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裏，我們在新一波的抗議浪潮和佔領運動中看到過如此多的情緒：恐懼、憤怒、絕望。不過，由學生帶領的香港佔中示威者給抗議「派對」帶來了：迷人的力量。
在社交媒體和傳統媒體上廣為流傳的香港主要抗議營地的場景至少給人是這種印象。該抗議營地位於金鐘橫跨八條車道的高速公路上，這裏也是港府的心臟地帶。
在營地的一個組成部分，有對公民抗命的討論。在另一部分，人們在學習如何製作摺紙版本的小雨傘——因為該運動被命名為「雨傘運動」。沒有牆上的塗鴉，抗議者們整齊地把自己的願望濃縮到便籤條上，貼在「列儂牆」上。時不時地，每個人都會停下來拾撿垃圾。那裏有一個設備齊全的女性衛生間，還有一個電子設備充電站。由抗議者們公認的領導團體提出的方案都經過了人群的鄭重討論。那裏還有一個供人們向基督祈禱的神壇，及一個迷你的關羽廟。排列整齊的帳篷上噴刷有數字，方便郵政工作人員。在現場的許多記者自己會受到震動，他們得離開現場來試圖寫些客觀的報道。但是很明顯，他們徹底為這整個的體驗所傾倒。
毫無疑問，這場佔領運動準確地反映了參與者們的個性。整件事都「非常香港化」，尤其是非常年輕的香港化：認真、頑皮、天性純良、彬彬有禮、充滿理想和感傷。這個運動最知名的歌曲選自音樂劇《悲慘世界》裏的「你聽到人民的歌聲了嗎」（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金鐘的營地也體現了一群經驗豐富的年輕政治活動家們嚴格深思熟慮的政治策略，他們曾成功掀起了大規模抗議，阻止了強加給香港的「國民教育科」。這一營地的存在，不只是推動示威者們當前要求的香港真普選，它還體現了抗議者們所嚮往的香港是一個什麼樣子。
最重要的是，它將示威者們身體易受傷害的劣勢變成了抵禦警方的力量。甚至當看到在接近營地有很多並非全副武裝的警員，也會令旁觀者們想要伸出一隻手臂去保護他們。
抗議者們易受傷害的特性實際上已令他們的力量倍增。通常，白天參加抗議的人數平均不超過幾百人，夜晚抗議人群擴大——人們下班或放學後前來支持。但是在危機時刻，以及任何時候抗議營地可能受到當局威脅時，示威人數會增多。這種效果令抗議營地「碰不得」，至少現在是這樣的。
在旺角，另一個主要抗議營地的氣氛則不同。在那裏，人群的年紀要大一些，他們更強硬，更憤怒。示威者們與警察之間的衝突更頻繁。佔領者和反佔中示威者之間出現言語交鋒。安全帽和防毒面具已開始取代雨傘，成為佔領者們的典型裝扮。
在旺角持續性的衝突可能是當局精心設計的，因為他們希望將公眾的視線轉移到一個地方——在那裏，如果你使勁擠壓，你能看到一些更傳統的防暴場景。事實上，在金鐘營地的組織者們曾數度呼籲在旺角的佔領者們撤離，但沒有成功。在旺角的抗議者們說，如果旺角失守，下一個就會是金鐘。再次，人們保護性的衝動在起作用。
這一切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但這也提出了一個問題讓人們探討：有如此多的香港年輕人走出來成功地採用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組織技巧，他們如此年輕，為什麼在抗議中能做得這麼好？傳統的答案是：這一切均源於1997年回歸北京統治後的弊政。的確如此，但這只是部分的真相。在香港，示威有着更長的歷史。
1967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香港（左派展開的）親北京的示威中，學生們表現突出。該示威讓香港陷入了廣泛騷亂。但是文明香港的出現也許能夠追溯到1973年大規模的反貪污抗議。當時，香港的腐敗嚴重。幾乎每一件事都要所謂的「茶水費」，從在醫院裏要一個便盆，到讓消防員真的打開他們的水管。
那年的抗議活動導致了廣泛公務員制度的改革，及建立了高效的廉政公署。但也許更重要的是，它也使香港人從腐敗的毒氣中解脫出來，重塑了當地機構和各行業，重建了香港的聲譽，使其成為一個誠實、正直的城市。在政治上，它標誌着一個長期的、執着地爭取民主權利和實踐的抗爭，並取得了部分成功。這場抗爭始於對代表倫敦殖民利益的寡頭的鬥爭，現在繼續反對代表北京新殖民主義利益的寡頭。抗議是香港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香港，人們抗議了這麼多年，甚至連孩子們都變得如此擅長，這不應令人驚訝。
有充分的理由說，香港的年輕人已變得比他們的前輩們更出色。當北京宣佈要對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施加政治審查的計劃後，正式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退了下來。目前的佔領運動是從由高中和大學生領導的罷課運動中萌發出來的。
香港當局原本希望把當地的選民變成一種巨大的橡皮圖章——無論香港的領導人是誰，都得是北京批准的人。經過一個漫長的、完全虛假的諮詢後，他們指望香港人對整件事都已如此厭惡，以致他們不會有太明顯的異議就讓該決定通過。
如果不是那些「惱人」的孩子們，他們也許已經成功了。
（本文譯自Jamie Kenny於10月25日發表在阿聯酋首府阿布扎比的官方英文日報《The National》上的評論文章，題為：「香港抗議活動是一場秩序戰勝混亂的凱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