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作為一門古老而又充滿生命力的學科，象物理、化學等學科一樣，也有自己的公理。政治學的公理更側重於政治現象背後運行的規則，違背這些規則便會受到懲罰。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調任北大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北大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宣佈上任的全院教職員工大會我參加了，聽了新任院長的「就職演說」。他表示要振興政治學，提升北大政治學研究水平，其中一句話我記得最清楚，也說得最響亮，俞院長說：「政治的底線是自由民主！」
俞可平院長新官上任搞了幾場學術活動，我因心臟病在家休養未能參加，但我在校園網上看到了俞院長關於「政治學公理」的學術講座報道，講得生動而又深刻，讀後感觸良多。
俞院長認為，政治學作為一門古老而又充滿生命力的學科，象物理、化學等學科一樣，也有自己的公理。政治學的公理更側重於政治現象背後運行的規則，違背這些規則便會受到懲罰。研究政治學背後運行的規律，不僅可以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政治學的本質，即重大利益的權威性分配，而且有利於指導現實生活中的政治問題。他舉例當今公務員壓力大、官員社會評價低、官場信息失真等，就體現出「誰產生權力，權力就對誰負責；政令須出一門」；「由上至下的決策指令信息與由下至上的決策效果信息，不能走同一管道」等政治學規律，講的是民主。又如當前反腐力度加大、反貪法律眾多(多達102部)，但腐敗還是屢禁不止，問題在那呢？俞院長強調：權力必須受到制衡、形成「封閉的環」，才能保證不會被濫用。這講的是權力監督，都是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俞可平院長總結了政治學的三個公理：第一，人類社會都有共同的政治價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尊嚴、安全與和諧是人類共同的基本政治價值；第二，政治制度是近代的產物，從國家與公民的角度來講，是國家與公民簽訂的合約，國家的憲法是公民與國家訂立的最高政治合同；第三，人類發明了眾多不同的制度，其中，民主政治是最理想的社會制度。總結得是多麼好啊！民主、憲政其實就是當前中國政治改革的基本問題，也是現代文明人類政治發展的共同方向，但居然一段時間內在中國輿論場絕了聲，成為敏感詞彙，而俞院長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將其挑明了，作為部下，能不振奮！
我認為俞可平院長講的政治學公理，其實就是普世價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尊嚴、安全與和諧是人類共同的基本政治價值」，依據這些價值，國家與公民簽訂「合約」、「憲法」，依憲行政，實現民主！俞可平曾以部級高官身份發聲：「民主是個好東西！」好東西為什麼要拒斥呢？實在是沒有道理，我們不但不能拒斥民主，也不拒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不拒斥普世價值。其實前總理溫家寶曾多次講到普世價值，但後來講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的聲音被壓下去了。為什麼？因為有人認為「普世價值」是西方敵對勢力滲透中國的概念，又「認為民主是虛化的」、「民主是西方的、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民主屬於西方」。對此俞院長舉證反駁說：根據確切的歷史證據和文字記錄，民主起源於公元前1100年的黎巴嫩，「所以民主絕對不是獨屬於西方的價值觀，而應該是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所謂普世價值，就是古今中外人類歷史經驗的普遍總結，是現已成為全人類共識的思想制度成果，不分東方和西方。就拿民主制度來說，由於意識形態誤導，在我國一講就是西方歐美，古代則希臘、羅馬有元老院，有選舉。殊不知此前西亞商業民族腓尼基人，更早推行了城邦民主制度，有議事會和公民會議，擁有審議權，並由選舉產生的官吏「薩菲塔斯」，來管理社會事務。上古時歐洲很落後，亞非更先進，航海民族腓尼基人沿地中海向西殖民，不但把民主議會制度傳到了希臘、羅馬，還把腓尼基字母傳到了歐洲，這就是現在26個拉丁字母的源頭。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文明傳播，離不開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拒斥文化交流是愚蠢的，誰拒斥誰就落後。上古東方先進的亞非閃含文明哺育了西方的希臘、羅馬，近現代西方歐美更先進的工業文明又被及東方，在全球化浪潮中，普世價值得到彰顯。
俞可平院長又談到「民主與民生緊密相連」，因為公眾普遍關注的民生問題背後是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的背後便是公共權力的分配。民主是一個好東西，民生也不能忽視，公平正義決定民心向背，決定民主政治的質量，所以說社會主義也是一個好東西！我國公佈的24字社會主義價值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等，除排列順序與俞院長前面提到的「人類共同的基本政治價值」稍有不同外，基本上一致，所以我們可以認為：24字社會主義價值觀大體上就是普世價值，是世界各國人民都可以接受的。既然普世價值與社會主義價值觀高度一致，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拒斥或反對呢？
