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社會上流傳的有關林彪的書刊開始大量增加，人們對這位在中國歷史上曾幾何時成為一人之下，億人之上的「林副統帥」，到頭來落了個折戟沉沙命運的人物充滿好奇。複雜的歷史背景必然造就複雜的歷史性格，歷史上看，林彪幾次在重大緊要關頭表現出遊移、騎牆和搖擺，但也許是由於他善於見風使舵，總之，他都偷偷地滑了過去，竟沒有受到絲毫損害，從一個角度展現了他的另面人生。
從第五次反「圍剿」到會理會議前後的林彪，表現出明顯的搖擺不定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地。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洛甫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先後到達瑞金，開始對中央根據地發號施令。自此以後，中央蘇區的形勢急轉直下，日趨險惡。
博古等人的到來，給林彪帶來了一連串不愉快的消息。首先，博古告訴他，他的革命領路人、堂兄林育南因為反對王明，已被開除出黨，並於1931年夏被國民政府逮捕，慘遭殺害。聽到這一噩耗，林彪強忍住內心的悲痛，沉默着沒有吱聲;其次，一向對林彪青睞有加的毛澤東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大權旁落，並受到黨內部分人士的猛烈批判和抨擊。
博古帶來的消息，使林彪敏銳地感覺到，此時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無不關係着自己的命運。他比以前更內向、更消沉，有時整天不說一句話，不理一個人，只是低頭鑽研戰術，指揮戰事。
博古等人不懂軍事，把指揮大權拱手送給了李德。李德這個吃慣了牛奶麵包的日耳曼人，既不懂中國的地理民情，又不理會毛澤東運用過的已經為實戰證明是正確的戰略戰術，只會死摳軍事條例，根據地圖指揮打仗，結果把事情越搞越糟。
第五次反「圍剿」之初，李德、博古等人將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分為兩部分作戰，提出了「兩個拳頭打人」的口號。對於這個口號，在後方養病的毛澤東稱之為「使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取得當時能夠取得的最大勝利。」打得很疲勞的拳頭是指紅三軍團。林彪帶領的紅一軍團則坐守防禦，基本閒置。
反「圍剿」鬥爭中，李德、博古等人提出了「短促突擊」戰術。這個戰術，即是以碉堡對碉堡，以陣地對陣地，俟敵人進至距我碉堡二三百米時即用短促突擊消滅之。這種戰術除偶爾獲得一兩個小勝利外，每戰每敗。有戰士這樣發牢騷說：「我們一夜不睏覺做了一個堡壘，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壘，我們只有用牙齒去咬!我們沒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壘，這是搞什麼鬼呀?」在紅軍的師級幹部中，也流傳着這樣一句俏皮話：「短促突擊，等於送死。」
林彪素以善打運動戰著稱，他一開始就反對這種「短促突擊」的戰術，因為如陳雲所說，「短促突擊拒絕了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戰術。」1934年2月24日，林彪和聶榮臻向軍委提出了一項關於用運動戰消滅敵人的建議，結果遭到軍委的批評。軍委告誡林彪要堅決服從命令，不要脫離中央的正確軌道，導致不可挽回的後果。
在臨時中央支持下，李德凶焰十足，他宣佈凡是對中央指揮不滿和抵制「短促突擊」戰術的人都將受到嚴懲。輕則剝奪軍權，重則送上法庭。
在李德的淫威下，林彪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執行「短促突擊」特別下力。他請李德來一軍團講授「短促突擊」戰術。李德整整講了一天，大談「我支點之守備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地反突擊，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等內容。
李德走後，紅一軍團的幹部戰士們紛紛反映說「聽不懂」，越聽越糊塗。林彪開導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學嘛。」愛鑽研戰略戰術問題的林彪果然學有所成，於1934年6月17日發表了《論短促突擊》的文章，提出了二十七條實施措施和注意事項，得到了李德等人的讚賞。
對於林彪此舉，擔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認為，「林彪突然發表這篇文章，自然不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在政治上的表態」。聯繫到林彪後來曾說的「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一語，他的這一舉動蘊含的真正動機也就很清楚了。
彭德懷與林彪同為軍團長，在李德的淫威面前，彭始終沒有低下頭來。他痛斥李德、博古等人是「崽賣爺田心不疼」。對此，毛澤東十分感嘆地說：
「一個是硬漢子，一個是細伢子，金子不能比銅喲!」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被迫長征。面對國軍圍追堵截的日趨嚴重的局面，李德的瞎指揮使紅軍繼續遭受嚴重損失，特別是湘江一役，使紅軍損失過半，由出發時的八萬五千人銳減到不足四萬人。紅軍廣大官兵對現有領導的懷疑和不滿達到頂點。一向態度隱晦的林彪對博古、李德也是頗有怨言。
