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事件」後一些高級將領已紛紛尋找門路向南京輸誠，表示不願再留在西北，以免被紅軍赤化。其時，陳誠亦認為：「東北軍對張漢卿已無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後，尤其掃地無餘，所謂要求放張回陝云云，不過少數老人面子，事實則都不願其再回部隊，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本文摘自2009年第1期《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作者王春林，原題為《西安事變後東北軍的蛻變及原因》。
自張學良主政東北起，東北軍一直表現出較強的凝聚力。但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京而被扣，東北軍不久即分裂瓦解。這種從穩固到瓦解的蛻變表明這支軍閥集團的穩定性在事變後遭到破壞。目前學界已有一些關於西安事變善後的研究成果，但對於東北軍在西安事變後的蛻變的研究似乎不夠深入，因而筆者擬對東北軍的蛻變及原因作以探析，以深化對東北軍的研究。
一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親送蔣介石回京而被扣，東北軍因而失去統帥。在蔣介石的軍事壓迫和政治分化下，東北軍內部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迅速激化，致使這支軍閥集團發生蛻變。首先，東北軍內部派系紛爭的表面化。曾任楊虎城秘書的米暫沉認為：「東北軍表面上是統一的，實際上內部是不一致的，既有地域的界限，又有新老和學系的派別。自從張學良被扣後，東北軍內部群龍無首，平時內部的許多矛盾趨於尖銳而表面化。」此論斷可謂切中要害。東北軍在奉軍時期就有元老派與少壯派、陸大與士官派、東北與外省籍等派系之分，這種派系之分一直延續到東北軍時期。西安事變後，這種派系之爭突出表現為元老派與少壯派之間的對立。
張學良被扣後，中央軍大兵壓境，內戰一觸即發。元老派與少壯派都激烈主戰，這時雙方意見一致。但在張學良致信西安方面主張和平解決後，元老派與少壯派開始出現分歧，以王以哲為首的元老派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主張先撤兵再謀營救張學良，少壯派則仍堅持先釋放張學良再考慮從前線撤兵的問題。1937年1月19日，少壯派向中共代表團提出：只要蔣介石不放張學良，就同南京決一死戰，並表示對東北軍高級將領主張和平解決十分不滿。在元老派方面，他們雖然傾向主和，但亦始終努力爭取張學良的自由。經過幾番交涉，蔣介石於1937年1月19日致函楊虎城時明確表示：張學良回陝是「不可能之要求」。同日，張學良在致楊虎城的信中亦明確強調：「關於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陝局未解決前是不便談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但直至1月底，西安方面仍然專注於張學良的自由問題。這時張語氣更為嚴厲地表示：「若今日再不接受(中央方案而仍以良之問題為先決條件，則愛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團體，害我國家矣。」在這種情況下，參與決策的元老派仍然作最後努力，要求給予張學良名義，最終迫使蔣表示：「關於漢卿出處問題，一俟移防完畢後，中(蔣介石自稱，蔣名中正筆者注)可保證必為負責請求，使漢卿出而效力國家，至於復權更不成問題」。
但少壯派並不贊同元老派的主和做法，1月29日，東北軍40多名高級軍官在渭南開會討論「戰和」問題。在少壯派代表應德田的鼓動下，在場的東北軍軍官形成了以武力爭取張學良自由的決議。中共經磋商後亦決定與張楊同進退。但「渭南決議」與元老派的主張完全相反，並且，這時「三位一體」面臨的軍事形勢已極為不利。於是，在1月31日有楊虎城、周恩來參加的「三位一體」最高軍事會議上，東北軍元老派王以哲等仍主張和平解決，楊虎城則認為「從道義上講，應該主戰，從利害上講，應該主和」。於是會議作出「先撤兵再營救張學良」的決定，從而否定了「渭南決議」。這引起了少壯派軍官的不滿，為了維護他們的主張，他們於2月2日槍殺了王以哲等人，是為「二二事件」。這一事件激起了元老派的復仇情緒。得悉事件後，與王以哲關係密切的繆澄流、劉多荃由渭南前線回師報仇，少壯派被迫離開西安。派系之爭的表面化反映了東北軍已經公開分裂。
