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存在四大風險：一、經濟急劇下行的風險;二、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三、社會穩定的風險;四、外部軍事衝突的風險。
雖然不知道「李超人」是不是因為這四個風險而撤資，但我下面會給大家一一道來，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一、經濟急劇下行的風險
關於中國經濟下行的風險，相關論述已經汗牛充棟。只不過，絕大多數論述只是在中國經濟的需求面做文章，亦即投資、出口、消費這「三駕馬車」，但或多或少都忽略了中國經濟在供給面的嚴峻挑戰。
中國經濟在供給面同樣面臨「三駕馬車」的嚴峻挑戰，亦即勞動力、固定資本和勞動生產率。中國「人口紅利」的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負面效應將在未來二十年裏不斷蔓延。因此，未來二十年，中國如何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尋找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這顯然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挑戰。
天下華山一條路，出路只有一個，即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尤其是提高以創新為主導的核心競爭力。但坦率講，對這一點，許多人信心嚴重不足。試想：在一個素來就不鼓勵創新的傳統教育體系里，在一個素來不鼓勵思想解放的社會氛圍中，忽然要以創新為主導，無異於緣木求魚。
正如我日前在《2015年：四萬億翻版正在重演?》一文中所闡述，從國際的經驗來看，中國目前的經濟調整，大概將經歷是5-8年的時間。這5-8年裏，中國經濟調整須完成三大轉型：一、經濟結構須有第二產業(亦即工業)主導，轉為第三產業(亦即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主導;二、須由生產要素主導轉為創新主導;三、須由基建投資主導轉為消費主導。當5-8年的經濟調整期結束時，上面的三大轉型也將相應完成。屆時，中國經濟一如林毅夫教授所說，還將面臨20年的高速增長期。
問題是：在這5-8年的經濟調整期，我們的改革能否跟上?若改革能相應跟上，那麼前景無疑光明;若改革跟不上，那麼前景就將相對暗淡。
而實際情況恰恰是：進入2015年，改革似乎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其背後的淺層原因，自然是經濟下行壓力導致人們無暇顧及改革;但深層的原因恐怕更為複雜。人們只要看一下剛出台的《國企改革指導意見》即可大致明白這一點。
如果說，2014年政府的基本方針是「微刺激，強改革」，那麼當2015年「微刺激」已經變成「微強刺激」之後，原來的「強改革」是否也該相應變成「超強改革」?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但套用一句富有詩意的話：「理論是豐滿的，現實是骨幹的」。
最關鍵的是：如前所述，由於「人口紅利」的下降，中國未來二十年裏，都將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尋找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
古人說：「民以食為天」。中國的問題再多，只要經濟在持續發展，一切都可以被暫時掩蓋或拖延，過去若干年我們就是這樣「拖」過來的。但經濟一旦持續下行，那麼所有深層的問題就都將浮上表層，很多平日沒有關聯的問題，都將彼此發生邏輯聯繫，形成一個巨大的「併發症」。關於這一點，下文還有闡述。
二、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
所謂系統性金融風險，就是在金融領域裏發生「骨牌效應」式的大滑坡，從而一發而不可收拾。其切入口可以有很多，但基本上繞不開債務危機這一總源頭。
中國的債務槓桿率已經是GDP的200%，其中地方債雖然比例不高，但上升速度之快令人乍舌。短短十年裏，中國的地方債幾乎翻了五、六倍，而且還在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其背後的原因，又涉及到改革的問題，亦即財稅改革。在地方政府事權與財權呈現巨大分離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是土地財政，印證了法國路易十三的一句名言：「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二是大幅舉債。
地方政府之所以敢於大幅舉債，原因只有一個：相信人民相信黨。地方政府深深地相信，在我們目前的體制下，中央政府將為所有的地方債做信用擔保。他們深深地相信，只要不改革，中國就永遠不會出現象美國底特律那樣的城市破產的情況。試想，今天的中國，你能相信哪一個城市將由於舉債過高，無力回天而忽然象底特律那樣宣佈破產嗎?