1935年1月2日，紅軍佔領遵義城，它是紅軍長征以來所佔領的第一座中等城市。在此之前，中共高層包括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已達成共識，認為必須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紅軍軍事領導問題。會議是在遵義城召開的，史稱「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1月15日晚飯後在一間長方形的房間內宣佈開始的。二十多名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和各軍團軍政主要首長參加會議。博古是會議的主持者，又處在被審查的地位。他在為第五次反「圍剿」鬥爭所作的總結報告中，一再強調客觀原因，推諉責任。
毛澤東一改過去總是等到最後才發言的慣例，第一個站起來作了發言。他批評李德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禦中的保守主義、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導致反「圍剿」鬥爭的失敗。毛十分策略地避開政治路線，不提政治錯誤，只提軍事錯誤。他的發言博得熱烈的掌聲。接着，王稼祥、洛甫、朱德、聶榮臻、彭德懷先後發言，表示支持和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林彪在遵義會議上，沒起多大作用。這一點，遵義會議時為李德擔任翻譯的伍修權是這樣認為的：「林彪本來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會上被批判的『短促突擊』等等，也是林彪所熱心鼓吹的……會議雖然沒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實際上也處於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會上，基本上是一言不發的。聶榮臻也說，「林彪沒發什麼言」。
遵義會議整整召開了三天。散會後，林彪並沒有按照會議的要求向全軍團傳達會議內容。十幾天後，紅一軍團才從其他部隊獲悉遵義會議的主要內容。遵義會議內容過了十幾天後才傳到紅一軍團的原因，時任一師師長的李聚奎這樣認為：
一方面，因為一軍團在中共中央召開遵義會議之前，已進到離遵義五十公里以外的桐梓、松坎地區，且遵義會議一結束，我師就作為先頭部隊奉命向赤水方向前進，軍情緊急，來不及向我們傳達;另一方面，參加遵義會議的軍團政委聶榮臻因腳打泡，化膿未好，坐擔架隨中央縱隊行軍，沒有回到前方部隊;再一方面，不能不說同林彪對遵義會議的態度曖昧有關。雖說林彪在參加遵義會議之後就回到了部隊，但卻沒有及時給我們傳達。
遵義會議之後，在會上遭到批判、成為眾矢之的紅軍「太上皇」李德想起了一向對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他被解除了指揮權之後，提出到紅一軍團去隨軍行動。這個要求得到批准。李德拉着馱滿了特殊食品的一匹馬，興致勃勃地來到紅一軍團，沒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後，林彪指定軍團管理科科長照顧好李德的生活，說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離開了李德。這使李德十分惱火。二進遵義時，翻譯伍修權去看他，他一肚子氣沒處發，見伍修權拿了小桌上的一個核桃，勃然大怒：
「你為什麼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關係，沒有吃核桃的關係!」
遵義會議紅軍雖然解決了領導權問題，但軍事形勢仍不容樂觀。國軍在短時間內調集了近40萬兵力，組成「鐵壁合圍」式的幾層包圍圈，封鎖了烏江、金沙江，企圖再次將紅軍聚殲於此。
紅軍能否跳出包圍圈，取決於極端靈活的戰略戰術，要用反覆穿插的曲線行軍調動敵人部署，誘使蔣介石讓出或減少江防兵力。為此，毛澤東重執帥印後，於1935年春指揮了他稱之為「一生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戰役。
四渡赤水過程中，林彪雖然忠實地執行了命令，但他對毛澤東靈活多變的指揮作風十分不滿，對翻來復去走路的行軍方式尤為惱火。行軍途中，他對聶榮臻抱怨道：「盡走弓背!盡走弓背!不會走弓弦嗎?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這樣領導指揮還行?」
聶榮臻和林彪共事有一條原則：大事不含糊，小事裝糊塗。只要涉及到原則問題，寬厚隨和的聶政委立即變得嚴肅認真起來。他對林彪說：「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們好比落在敵人的口袋裏，如果不聲東擊西，如何出得去?」
1935年5月上旬，紅軍攻佔了會理縣城。部隊在會理休整幾天。在此期間，在紅軍高級將領層中泛起了一股波瀾，流傳說毛澤東指揮紅軍不行，要求撤換領導。林彪就是要求撤換毛澤東領導權中的一個。林彪看聶榮臻不同意他的觀點，在會理休整期間，便給彭德懷打電話：「彭總，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了。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
「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現在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至於我，則更不適當。」彭德懷在電話里拒絕了林彪的要求。
