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魏初有一首詩：「交親零落鬢如絲，兩袖清風一束詩」。古代裸官，大多如斯。唐文宗大和四年，山東河北等地戰火剛息，到處荒蕪，朝廷派殷侑出任滄、齊、德等州觀察使，離家時沒帶妻子。家人不解，路上有個知冷知熱的人照料，難道不好嗎?殷侑則認為，自己去巡視地方，自然要不辭勞苦，做個表率，又何須照料?
到了滄州，，他每天飯食素淡，與士卒一起摸爬滾打搞建設。經過他的治理，滄、齊、德等地的情況大為改觀，流亡在外的百姓紛紛背着包裹回來。殷侑早有準備，事先跟朝廷借了耕牛三萬頭，分發給百姓耕作。隨後，這幾個州的戶口猛增，倉庫里的糧食也大量盈積。
像殷侑這樣的裸官，史料里一抓一大把。再如明代常州府同知張宗璉，甘做裸官好多年，直到病逝，也沒與遠在吉水的妻子見上最後一面。
春秋時期魯國的國相公儀休，原本不是裸官，卻因為家裏織的布太好了，硬生生把妻子從家裏攆走。這是什麼邏輯?
公儀休的邏輯是，咱家的布為何好?技術好、機器好加上媳婦手藝好。那麼，布好買的人就多，不愁銷量，產量必大。循環往復，其他同業的人家還怎麼做生意?當官吃皇糧的，怎麼能再去與民爭利?這叫「受大者不得取小」。
公儀休的傳說，或許有誇大之嫌，但也提醒我們思考，為官者，到底是為大家還是為小家?我想，今天沒有哪個裸官敢說自己安排家屬出國，是為了減緩祖國人口壓力而「就食番邦」吧!
古代有的裸官，則有着更為複雜的動機。
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山東蘭陵縣某鄉村來了一位官員，名叫鮑恢，是個司徒史，他是出差東海郡，順道來探望頂頭上司王良的家屬，看看有沒有書信好捎回去。
鮑恢好不容易才找到兩間破草屋，看見一位穿着布裙的農婦，拉着一捆柴，從田中歸來。鮑恢以為是家僕，上前說明來意。那位農婦很客氣道：「我就是啊」。鮑恢懵了，當朝重臣的妻子居然在家種地!難道二千石俸米養不活一個弱女子?他只得向夫人下拜，一路嘆息而歸。
王良時任大司徒司直，相當於監察部長。《後漢書》說他「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但王良來說，這樣做，自有他的道理。
東漢王朝以推翻新莽政權而後立，當時的儒家知識分子總有個心結：戰時可以支持你，畢竟你是天子血脈;但你自己坐江山，那麼有道無道也就兩說了。此類思想在當時很普遍。王良雖做着官，但對於光武帝，還是存着聽其言、觀其行，「走着瞧」的心理。如果是明君，那我盡忠，如果不是，那我再歸隱。讓老婆在家務農，自食其力，既能做到不欠朝廷的情，又能守住後院這片天，留個退路。
古代裸官的退路是一間草屋，現在的裸官，退路卻是境外，同樣是「裸」，境界可差不小。
古代裸官還有更極致的。《三國志•吳書》裏有個故事，交州太守呂岱「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要知道古代女子沒工作，相夫教子、代夫盡孝、操持家務。丈夫在外做官，卻不給家裏貼補，實在有點說不過去。
孫權聽說了此事，立馬召責呂岱。呂岱的解釋是，主公給的是公俸，當奉公，花在公事上;妻小雖親，乃家事也，怎能靡費國家的錢?孫權看不下去，於是專門給呂夫人「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
呂岱這裸官做得的確有點不合情理。但他的二愣子行徑也啟發我們換一種角度思考問題：國家給官員的俸祿多，還是官員家裏一家老小的開銷大?比如說，現在那些「裸官」的工資。肯定不夠支持家屬在境外的開銷，闔家老小在外邊怎麼生活呢?
古代裸官，妻小不在身邊，那麼如何處理美色問題，也是一個考驗。
五代的馮道，率軍在晉梁交戰前線打仗。他在軍中只搭一茅屋，室內不設床蓆，睡覺僅用一捆牧草。手下們看不下去，強搶來一位美貌的大姑娘，送給馮道。馮道無法推卻，就先把美女安置於別室，等找到她原來的親人後再送回去。
宋代司馬光也曾遇到過這事兒，做修撰初期，張夫人沒在身邊，有僚屬花五十萬錢買了一小妾相贈，司馬光非常禮貌的退回了，附帶一句話：我消受不起。
古代士大夫納妾算不上稀罕事，但裸官納妾，倒十分稀罕，恐怕這就是所謂的「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
由此可見，在古今裸官的大PK中，古代裸官完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