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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對抗武警的中共最牛村委書記禹作敏

禹作敏,1974年至1993年間任天津市靜海縣蔡公莊鄉的大邱莊黨委書記。由於禹作敏認為農業不能致富發財,於1978年,略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行的包產到戶政策,直接發展企業及工業,打破了大邱莊原本極為貧困落後的局面,並踴居全國首富,被稱為全國第一村。根據1992年公佈的大邱莊經濟發展報告,大邱莊所創造的非農業收入高達四十億元人民幣。1993年,大邱莊村民揭發一宗會計貪污案後,該名會計在被村民非法審訊途中,遭憤怒的村民毆打致死。天津市靜海縣公安局下令調查,而派往調查的人員遭大邱莊非法拘禁。禹作敏親戚包庇罪犯。1993年2月18日,天津公安局派出四百名武警要求搜查大邱莊,遭村民武力對抗,雙方對峙數天,後因武警撤退而結束。本文摘自《激盪三十年》,作者吳曉波,中信出版社出版。

法庭上的禹作敏

64歲的「天下第一莊」莊主禹作敏盤腿坐在他那張碩大的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這是1993年3月的某個傍晚。這些日子,他身不由己地捲入了一個驚天大漩渦之中。

在過去的兩年裏,禹作敏一直春風得意。他領導的天津大邱莊由一個華北鹽鹼地上的討飯村變成全國最富有的村莊。在1992年的國家統計局《統計年鑑》上,大邱莊成為社會總產值、人均收入等多項經濟指標均高居第一位的中國「首富村」。

上世紀90年代初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力量,大江南北湧現出無數草莽豪傑。1990年1月,在農業部的發起下,成立了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由農業部部長何康兼任,副會長兩人,分別是天津大邱莊的禹作敏和浙江萬向節總廠的魯冠球,這是農民企業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帶有「官方色彩」的職務,「禹北魯南」,一時輝映。

歷史選擇禹作敏作為一個時代的代表,自然有它的道理。這個從鹽鹼地里長出來的莊主從來就有一股天生的霸氣和倔犟勁。大邱莊自古就是遠近聞名的窮村,當地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的民謠。1979年前後,村支書禹作敏想辦軋鋼廠,需要集資10萬元,還得向其他村借5萬元,村內有人反對,禹作敏慨然說,「富不起來,我爬着去給你拜年。」富裕之後,他說,「大邱莊沒有集體的智慧,沒有我禹作敏就沒有大邱莊的今天。」1981年因宏觀混亂出現了第一次治理整頓,各地開始清查社隊企業的「亂發展」問題,當調查組來大邱莊追究軋鋼廠與國營企業爭原料的時候,他組織了村民與之抗爭,清查組成員對他說:「你沒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他當即反駁說,「儘管沒做虧心事,但是鬼老在你門前敲,日子能好過嗎?」在他的帶頭下,每天都有老頭子拎着棍子來質問清查組,「我們剛過了幾天好日子,你們就來了,我們挨餓的時候你們怎麼不來?」還有小伙子也來「轟炸」,「我們打光棍多年,剛找上對象,你們一來就散了,這媳婦要是找不上你們得負責!」清查組陷入了不堪其擾的「人民戰爭」,最後在大邱莊實在住不下去了,只好搬到鄉里去。這成為他早期最值得炫耀的改革行為,12年後,他又因同樣的桀驁不馴而陡然隕落。

多次接觸禹作敏的知名記者張建偉曾評論,「他是我所遇到的最善於利用政府政策來達到自己目的的農民,他的整個發家的歷史,其實就是機敏巧妙地對付政府的一連串故事。」大邱莊是靠辦軋鋼廠起步的,在鋼鐵這個國營資本壟斷着的行業中,其鋼材之來源及鋼管之銷售,無一不與大型國營企業有關,一位參觀者曾經描述說,「大邱莊的二十多家軋鋼廠和鋼管廠規模都不大,設備也很陳舊,最讓人羨慕的是堆在院子裏的那一大批廢鋼材,這是當今中國市場的緊俏貨,非有相當的本事和過硬的關係絕對搞不到手。大邱莊用低價買來這些鋼材,加工成鋼管後又用高價賣出,其所獲得的顯然不僅僅是加工的利潤,而且還有緊俏物資的市場差價。」