其次，高級將領的離心。東北軍是以張學良為核心的封建性濃厚的軍閥集團，它延續了奉軍時期「兵為將有」的私軍特點。在東北軍內部，每支軍隊又以其將領為核心形成小集團，因而在其軍隊中，將領都有着相當的獨立性。這是軍閥治軍理念向下貫徹過程中的自然延伸，儼然在一支軍閥集團中存在着諸多的小軍閥。因而高級將領們往往以軍隊作為自己升遷的工具，而拋棄東北軍的整體利益。以一〇五師為例，時人即認為：「他們主要的思想，就是個人的升官發財，此外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濃厚，對於三民主義無認識，對於政治無堅決的主張」。
這種特點在張學良統帥時期對東北軍集團沒有太大的影響，因為整個部隊對張學良都有着高度的忠誠。但在張學良被扣後，這種特點的弊端就暴露出來。事變後，位於前線的繆澄流、劉多荃即與中央軍頻繁接觸，商議部隊的整編問題。雙方將領互通聲氣，備戰氛圍淡薄，這對東北軍的士氣和營救張學良的行動是極為不利的。而後方的將領亦在各自打算。「二二事件」後一些高級將領已紛紛尋找門路向南京輸誠，表示不願再留在西北，以免被紅軍赤化。沈克、檀自新亦在「二二事件」後宣佈脫離東北軍歸附中央。其時，陳誠亦認為：「東北軍對張漢卿已無信仰，自王以哲被戕後，尤其掃地無餘，所謂要求放張回陝云云，不過少數老人面子，事實則都不願其再回部隊，主持一切，以免再受其害」。陳誠主要是從東北軍高級將領的角度評論的，雖未必盡然，卻反映了部分東北軍高級將領欲脫離自保的心態。
再次，東北軍對「三位一體」的背離。一般而言，「三位一體」指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方的合作抗日，這自然包含了在地域上的互相依靠，又含有監督國民政府抗日的內容。在這一同盟中，東北軍是實力最強大的一支，張學良則是領導層的核心人物。一旦張學良被扣，在團體利益受威脅時，東北軍即對「三位一體」開始背離。
合作抗日是「三位一體」的主要政治內容，要求抗日也是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初衷。在被扣留後，張學良亦始終堅持維護抗日的大局。周恩來、楊虎城、王以哲等也都認為應以抗日大局為重，以和平方式做好西安事變的善後工作，同時爭取張學良的自由。
但需要指出的是，東北軍在「三位一體」中具有強烈的本位意識，本集團的利害始終是他們的主要着眼點，這往往使他們目光狹隘。東北軍最初加入「三位一體」的主要動機就是保存實力，推動抗日。當東北軍團體的生存受到威脅時，脫離「三位一體」就成為當然的選擇。少壯派雖主張依靠「三位一體」對抗中央軍，但其武力對抗的對策則完全無視「三位一體」合作抗日的方針。楊奎松亦指出，其時張學良迫於被扣的困境，對於「三位一體」也不再完全堅持。他認為「西北環境多所不便，如不遵從委座意旨，絕難挽此劫運」。東北軍元老派在張學良被扣後對「三位一體」的信任也大打折扣。「二二事件」後，東北軍的兵力幾乎還掌握在元老派的手中。他們認為楊虎城和中共在事件中支持和袒護少壯派，因而對兩方產生不滿。總之，在團體利益受威脅時，東北軍領導層一致選擇了脫離「三位一體」，保存自己。這種背離是東北軍集團的根本利益決定的，在當時情勢下無可厚非，事實上其時中共與楊虎城也有其自身利益的考量。但是東北軍的背離使「三位一體」趨於解體，三方分別與南京政府接觸，造成事變善後處理的主動權喪失，東北軍與張學良的前途都只能聽命南京政府了。
二
張學良所統帥的東北軍，在中原大戰、九一八事變和國共內戰中都保持着較強的凝聚力，但在西安事變後月余之間卻分崩離析，就在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打破了東北軍固有的組織體系的平衡。