這一切得益於封閉和不改革。但今天中國的另一面卻是，改革已經進行了一半。從改革已經走到一半的角度來看，今天中國又早已不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國家，銀行的呆賬、壞賬也總有需要清理的那一天。總有一天，中央政府將再也無力為所有的地方債做信用擔保。那一天到來的時候，也許就是中國系統性金融危機爆發之日。
那一天到來的時候，是資本大幅撤離的時刻，也是資產價格大幅下跌的時刻，所有的「骨牌效應」都會在那一剎那爆發。
也許現在談這個問題為時過早，大家覺得匪夷所思，或危言聳聽。但我告訴你，矛盾就是這樣累計下來的。矛盾的累積永遠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從量變到質變，平日不會發覺，但一旦發覺時，一切都為時已晚。
另外，2015年上半年的股市危機，讓所有人都深刻體會到了下面幾點：一、中國的金融體制是何等脆弱;二、中國金融體制內，具有國際視野和專業經驗的人才何其稀缺。
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思維切入口：一、中國金融體系目前之所以相對安全，源於其不開放，因此未來對開放和改革要更為謹慎;二、中國金融體系若不開放，未來累計的問題將更多，因此要加快開放，使其真正具備抵禦一切「病毒」的能力。
兩者孰對孰錯?這裏又用得着莎士比亞的那句話：「是還是不是，這是一個問題。」
三、社會穩定的風險
社會穩定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所有轉型期國家的通病，但又具有「中國特色」。
所謂轉型期國家的通病，是指凡是一個國家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型過程中，都會遇到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問題，這在歐美的轉型歷史上屢見不鮮，也有很多例子可以研究、借鑑。
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社會穩定問題不必過於敏感，它首先不是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而是一個轉型期出現的專業問題。我們的很多官員一遇到社會穩定問題，首先想到是政治問題，用客氣的話說，這多半是由於讀書不夠，因而沒有歷史和國際的視野。
而所謂「中國特色」，是指中國在轉型過程中，舊體制和舊思維依然在相當程度束縛着人們的頭腦和手腳，以致於很多時候印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穿新鞋走老路。」
我在很多場合就發表過這一觀點：今天的中國，有兩個過程在同一時空背景下同時發生，一是發展，而是改革;發展始於1860年代的「洋務運動」，是中國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的延續，而改革則始於1979年，主要是為了改掉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弊端。
在改革開放36年後，今天的人們表面上已很難區分，我們正在做的很多事情，到底哪些是發展，哪些是改革。但只有當問題出現了，而我們又在解決問題的思路上出現嚴重分歧或嚴重偏差的時候，我們才會隱隱發現，我們原來的那些舊體制和舊思維，依然在如此嚴重地束縛我們的手腳。
讀到這裏，您也許會覺得奇怪：讀書不夠，視野不寬，舊思維束縛手腳，這與當今中國的風險有什麼關係?其實，這裏面的關係大着呢。君不見，今天中國的許多社會穩定問題，本來是完全可以處理好的，因為它們本身都是轉型期出現的專業問題。但之所以處理不好乃至激化，都是由於官員的水平不夠造成的。
這就象外科醫生開刀，本身是很專業的問題，考驗醫術，考驗水平，但有的大夫醫術不精卻還滿腦子政治思維，你說這刀能開好嗎?
2012年，我寫過一篇文章，提出一個觀點：當今中國，要把政治問題專業化，切忌把專業問題政治化。三年過去了，這個觀點不但沒有過時，而且還越來越迫切了。
幾年前，我還提出過「兩個速度」的理論，即經濟上升速度能否跑過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是未來中國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過去若干年，經濟上升的速度跑過社會矛盾上升的速度，因而很多問題被掩蓋或「拖延」了;但如前所述，今天和未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社會矛盾很有可能跑過經濟增長，屆時一切問題就會浮出水面。
在這個時候，全面提高官員的認知和治理水平，已經不是一句空話。如果用市場經濟的「藥方」治理市場經濟的「病症」，而非用計劃經濟「藥方」治市場經濟之「病」?這是當今中國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四、外部軍事衝突的風險
今天中國的另一個風險，是戰爭的風險，或者用稍微緩和的話來說，就是外部軍事衝突的風險。
也許你覺得我又在危言聳聽。但只要看看這些年中國外部矛盾頻發的程度，以及我們國內對軍事的關注熱度，就可大致清楚這一點。
這裏的問題看，可分為客觀和主觀兩個方面。從客觀方面來看，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到了一定時候，都會遇到內部轉型期矛盾頻發，以及與外部世界的衝突問題，即所謂內外夾攻的局面。就外部衝突而言，一個國家的國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定會與外部力量產生矛盾，無論是領土的矛盾，資源的爭奪，市場的劃分，勢力範圍的界定，以及話語權和領導權的確定等，無不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中國崛起要繞開這一歷史傳統的「魔咒」，恐怕很難做到。這是這一代中國人在幸運中的宿命。
從主觀的方面來說，中國過去三、五百年，積弱積窮，積攢着一股全民的心理悲情，遇到民族崛起的契機，正好可以一展雄心。這種心理作為中國人都可以感同身受，但卻需要超越，否則即便不導致悲劇，也很容易導致心理扭曲。
從外部世界的角度說，世界秩序五百年河東，五百年河西，西方人面對中國的崛起，心理極其不平衡。在這方面，西方人也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
關鍵是，中國人的自我超越和西方人的自我超越，都只是理論上的討論;在每天的政治實踐中，很少有人有這麼高的理論水準和實操能力。
中國人要聲索南海主權，周邊國家和美國認為中國在挑釁，搞得中國人很冤枉;中國的實力發展自然要衝擊美國主導的秩序，美國人心理酸溜溜，但又不明說，於是給中國設置很多障礙。理論上說，中國崛起，中美共管世界，中美可以好好談，但中國人若真的好好和美國談，美國人會願意坐下來真誠地和中國人談嗎?中國人一味相信實力可以改變一切，但我們有沒有看過歷史上西方國家為此走過的彎路?我們是否要重複這些彎路?
這些話聽上去似乎很抽象，很虛，但放在現實政治層面，就會覺得我們生活於其中的這個地區，經濟很繁榮，但安全形勢卻最危險。大國崛起及其與周邊的矛盾，也都有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我們只要看看1995年到現在，短短二十年，我們的安全局勢發生了何種變化，我們大概就可明白到了2035年，我們是否會經歷一場戰爭了。
最近，我經常提出「2050年命題」，亦即到了2050年，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樣的?從現在到2050年，還有35年。35年，不短也不長。1980年我剛上大學，迄今正好35年，其間中國與世界發生了何等翻天覆地的變化?那麼再過35年，我們將更和平，還是更危險?我們的內心將是更幸福，還是更焦慮?
說35年之後的事情，似乎太耀眼。但着眼於未來若干年，一旦打仗，我們怎麼辦?這是很多人心裏的潛在念頭。普通百姓可以不想，可以依然迷戀於各種軍事節目，但李嘉誠可能不會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