禹作敏是大邱莊的大當家,而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政治家」,當有人問他大邱莊的貸款、管理人數及各分廠經營情況時,他就會不耐煩地擺擺手說,「你去問工廠,這些事我不管。」禹作敏認為自己管的是大邱莊的政治,他像一把鮮亮而招搖的大傘,嚴嚴實實地籠蓋着大邱莊。每天,他坐在自己的那個別墅大院裏,門口養着兩條大狗,等待着一撥又一撥的人群滿懷敬意地前來「取經」。

禹作敏被稱為是一個「農民語言大師」,他最著名的順口溜是,「低頭向錢看,抬頭向前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其他如「引科學的水,澆農民的田」、「來財必有才,有才財必來」、「科技是真佛,誰拜誰受益」、「左了窮,窮了左,越窮越左,越左越窮」等等,也都流傳很廣。鄧小平南巡後,他要求大邱莊每家每戶都要掛六字紅橫幅:「小平同志您好」。他還為報紙口述一篇長文——《我們明白了,我們放心了,我們有了主心骨》,其文字之鄉土本色、言辭之鮮活質樸,實在很讓人心動。

禹作敏每每以中國農民的代表自居,每次與官員和記者對話,他的開場白都是:「我就是一個農民」,這是他的話語起點,也是他最為驕傲的身份。外出開會,哪怕是坐在沙發上,禹作敏也是盤腿而坐,不脫皮鞋,吸煙不彈煙灰,任其跌落在高級地毯上,他把這當做是一種「農民本色」。他試圖以這種極其炫目的方式,來證明剛剛從耕地中走出來的農民,仍將是現代商業中國的主力。也正因為這種極端而率真的個性,他很是受到一些人的喜愛。

1991年,他一口氣購進了16輛奔馳車,每當有外地高級官員或海外媒體記者來訪,他就會派奔馳車出村迎接,他要讓人們在看到大邱莊的第一眼起,就被中國農民的氣派給鎮住。他自己乘坐的則是當時國內很罕見的奔馳600轎車,在媒體的報道中,這成了「敢與官本位抗衡的象徵」。

就因為有了太多這種似是而非的「象徵」,最後,禹作敏便也把自己真的當成了一種「象徵」——對他的侵犯,就是對中國農民的侵犯。

1992年,外交部組織一部分外國使節到大邱莊參觀,他心血來潮地宣佈,大邱莊將派精壯的小伙子出國留學,誰能娶回洋媳婦就給重獎,要招100個最漂亮的外國姑娘跟大邱莊100個最聰明的小伙子結婚,生出最優秀的後代。這些話被信以為真的記者登在報紙上,很是讓那些有「民族自尊」的人津津樂道了一陣。禹作敏的這些表演很讓人聯想到,這是一塊誕生過義和團的土地。

在1993年的惡性事件發生前,大邱莊的聲望如日中天。1月,美國的《紐約日報》專門刊登了一篇報道,說:「大邱莊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公司。這個村有4400人,卻有16輛奔馳轎車和一百多輛進口的豪華小轎車,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全國人均收入的10倍,1992年,大邱莊的工業產值據稱達到了40億元。」

大邱莊成為中國民間經濟迅猛成長的一個標誌,所有來這裏參觀的人們都會驚嘆於它的整潔與富有,小小的村莊由一排排紅磚灰瓦的平房構成,其間柏油馬路交織在一起,路修得極好,路邊立着只有大城市裏才有的那種華燈,村子中心還有16棟造型別致的別墅,其外形模樣跟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很相似。禹作敏就住在別墅群中最顯眼的那一棟,他每天盤腿坐在大炕上,等待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的「朝拜」。所有與他接觸過的人都會為他的如珠妙語傾倒。作為大邱莊奇蹟的締造者,他的聲望到達了頂點。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大邱莊抓住經濟復甦的機遇,在鋼材上狠狠賺了一大筆錢,全國媒體掀起了一個報道大邱莊的熱潮,禹作敏已儼然成為「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這年的3月1日,禹作敏在《經濟日報》上撰文「過年寄語」,他寫到:「大邱莊最大的貢獻,是給中國農民長了臉。」

然而,便也是在聲望到達頂峰的時候,這位極有智慧的「人精」突然變得狂狷起來,他自恃為「中國農民的代表」,而且與某些中央領導者交情不淺,便漸漸的忘乎所以。他對一群前來考察的官員說,「局長算個球,我要當就當副總理。」有一次,六位具有政府部長級別的官員到大邱莊開會,禹作敏既不迎接又不陪座,當會議結束,一群大大小小的官員聚集在院子裏準備離去的時候,他卻坐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與相熟的記者閒談,對門外的喧譁置若罔聞,當記者提醒他是否要出去表示告別之意,他一甩手說,「不理他們。」