社會主義的普世性，在當今世界看也是很明顯的，歐洲各國社會黨都主張社會主義，北歐瑞典、挪威的社會黨長期執政，英國的工黨、法國社會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等，也常常被選為執政黨，這種情況在各大洲也都存在。社會主義不一定是馬列，不一定講階級專政與鬥爭，不一定要取代資本主義，我國公佈的24字社會主義價值觀，就以民主與和諧取代了專政與鬥爭，民主溫和的社會主義才是全世界人民可普遍接受的。美國的社會黨沒有影響力，但民主黨卻較重視公平正義，羅斯福新政有「福利社主義」色彩，所以說社會主義政策在各國都有市場，與資本主義也沒有必要鬥個你死我活，可以在普世價值的基礎上趨同混一。中共十六大黨章就將「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傳統表述悄然刪除了。
俞可平院長強調：「民主是人類進步的歷史潮流，是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是政治學中重要的公理」。中國當前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需要政治學理論的支撐，政治學界要將「政治學公理」向社會各界揭示，以學理影響改革的進程。我們政府管理學院老師，則首先是要將「公理」向我們的學生講深講透。可惜我國的政治學相較於經濟學等以及社會的期許，還相對落後，大師闕如，談不上具有政策影響力，也沒有太大的學術影響力。
政治學是一門關係人民福祉國家治亂興衰的大學問，中國古代雖未見希臘亞里士多德直名曰《政治學》的著作，但儒家、法家、道家、縱橫家等都圍繞着政治權力論學，其內容主要是治國理民的政治學。近代西學東漸，嚴復譯《群已權界論》，1898年京師大學堂開張，學科設置就有「政治門」，政治學乃西學(又稱新學)之重鎮，民國艱難時局中也得到可喜發展。中共建政全面引進蘇聯模式，1950年代進行「院系調整」，政治學有如社會學等被目為「資產階級偽科學」予以取消，馬列科學社會主義被認為才是真正的政治學，社會就是大課堂，政治學竟被目之為文革癲狂所謂的「突出政治」。
改革開放後的1988年北大政治學系才得以恢復，本人即為該系引進的第一個博士，其實學的是隋唐歷史，屬半路出家。然環顧四周同事，個個都是搞馬列出身，有搞政治思想教育「上大課」的，學國際共運史、中共黨史的佔大頭，另有搞科學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史的，這些人合起來就成立了「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至今30年引進洋博士局面有所改觀，但「左」的面貌「突出政治」那一套仍不退色，中共黨史至今仍被死抱為「重要方向」，據說培養了「兩百多個」黨史碩士生，全國範圍則有好幾萬，這就是政治學嗎？國家省部級課題領了很多，都是為當局叫好疏解跟風，缺少獨立之政治批判精神，不提政治體制改革而研究「治理現代化」，甚至說新儒家是反共的要不得，與中央保持一致成為政治的婢女。北大如此，其它院校政治學系又當如何呢？
俞可平來北大振奮政治學，來得非常及時！但也任重而道遠。就象我國改革之初經濟為先，北大經濟學家厲以寧等人起了很大作用一樣，現在改革進行到第38年，政治上必須有所突破，政治學界需要厲以寧式的人物，出來為僵局解套，理論上得有說法，不能連政治體制改革都禁聲不敢提了！民主憲政竟不准講？先經濟後政治，現在是政治體制應改而不敢改的緊要時刻，中共高層也很揪心，怕一發而不可收拾，「牽一髮而動全身」。2012年曾有軍方人士公開發文：「不改革死路一條。為什麼政治體制改革遲遲未上路？不是懼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緣於理論準備不足。沒有科學理論作指導，就不能保證正確的改革路徑」。現在2015年都過去了，四年時間不算短，理論準備有何進展呢？沒有！不但沒有任何進展，而且還出現大抓老舊意識形態向轉左的傾向，中國向何處去，再一次提到了歷史選擇的關口，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沉潛不發聲啊！
已退休的老總理朱鎔基沉默了十年，最近也挺身而出，發出了憂國憂民之嘆，他說：「在相當一部分官員中，告別改革遠離改革甚至背離改革的傾向已十分明顯，說他們是一群反對繼續改革的特殊利益集團是不為過的」；「現在有一股越來越大的力量，在攻擊、否定、疏遠和背離改革開放事業」。他指出：「一些人提出否定改革開放，藉此設置更大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障礙來阻止改革，扭轉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改革沒有回頭路可走，改革需要新思維，需要繼續解放思想。汪洋副總理說：「解放思想，黃金萬兩！」如何解放思想呢？我看必須打破意識形態障礙，清除脫離現實的老舊教條，讓思想衝破牢蘢！搬掉改革路上的攔路虎。現在尤其需要政治上的新思維，俞可平院長在北大演講「政治學公理」大談民主，認為選舉是民主的第一要素，但不是民主的一切，不能搞選舉崇拜，民主也需要協商，需要公共參與；民主國家要最大限度地鼓勵和保護公民的公共參與，「需要建立一系列確保公民人權的機制」。民主需要一套有效的機制來使得公民活躍起來，使得公民的參與度與參與熱情提高起來。這些言論，出自高官出自院長，振聾發聵！另一高官于幼軍回中山大學當教授，敢發聲講文革，也引人注目。改革需要重新破局，所謂「不是懼怕民主」，民主之路誰也阻擋不住，而就當前來講，應該放開言路允許人們說話，政治上長期僵持禁錮思想，的確不是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