首先，張學良的被扣。在事變前，中共就認識到：「東北軍中現在極大的弱點是只有個別的領導首長，而沒有一個領導的核心」。米暫沉也認為：「自張學良接替張作霖成為東北軍的首領後，多年來沒有形成一個類似第二把手的人物，除張之外無人能夠統率。」儘管張學良送蔣離陝時，曾寫下手令：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侯(指楊虎城、于學忠筆者注)指揮。但是張學良的一紙命令未能改變東北軍各自為政的局面。在其被扣後，東北軍領導層出現的權力真空是很難填補的，作為外省人的于學忠在地域觀念很重的東北軍中無法獲得其他將領的支持。這時，王以哲就以其在東北軍中的威望成為東北軍的實際領導者，但是在一般軍官眼中其統帥地位顯然不具有合法性。當張學良的人身自由發生危險時，執行可能使張學良失去自由的「妥協」政策的王以哲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少壯派打擊的對象。「王以哲的死使東北軍失去了最後一個核心人物。」
「二二事件」後，顧祝同在致蔣介石的電報中認定：(東北軍)「現失重心，無人統率，故人心恐慌，對楊氏及赤匪，均難信賴合作」。張學良的被扣使東北軍失去了團結、穩定的核心，因而凝聚力大為減弱，其作為一個團體已經很難維持。
再次，南京政府的分化。東北軍在失去東北地盤後，已經淪為一個較依賴於中央政府的流亡軍閥集團。但東北軍畢竟是相對獨立的地方實力派，西安事變前後的「三位一體」局面又挑戰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因而蔣介石不會放過這樣一個瓦解東北軍和西北半獨立局面的絕好機會。1937年1月1日，蔣介石表示：決定「以政治為主，軍事為從方略以解決西北問題」。其後，蔣介石又詳細闡釋其方略：「在前方，對逆表示應激急嚴厲，多對軍事說話，而政治之運用則屬之後方。如此前後策應，剛柔並用，乃易達成目的」。中央軍前線將領樊嵩甫亦認為，張部將校亦不認同張聽赤化分子之誘惑，「然以畏破壞團體之名，不敢先發難。政治解決，張楊所屬當能就範」。與此同時，中央軍前線將領與東北軍前線將領積極接觸，執行分化政策。
中央軍的大兵壓境和扣留了張學良是蔣介石的兩大優勢，這使南京在對西安的談判中始終處於主動地位，東北軍則處於受挾制的不利地位。1937年1月7日，他致信張學良，威脅說：(東北軍)「若再不遵中央處置，則即為抗命，國家對於抗命者之制裁，決不能比附於內戰」。張提出甲乙兩案供蔣介石參考，並希望在蔣介石解決西北問題中發揮自己的作用。他還積極勸說西安方面接受中央的安排。1月7日，他致信東北軍軍官：(我們的血)「不是為內戰而流的，切盼諸兄在此短期間設法勿發生內戰」。
隨着楊虎城的接受改編，西北地區被重新置於中央的統治之下。
第四，東北軍的軍閥屬性。東北軍承襲自奉軍，儘管在張學良的影響下具有較強的愛國思想，但在軍閥習氣下還是自然地形成了以張學良為中心的地方軍閥集團。何柱國更進一步指出：「張學良也受到封建傳統的影響，他統率東北軍的思想基礎是倫理上的忠孝，是綠林中的俠義。」「東北淪陷以後，東北軍散處關內各省，他仍然是全軍乃至流落在關內的東北人的領袖。」
東北軍的地方主義色彩十分濃厚。在用人上，再以一〇五師為例，「因他們部落式的封建思想很深，所以自連長以上的官佐沒有一個不是遼寧人」。在政治上，東北軍的地方觀念重於國家觀念，集團利益總是被優先考慮。西安事變後，南京政府制定的《「分期整理東北軍計劃大綱」的四項方針》中有兩條即着眼於消除東北軍的軍閥性，其一，「糾正過去東北軍封建觀念，使逐漸變成國家武力，能擔負國防上責任，以作為收復失地之先鋒」;其二，「灌輸各級軍官之國家民族思想及服從中央擁護領袖之精神為主旨」。
齊錫生認為：「一個派系用強調個人關係和抑制上下級、同級人員之間關系所形成的低水平的結合，使它對困難具有很低的克服能力，特別是在改換首領之時這種脆弱性就暴露無遺。」東北軍的軍閥屬性使其組織穩定性在先天上存在缺陷，國家意識和政治意識淡薄，其團體的組織和凝聚力更多地依靠鄉土關係。這種舊式軍隊的穩定性十分脆弱，因而極易在失去領袖和外力壓迫下發生蛻變。
東北軍的蛻變使得南京政府在籌劃抗戰方略時少了一支地方勢力的牽制，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