禹作敏的驕橫在後來已經到了難以遏制的地步,他會跟國務委員比誰的工資高,跟部長比誰的皮帶貴,他對一位離休幹部說,「你是帶着窮人打倒了富人,我是帶着窮人變成了富人。」他得意地問一位中央部門領導:「你看我的辦公室比中南海里的怎麼樣?」村裏有一位他賞識的青年要入黨,幾次黨支部會開下來都通不過,他斷然說,「同意入黨的別舉手,不同意的舉手。」在他的圓目瞪視下,全體黨員無聲無動,他隨即宣佈:「通過。」有一次,一位香港記者問他,「有人說你是這裏的土皇帝……」禹不等他說完,就笑着應聲答道,「我去了『土』字就是皇帝。」

禹作敏讓一個鹽鹼地村莊變成了中國的「首富村」,同時在這裏建成了一個封建的威權王國。這個人沒有擺脫千百年來余弊不絕的「君王意識」,他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現,村民則以公眾自尊的失去換取了物質上的富足。在《人民日報》任職的政經觀察家凌志軍記錄了一個細節,有一次,他去大邱莊採訪,路遇一個小姑娘抱着一隻鮮血淋漓的母雞痛哭不已,她說雞是被狗咬死的,凌志軍慫恿她去找狗的主人要求賠償,她說她不敢去,因為那是禹作敏家的狗。於是,凌志軍表示願意代她去說理,小姑娘卻更加恐懼地告訴他,如果這樣的話,她一家人今後就會更加倒霉。凌後來很有感慨地寫到,「由於為人民謀得了利益,一個農民建立起自己的威望,進而惟我獨尊、專橫霸道起來,這在中國的鄉下並不少見。」

1991年4月,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第二次年會在瀋陽召開。會上,有官員對禹作敏的工作作風、驕傲自滿進行了委婉的批評。但在禹作敏聽來,似乎就是不給他「面子」,於是,他「憤而辭職」,不等會議結束就打道回他的莊園去了。

1992年5月,天津市推選出席十四大的黨代表,禹作敏意外地名落孫山。6月20日,「中共大邱莊委員會」開始向新聞界散發一份《公開信》,其中列有十條:「……第五條,我們聲明觀點,從今後凡是選舉黨代表、人大代表我們均不介入,否則會影響其他人選;第六條,天津市主要部委來人,我們一要熱情,二要尊敬,但一定要身份證,防止壞人鑽空子;……第八條,我們的幹部職工要頂住三亂,不准亂查;……第十條,我們要明白,更要糊塗,明白加糊塗,才能辦大事。」孤憤、怨恨、對立之氣,溢然紙上。他與天津地方政府的關係便也是在這種情緒性的對抗中日漸惡化的。

致命的危機是由一個偶發事件誘發出來的。1992年12月,大邱莊萬全公司經理病故,查賬時發現其可能有貪污行為,於是大邱莊派四人審查該公司業務員危福和。危被非法拘禁,並於12月13日被人用暴力毆打致死,死時全身創傷380處。事發之後,「老爺子」禹作敏決定包庇犯事者,他讓相關疑犯或連夜離開大邱莊,或躲藏起來,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擋。1993年1月,檢察部門派出六名人員到大邱莊取證,不想卻被非法拘留13小時,其間還不給任何飲食。隨後,當檢察院對四名疑犯發出拘傳令時,前來執行公務的公安幹警又被大邱莊設卡拒之門外。

事態由此惡化。2月18日凌晨,天津有關方面動用400名全副武裝的武警封鎖了通往大邱莊的所有通道,禹作敏命令全村一百多個工廠的工人全部罷工,上萬本村及外鄉的農民手持棍棒和鋼管把守小村的各個路口,與武警全面對峙,並聲稱「一旦警察進村,就要全力拼搏」。禹本人則以退為進,向外界宣佈暫時辭職。如此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整整相持了三天三夜,禹作敏已經身陷法律的雷區而不能自拔。後經再三交涉,禹作敏才勉強同意武警人員進入這個「禹氏莊園」。警察對大邱莊進行了搜查,禹作敏作偽證說,疑犯已經全數外逃,而事實上,其中幾人一直藏在村里。