林彪有些氣餒，他苦笑了一下，對聶榮臻、左權和朱瑞說：「彭德懷真倔。」
聶榮臻沒想到林彪膽子這麼大，竟擅自煽動撤換中央領導。他質問林彪：「你是什麼地位?你怎麼可以指定總司令，撤換統帥?我們紅軍是黨的軍隊，不是個人的軍隊，誰要選擇，辦不到!」聶榮臻警告這位29歲的軍團長：「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隊行動，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員的名義下令部隊不執行。」
林彪清楚這話的份量。在紅一軍團中，政委和軍團長的威望一樣高，從某種程度上講，師團級幹部和政委在感情上更親近些。林彪固然不敢擅自調動部隊，但也沒有就此罷休。幾天後，他寫了一封給中央三人指揮小組的信，要求朱毛隨軍主持大計，讓彭德懷指揮作戰，迅速北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很明顯，這封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毛澤東下台。林彪把信交給聶榮臻看後，請他簽名。
聶榮臻看完信，拒絕簽名。他十分嚴肅誠懇地對林彪說：「革命到了這樣的緊急關頭，你不要毛主席領導，誰來領導?你剛剛參加了遵義會議，現在又反對遵義會議，這個態度是很錯誤的，是違犯紀律的。況且你跟毛主席最久，現在你應該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我不能簽這個名，我也堅決反對你簽名上送這封信。」
「天馬行空，獨往獨來」的林彪沒把聶榮臻的勸告放在心裏，他最終還是發出了這封信件。
接到林彪的信件，閱畢全文，毛澤東吃了一驚，但很快便鎮定下來。毛澤東斷定這封信是林彪的語言、彭德懷的思想，認為林彪是在比他年長八歲的彭德懷煽動下寫成這封信的。
於是，5月12日，毛澤東在會理城外一個鐵匠鋪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彭德懷對中央「不滿」的錯誤。彭德懷對這飛來之禍採取了不抗辯、不申明、日久自然明的態度。他當時不會想到，毛對此事卻是耿耿於懷，在以後的24年之中講了四次，並在廬山會議上成了討伐彭罪狀之一。
林彪對此卻緘口不語，儼然是一個受害者。毛澤東批評林彪的口氣並沒有批評彭德懷那麼嚴厲。他對林彪說：「這段時間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對的，毋容置疑。渡過金沙江後，我們不是擺脫國民黨的追兵了嗎?不是實現了原定的計劃渡江北上了嗎?下一步棋，就是研究如何同張國燾、徐向前的部隊會合了。為了實現總的戰略目標，我們多跑點路，走了一些弓背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打仗就是這樣，為了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了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這值得發什麼牢騷?講什麼怪話?天下的事，有時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你想這樣作，卻偏偏一下子辦不到。但轉了一個圈，事情又辦成了。總之，遵義政治局會議後，中央的領導是正確的，不能有絲毫的懷疑和動搖。」
林彪悶坐在條凳上，斜瞄了毛澤東一眼，「我給中央寫信，沒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裏煩躁……」
沒等林彪繼續講下去，毛澤東說，「你是個娃娃，懂得什麼?」
遵義會議至會理會議前後，林彪的一系列搖擺的表現，在毛澤東的一句「你是個娃娃」中，算是輕輕帶過了。現在回過頭看，林彪當時的表現我們也不能一概說他是搞投機。應當說，他的內心是複雜的，當時面臨的環境也是複雜的。但他年紀輕輕，其表現出的城府已非一般人所能比。
面對張國燾的行徑和對他的拉攏，林彪險些沒有站穩腳跟
紅軍長征後，1935年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在紅四方面軍的護送下進駐懋功地區。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環抱的小縣城，只有幾百戶人家，居住着藏、回、漢族人民。從16日到24日，毛澤東在此足足等了一個星期，直到25日，張國燾才威風凜凜地在一隊騎兵護衛下來到兩河口鎮，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叫化子與龍王爺比寶」(毛澤東語)式的會面。
張國燾很快了解到中央紅軍的全部家底。他估計紅一方面軍人數不超過兩萬人，而自己帶領的紅四方面軍足有八萬人，雙方力量對比相差懸殊。張國燾權力欲和個人野心急劇膨脹起來，表現出一種自負和傲慢，不把毛等人放在眼裏。和毛在一起的「洋顧問」李德這樣寫道：
「他像主人待客一樣接待了我們，他的舉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識到自己的軍事優勢及行政權力。」
6月26日，中央在兩河口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與張國燾就紅軍行動方針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毛澤東提出迅速北上的建議。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川康邊。最後，政治局以壓倒優勢通過了毛的提議，決定紅軍繼續北上，並通過了相應的決議。
