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財辦主任劉鶴直接與美國財長就匯改等問題進行電話溝通，這是黨管經濟新常態的體現，也反襯出政府部門的作為有限
步入2016年，中國經濟如同不景氣的股市一樣，嚴冬持續。1月18日，中南海高層在中央黨校舉行省部級研討班，由習近平親自出面，向各方大員做經濟新常態、供給側改革的大動員。與此同時，有關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將進京、證監會主席肖鋼將下課的消息甚囂塵上，愈傳愈烈。
拋卻具體的人選不論，但政府班子的中期改組可能性正在不斷加大。十八大之後，習對整個國家的戰略、政策、理念的重塑是全方面，與之相對應，對整個權力架構、運行體制的整合洗牌也是全方位的。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領導一切。在黨的領導方面，一來不斷設置國安委、深改小組、網信小組等新機構，通過增量來直接收納權力；二來盤活整頓存量，對中辦、宣傳、組織、統戰等部門系統的人事陸續進行大規模調動。軍隊方面，更是力度空前，四總部、七大軍區悉數廢黜，改設為中央軍委15部門、五大戰區，新組建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軍隊高級將領群體藉此契機實現了重大改組。
黨、軍之外，政府方面顯然不可能獨善其身。中國在過去幾年也進行了幾次政府機構改革，但基本都是換湯不換藥，左右倒右手。部門利益、審批管理牢不可破。在十八大以來的反腐中，對發改委、能源局等一切實權部門有所觸動，但根本格局未變。按照軍隊改革的力度來看，政府職能部門的優化改革勢在必行。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在如今經濟持續下行、股市動盪不安等問題疊加交織的局面下，一些財經部委負責人的表現也的確難以令人滿意，招致了社會公眾輿論的猛烈炮轟，也逐漸讓決策層失去耐心和信任。1月18日，中財辦主任劉鶴直接與美國財長雅各布盧就匯改等問題進行電話溝通。這種由黨中央機構負責人直接出面與外國探討經濟政策的方式，是黨管經濟新常態的體現，另一方面卻也反襯出政府部門的作為有限。去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後，習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新思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將進入陣痛期和新常態，這尤需要一批能有力貫徹落實宏觀決策的財經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