在內心,禹作敏從來沒有覺得自己犯了什麼錯。大邱莊極盛時,外來打工的人比村民多三倍,如何管制當然成了一個問題,那些打死人的村民雖然下手重了點,但出發點卻是為了「發展大邱莊經濟」,他們犯事了,當然要他這個老爺子出面扛着。就在危福和事件的前三年,也曾經發生過毆鬥致殘案件,罪犯被抓去判刑了,禹作敏號召全村人為坐牢者募捐,他先出了10萬元,然後下令200戶養一個罪犯家庭,因為,「他幾個是為大邱莊坐的牢。」

他甚至沒有細想過與400名武裝幹警對峙的後果,大邱莊那時候私藏了15支自動步槍、2000發子彈,還辦有一個獵槍廠,一旦擦槍走火,將會發生怎樣的景象?

3月上旬,天津市委、市政府向大邱莊派駐工作組,收繳該村擁有的所有武器裝備。禹作敏被認定有窩藏、妨害公務等嫌疑,而遭拘留。儘管風波陡起,但在表面上似乎還是一派風平浪靜,過年期間,禹出現在中央電視台過年聯歡晚會上,面帶笑容。即使到了3月16日,他仍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

所有人都隱隱感覺到,事態正朝惡化的方向發展,不過很多人還是心懷僥倖。禹作敏的手上便拽着一封從南方剛剛寄到的信件,來信人是另一位鄉鎮企業的代表人物,浙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自從當上中國鄉鎮企業協會的副會長後,禹、魯交情一向不淺,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魯都會讓人捎上幾大包給禹,而後者更是大方地送出過一輛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轎車。魯與禹是個性完全不同的兩個企業家,禹對魯的評價是:「你們老魯太圓滑。」而魯對禹的印象是:「這個老頭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發生後,魯便一直非常關心他的這位「禹大哥」,他在一份便條中寫道:「目前社會各界對你及大邱莊頗為關注。大家普遍認為,事至此,以妥協平息解決為上策。因為『投鼠忌器』,所以我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增強經濟實力才是基礎。希望您心胸開闊,保重身體是本也。」魯冠球「投鼠忌器」一詞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應該會考慮到他的改革影響力,不至於給予嚴厲的懲戒。這讓由自恃而變得驚恐的「老爺子」得到一點寬慰。

但是,事情的衍變出乎禹作敏以及魯冠球等人的預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個罪項,判處禹作敏二十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莊的二號人物禹紹政被同時判刑入獄十年,大邱莊因此案被逮捕者多達26人。關於他的判刑,新華社只向全國統發了一條不到兩百字的新聞稿,然而其引起的反響卻如平地驚雷,凌志軍記得,「那幾天家裏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很多人想要打聽他的情況,這些人大都是中國改革潮流中的風雲人物,他們把禹作敏視為同類,自然也把他作為改革的象徵,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對禹的打擊,是不是衝着改革來的?」

很顯然,禹案的發生讓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處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難辨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後,天津有關人士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稱:「禹作敏被拘留的本身,再次標誌了中國政治和法制的進步與成熟」。日後看來,禹案並沒有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個視法律為無物、卻又跟地方政府關係交惡的農民企業家自釀自飲的一杯苦酒。禹作敏判刑後,南方的魯冠球三日不出,他寫了一篇題為《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他寫道:「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是一道更困難的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

1999年初,因患冠心病等多種疾病,禹作敏被轉至天津天河醫院甲三病房,10月3日,保外就醫的禹作敏在孤獨中去世,時年70歲。這位個性剛烈的農民企業家至死沒有等到他一直渴望中的「平反」。他的死因有兩種說法,上海的《解放日報》曾在第一時間報道,「禹作敏在天津天河醫院就醫期間自殺身亡,屍體已於5日火化。」而之後的新華社則在簡短的新聞中稱「因心臟病突發去世」。

大邱莊地處天津近郊的靜海縣,禹作敏出事後,仍然有不少人趕去參觀。很多年後,走在這個日漸沒落的村莊裏,你依然時時處處可以嗅到禹作敏殘留不去的氣息。此人臉瘦削,肌發黃,滿臉溝壑,一雙異乎尋常的濃眉高高掛在一對精明的細眼睛上,眼珠大而黑,幾乎看不到眼白。站在他居住過的大院裏,你仿佛覺得他還大咧咧地盤腿坐在裏面,旁邊擱着一碗散熱氣的棒渣粥,門口蹲着兩隻虎視眈眈的大狗。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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