張國燾對此甚為不滿，他把自己的主張未能獲得通過的原因歸咎於政治局內毛派人物太多。他開始利用紅四方面軍的兵力優勢，煽動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權。張國燾還在一批高級指揮員中散佈「誰得票多誰當主席」的言論，製造篡權輿論。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為顧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軍的團結，作出了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的命令，並規定「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張國燾就任總政委後，並不滿足，他立即決定將原紅一、三、五軍團改為紅一、三、五、三十二軍。
如果把中央紅軍比作一乘戰車，那一、三兩個軍團就是車之雙輪，林彪、彭德懷就是衝鋒陷陣的兩匹驍騎。當有人偷偷地把會理會議的情況透露給張國燾後，他立即敏感地意識到，中央紅軍也不是鐵板一塊，也不團結，有機可乘。於是，他開始加緊對紅一、三軍團領導人進行策動。他以為，只要把林彪、彭德懷爭取到自己一邊，毛就是一個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張國燾過於熱情的奉承，含義不明的舉動，挑撥性極強的語言，使彭德懷、聶榮臻等人警覺起來，他們頂住了張國燾的誘惑，挫敗了張國燾的陰謀。
可是，在這次很明顯的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中，林彪又沒站穩腳跟，立場又發生了動搖。由於在遵義會議和會理會議上兩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評，林彪的情緒一直很低沉，牴觸情緒很大。不及時傳達遵義會議內容和會理會議後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證。會師後，林彪與張國燾一談即合，顯得很親近，這不能不引起聶榮臻的焦慮和不安。
北上方針由於張國燾的拖延，遲遲不能實施。8月初，中共利用毛兒蓋休整之機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重申了北上川陝甘既定方針。會議還將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右路軍以原紅一方面軍為主，由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紅軍大學組成，徐向前、陳昌浩任指揮;左路軍以原紅四方面軍為主，由四方面軍的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組成，由朱德任指揮。會議決定分兵北上，毛澤東率中央政治局隨右路軍以班佑為目標前進;張國燾率左路軍以阿垻為目標前進。兩軍約定在巴西會合。
然而，張國燾內心還是堅持南下，並加緊了拉攏活動。事態愈加嚴重，林彪也越滑越遠。他的政委聶榮臻感覺到林彪似乎與張國燾達成了某種協議或默契，這從當時被視為張國燾代理人的陳昌浩的親疏態度上可以得到證明。聶榮臻曾講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險記」：
右路軍組成後，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吃飯，吃了很多胡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吃完了晚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說：「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陳昌浩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樣?」我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贊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志。
談到晚上10點鐘了，我說，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還要行軍，他才說，好吧，你走吧。我就帶着兩個警衛員，牽着一匹騾子，離開了。……
老實說，我怕陳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壞分子打我的冷槍。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軍團部。
聶榮臻是全軍公認的「最守紀律，最負責任」的政治委員，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提醒周圍的人，特別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紅一軍團指揮部。當電台報告左路軍遲遲不肯向巴西地區推進時，林彪、左權、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聶榮臻對他們說：「我們光在毛兒蓋附近，前後就耽擱了一個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還是照毛澤東同志講的，出甘肅。要不，我們可就要完了。」他轉身又以鄭重的口吻對林彪說：「你要注意，張國燾要把我們『吃掉』。」
