崗分流。
1990年代後期的大規模下崗分流，曾給許多當事人帶來了深重的痛苦，不過，由於當時大陸經濟正處於上升期，在一定程度上消化了這一衝擊，部分企業很快在新的景氣下重新獲得了活力，如煤炭、鋼鐵、石油等行業；部分下崗者則流向了當時尚有發展空間的服務業，也有部分人求親靠友，依靠親情網絡度過了難關，而隨着中國經濟在此後十多年的迅速發展，曾經被當局看成是心腹大患的相關維穩工作，也迅速被其他題材所替代，沒想到不到二十年後，類似的場景又會重現，這一次，還會如同上次那樣輕易化解嗎？
答案或許是否定的。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已經不再可能了。所有跡象都表明，與當時的下崗潮同步發動，隨後持續了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實際上是諸多一次性有利因素聚合所導致，是不可重複的現象：
首先，隨着大陸人口紅利的消失、工資和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漲，大陸外向經濟已經不可能再重複當初兩位數的高速增長，實際上，最新的數據表明，大陸對外出口非但沒有增長，甚至出現了嚴重衰退。
其次，大陸經濟增長一直與政府主導的投資驅動策略是分不開的，但是，與1990年代末期不一樣的是，大陸的各種基礎建設設施已經相對完備，2009年四萬億的教訓已經說明，再進行大規模的投資驅動，除了堆積無效產能之外，並無什麼實際效果。
最後，大陸的現行體制通過系統性地攫取經濟發展的成果，形成了一個有利於政權持續的利益分配網絡，這一格局所形成的金字塔形分配結構，制約了大陸通過消費提振經濟的可能。
也因此，大陸經濟毫無可能重複1990年代末期的經濟景氣，經濟減速已是既成事實，而出現硬着陸，進而陷入長期停滯乃至衰退，也不是什麼不可想像的是。而在此種情況下的分流安置，與1990年代末期相比，就可能有着全然不同的進程和影響，並不排除出現更大危機的可能。
不過，對於維穩體制來說，雙鴨山礦業集團的抗議事件，或許還並不是最難以對付的。1990年代末期的經驗表明，儘管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下崗員工具有集中居住的便利條件，看上去更有利於組織抗爭活動，且一旦爆發都具有相當規模效應，但是，國有企業中，也存在着體制無孔不入的深入掌控，而國有企業員工更多具有體制中人的心態，缺乏權利意識，更傾向於採用為體制所許可的非組織化手段，來尋求自身利益的滿足，並不容易爆發出大規模群體事件。而即使出現此次這樣的大規模群體事件，也很容易通過利益補償而加以平息。
相對而言，更加讓維穩體制擔心的，可能不是雙鴨山這種傳統行業的老牌國企的員工群體，而是東南沿海一帶的外向型企業中的新工人群體。新興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工人群體，有着更為清晰的權利意識，對於體制也更少依賴，而遠離出生地和戶籍地，又使得其容易做出更具有衝擊力的抗爭行為，過往的經驗表明，一旦爆發以這個群體為主體的大規模群體事件，當局也很難與之形成談判的態勢，而不得不採取強力壓制的方式。
當然，這個群體的問題在於，整個新工人群體被籍貫、行業、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成為了許多碎片，目前更多是發生旋起旋滅的各種局部事件，這就給予了體制各個擊破的機會。然而，隨着經濟局勢的普遍惡化，並不能排除這些隔離因素被打破：畢竟，新工人的流動屬性，本身就在促進各種信息和聯繫的擴散，而在社交媒體時代，只要既有同情同理的基礎，任何局部的動向也都可以瞬間擴散而獲得如在現場的共鳴，當經濟局勢的普遍惡化使得這個群體共同感受到利益的剝奪，共同感受到生存的困難時，這樣的同理同情基礎也就會自然形成。
近年來，珠三角一帶的各種工運事件層出不窮，已經給當局敲響了警鐘。從2015年開始，廣東已經開始抓捕工人維權人士，首先是工維義工劉少明，2015年底，曾飛洋，何曉波等工人NGO活動人士也被抓捕，這表明，當局已經意識到了經濟下行時出現大規模工人運動的危險，針對工人維權人士下手，則是將這些人士當作可能的節點而預先拔除，以防止受籍貫、行業、工作地等多重因素分割的工人群體，因為這些節點而串聯起來。
在筆者看來，當局的類似做法，很像是砍掉報曉的公雞來阻止天亮，正如許多人開玩笑所說的，曾飛洋等人的影響力，可能都走不出番禺區，又如何可能組織起大規模運動？真正能衝破各種隔離，形成大規模運動的，不會是什麼有心人的推動，而是大尺度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對於廣大人群的影響，而如果中國經濟不可避免地走向陷入停滯乃至衰退之中，不僅雙鴨山這樣的國企討薪事件會一再出現，如今被隔離分散的新興工人群體，也完全有可能形成更大規模的聯合和一致行動，在這個意義上，雙鴨山事件只是一個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