「不見得吧?」對這位比自己年長7歲的政委，林彪說話總是那麼一種不以為然的口氣，不冷也不熱。
「不見得?我告訴你吧，張國燾有一個方案，要把我調到三十一軍當政委，把你調到另一個軍當軍長。把我們調離原作戰部隊，這意圖不是很明顯嗎?」聶榮臻說。
「你這是宗派主義!」一向說話模稜兩可的林彪，這次一點也不含糊，反駁聶榮臻的提醒。
「這怎麼是宗派主義呢?」聶榮臻沒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飛出一頂「宗派主義」的帽子，過了一會兒，他才說：「張國燾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從會師以來到現在一直是這樣。我們應該想一想，保持警惕，這是個路線問題。」
「既然是路線問題，那麼你的意思是說張國燾的路線錯了?」林彪把聶榮臻逼到了關口上。在當時，得罪權勢炙人的張國燾是件十分危險的事。
聶榮臻並不害怕，他平靜地說：「我看張國燾的路線是錯的。」
林彪卻不能冷靜，他說道：「你說他的路線不對，那他們怎麼還有那麼多人?我們才幾個人哪?」
對林彪的這番話，聶榮臻十分氣憤，他按捺不住感情，「嚯」地拍桌子，站了起來，大聲說道：「人多就對，那蔣介石的人更多，難道說蔣介石是正確的嗎?」
似這般激烈的爭吵，在林彪、聶榮臻之間，尚不多見。似乎為了證明林彪的錯誤，沒等林、聶爭論完畢，張國燾便開始動作了。
彭德懷最先察覺到危險。當災難還在萌芽狀態時，他就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彭德懷在《自述》中說：
我回到蘆花軍團部時，軍委參謀部將各軍團互通情報的密電本收繳了，連一、三軍團和軍委、毛主席通報的密電本也收繳了。從此以後，只能與前敵總指揮部(張國燾)通報了。與中央隔絕了，與一軍團也隔絕了。
這次北進，三軍團走在右翼縱隊的最後面，前面是一軍團，中間是紅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九軍和前敵總指揮部。當時使我感覺：張國燾有野心，中央似乎沒有察覺。毛澤東、張聞天隨前敵總指揮部一處住，先一兩天到達上下包座(松潘西北百餘里)，三軍團後一兩天才到達阿西、巴西，離前敵總指揮部約十五里至二十里。我到宿營地時，立即到前敵總部和毛澤東處。其實我是為了到毛澤東處，才去前總的。這時周恩來、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軍團部。
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總，秘密派第十一團隱蔽在毛主席住處不遠，以備萬一。在前敵參謀長葉劍英處，得知一軍團到了俄界地區。找不到嚮導，問不到路，沒有地圖，茫茫草原，何處是俄界呢?這時楊尚昆已調其他工作，三軍團政委是李富春。三軍團準備了電台，編了密碼，也只能說是要與一軍團聯絡，而未說是為了防止突然事變。派武亭帶着指北針尋找一軍團走過的行蹤，務把電台密碼本送給林、聶。正好送到林彪處，這天，事情就發作了。
事實證明，送密碼本給紅一軍團，這是在事變發生前極為關鍵的一着棋。電台與密碼將一、三兩個軍團重新聯絡成一個首尾相應、交替掩護的戰鬥整體，一旦出事，即可行動。
林彪在毫無思想準備和絲毫沒有察覺的情況下被推到了最前沿。這也是他的幸運。如果從容地讓他進行選擇的話，他很可能走上另一條道路。
在高饒事件中，林彪差點陷進去
1953年初，高崗、饒漱石分別從東北局第一書記和華東局第一書記的任上調到中央，分別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和中央組織部部長。這一年，為了適應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中共中央考慮是否採用部長會議的國家體制和是否增設黨的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毛澤東提出分一線、二線的主張。高崗、饒漱石把這看成是一次權力再分配，看成是攫取更大權力的絕好時機，他們聯起手來，將矛頭對準劉少奇、周恩來，想把劉、周拱倒，取而代之。
林彪是高崗的重要支持者和同盟軍，也是高崗手中的一張王牌。林彪與高崗在延安時就打過交道，解放戰爭時期林彪任東北局書記、高崗則擔任東北局常委，兩人合作得很好，關係密切。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後，1953年10月初，高崗以休假為名，「週遊」華東和中南地區，在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中散佈他的所謂「軍黨論」。他說，「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中國共產黨里有「根據地和軍隊的黨」以及「白區的黨」兩個部分，毛主席代表紅區的黨，劉少奇代表白區的黨。還說現在黨中央和國家機關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手裏，應徹底改組。他甚至無中生有地說某個領導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他還露骨地攻擊和詆毀劉少奇，說劉少奇不成熟，黨的七大把劉少奇抬得太高了。
高崗的這些說法，引起了林彪的共鳴。林彪出身於井岡山，一直在蘇區帶兵打仗，對在白區工作過的如劉少奇、彭真等存有偏見。他對劉少奇看法不佳，尤其是對抗戰結束後劉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階段」不以為然。他和彭真關係緊張，抗戰一結束他到東北就任東北人民自治軍(不久改成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時，彭真任政治委員，他很不滿意，說彭真不是打仗出身，沒有資格當他的政委。結果兩人鬧得很僵，最後中央只好調整彭真的職務，將彭真調離。加上他和高崗共過事，因此他對高崗多了幾分信任和親近，少了幾分警惕和距離。
以休假為名的高崗專程到杭州劉莊，看望正在那裏養病的林彪，兩人無話不談，十分投機。高崗的「軍黨論」，贏得了林彪的讚賞。高崗利用安子文私擬的中央政治局人選名單，在林彪面前挑撥離間，收到了預期效果。
1953年3月初，高崗向安子文轉達了毛澤東同他的談話內容，說中央政治局成員要改組，要加強中央部機構。安子文未經中央授權，草擬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和中央各部委主要負責同志名單。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分兩組列出，一組寫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饒漱石、鄧子恢(以上為各中央局書記);另一組寫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勛、劉瀾濤。對中央各部，列了組織部、宣傳部、政法統戰部、農村工作部、財經工作部負責人和中央正、副秘書長名單。安子文將這個名單給高崗看過，也向饒漱石談過。高崗以為這個名單是劉少奇授意安子文搞的，給他看的目的是試探他，於是抓住這件事在高級幹部中做文章。高崗還多次到劉莊林彪住地，要林彪商量中央人選名單、軍隊八大代表團名單。林彪贊成高崗掌控更高一級的實權。林彪稱讚高崗政治上很強，將來是黨內了不起的人物。在即將離開杭州時，林彪又派葉群對高崗說：「林彪與你談話後，很興奮，他的意見，主席退居二線，同意你兼職掌握實權，總理擺名義職務，不要他掌實權。」事後，高崗得意地對別人說：「關於中央人選名單已與林彪商量好了，他同意這個名單。」
高崗自己想掌控政務院的實權，卻故意抬出林彪，以掩人耳目。1953年底，毛澤東南下杭州修改憲法離京前夕，高崗特意找到跟隨毛澤東去杭州的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談話，一方面要羅瑞卿注意照顧毛澤東的健康，另一方面請羅瑞卿向毛澤東傳話：成立部長會議，我贊成林彪。
與利令智昏、忘乎所以的高崗不同，林彪把打仗時的機警也運用到了政治上。他明明對高崗的論調和主張大加讚賞，卻託詞養病，並不出頭。他見高崗、饒漱石的活動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被察覺，有暴露的危險，即開始金蟬脫殼和隱身。1953年11月25日，他寫信給×××說：「關於高所談機構問題，盼你對張(張際春)、鄧(鄧子恢)不必談，且望在粵、在漢、在京對一切熟的同志亦均勿談。」並一再囑咐：「在談話中勿涉及人事問題。」11月末，他交給高崗妻子李力群一封信，要她親自交給高崗不要丟了，也不要和其他人講。信的內容無人知曉。「高饒事件」後的1962年，葉群又對李力群編造說：那封信是林彪批評高崗搞地下活動是危險的，不讓別人知道是想讓高崗偷偷改了。說當年高崗在杭州給林彪看中央人選名單，林彪當時就曾批評高崗說這是非法活動。葉群顯然害怕中央追查林彪和高崗的關係，因而授意編造情況欺騙了中央，掩蓋真相。
高崗所散佈的打擊劉少奇和吹捧林彪的言論，以及林彪支持高崗的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警惕。1953年12月的一天，毛澤東對羅瑞卿點破說：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他對陳雲說，黨的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你認為他擁護林彪嗎?這時林彪沒有了。他不只要打倒劉少奇，是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
毛澤東特意要陳雲去杭州做林彪的工作。毛澤東讓陳雲轉告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陳雲向林彪原原本本轉達了毛澤東的話，並向他介紹了高崗利用四野旗幟，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煽動各大區負責人攻擊中財委的種種問題。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崗。「九一三」事件後，陳雲於1971年10月8日在《我對林彪的揭發》的材料中寫道：「在高饒反黨陰謀中，林彪實際上是大後台。毛主席要我去杭州說服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林彪表示同意，但又說黨的副主席除劉少奇外不要再提別人了。
或許是林彪的洗刷和表白起了作用，捲入「高饒事件」的林彪，政治上竟沒有遭受任何損失。1954年8月17日，高崗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1955年1月，饒漱石也被正式逮捕。高崗、饒漱石垮台，而林彪卻扶搖直上，在195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和鄧小平一起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又在1958年5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進入了中共核心領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