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貧苦農民和工人的子女，是家中第一個考上大學的人，對此他們都心存感激。可是在1989年春天，在位於長江畔的城市武漢的湖北大學裏，這些學生們卻感到了與其年齡不相稱的厭倦。
他們之所以憤懣，是因為政府干涉並控制着生活中幾乎所有的領域，體制性的腐敗對有關係的人有利，但卻不利於努力而且有才能的人。隨着畢業的臨近，許多人都對提前定下來的未來感到恐慌：除了極少數享有特權的人，大多數會被派回鄉下當老師，收入微薄。
然而那年4月，學生抗議震動北京的消息傳到了武漢，他們一改厭倦世界的心態，活躍了起來。學生們在食堂里談論起「民主」和「自由」這樣的詞語，一些年齡較長的學生違抗校方的指令，北上1200公里加入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5月中旬，學生們停止上課之後，破落的校園裏洋溢着狂歡的氣氛。每天早上，牆上、路燈柱上都會貼上一層手寫的新海報，呼籲政治改革。
當時23歲的我是湖北大學的英語老師，直到那年春天，我都一直以為自己的學生們無可救藥地沉默寡言，屈服於令人窒息的壓制，順從於枯燥乏味的命運。我的學生，當時19歲主修英語的戴維(David)成為了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組織者，這場運動最終席捲了整個校園。戴維說，「我們需要讓北京的領導知道，這個國家的年輕人原意為自由而死。」
他最勇敢的一個舉動是組織接管了校園的廣播站。他和一群年輕的同伴將它稱為「反叛電台」，從早到晚一直不斷地播音，抨擊共產黨，同時勸說同學們加入每天的抗議活動。後來他們組織的抗議阻斷了僅有的一條過江鐵路線。
25年前聲勢浩大的運動吸引了數十萬示威者來到了中國首都的中心地帶。因為有大量的外國記者駐在北京，這裏的運動得到了很好的記錄。然而較少為人所知的是，反對通脹和官員腐敗的示威活動，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在那年春天的近兩個月時間裏，使大大小小的城市陷於癱瘓。
對話基金會(Dui Hua)最近公佈的黨內文件顯示，5月18日和19日在黑龍江省瀕臨俄羅斯邊界的小城市佳木斯，有5200名學生在走上街頭。對話基金會是一家總部位於美國的組織。在黑龍江省省會哈爾濱，示威者人數劇增到了逾10萬人。
林慕蓮(Louisa Lim)在她的書《失憶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中，用一章的篇幅講述了四川省省會成都的動盪。在那裏，學生、老師和工人們日復一日地匯集在天府廣場上宏偉的毛澤東雕像四周。之後，有1700名學生在那裏加入了絕食，聲援北京的學生。
她寫道，「在一些圈子裏，示威變得司空見慣，以至於慣常的問候語『你吃了嗎?』，被半開玩笑地替換成了『你遊行了嗎?』」
林慕蓮的研究顯示，就像北京一樣，成都的示威也受到了暴力鎮壓，致使多達300人死亡，至少1000人被捕，其中一些人旋即遭到處決。在偷運出中國，最近由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獲得的內部歷史檔案中，記載了軍方在動盪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些檔案中有數頁篇幅講述了湖北大學所在地武漢的情景。這座粗礪的製造業中心城市以其夏日的酷暑聞名，毛澤東70多歲時在這裏游泳橫渡長江的舉動也被人廣為傳頌。武漢集中了許多大專院校，這裏也是培育政治動盪的溫床，包括1911年的武昌起義，那場起義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
軍方文獻顯示，32家院校的學生參與了遊行和靜坐，抗議從4月19日開始，一直持續到軍方野蠻動用武力控制北京局勢的第三天6月7日。武漢抗議活動的收場並沒有那麼血腥，但是仍有數百名示威者遭到逮捕和監禁。我很多學生的命運都被永遠地改變了。
武漢的多數院校都在長江東南岸的武昌區。西北岸的漢口則是由英國、法國和其他外國商人在20世紀初建造的歐式商業區。渡江到對岸去，常常需要乘渡輪走10分鐘。
這座城市的佈局很分散——沒有儀式性的中央廣場——早期的遊行之所以像是散步，這也是原因之一。一列列拉着橫幅的學生，蜿蜒穿過漢口，或者朝着省政府大院發泄他們的憤怒之情，或者經過這座城市龐大的鋼鐵廠及火車製造廠的大門，在那裏，支持學生的工人們會從裏面扔錢和香煙過來。
但是，這種早期的憤怒表達最終匯集在了武漢長江大橋，那是20世紀50年代共產黨建成的一座時代豐碑，是當地唯一一座橫跨在渾濁的寬闊江面上的大橋。它還承載着中國的南北臍帶：北京到廣州的鐵路線。
就像北京的抗議活動一樣，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過世也是武漢抗議活動的導火索。由於胡耀邦的自由派傾向，他已經在兩年前已經被踢出局。雖然報紙受到嚴格審查，我的學生們還是通過《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英國廣播公司(BBC)了解到，北京的公眾如何集體表露出了自己的悲傷情緒。第二天，我吃驚地發現，數十名學生集中在一個操場上，低着頭，沉默不語，舉着標語，要求給胡耀邦平反。
4月23日是個周日，一些比較大膽的學生無視站在大門口的副校長和警察，加入了一個悼念遊行。遊行迅速演變成抗議活動，數百名學生高喊口號，要求進行政治改革。隨着這些抗議變得日常化，學校行政人員呼籲年輕黨員進行干預。我很驚訝地得知，我最開明的學生之一弗雷德是共產黨員，上面讓他阻止同班同學參加5月4日的大型集會。他對這個任務很不開心，在集會的前一天晚上，他來到我的房間，要我陪同他一起去抗議活動現場。「我們就只說你需要我保護好了，」他認真地說。我拒絕了這個提議。
在這段動盪時期中間，我回了一趟美國參加妹妹的婚禮。10天後，時間到了6月初，我帶着一些《新聞周刊》(Newsweek)、《時代》(Time)周刊和其他美國刊物重返中國，北京抗議活動登上了這些雜誌的封面。它們立刻變成了抗議道具，被高高舉起，以向大家證明全世界都在看。
這種興奮的狀態在兩天後戛然而止，因為北京軍隊鎮壓的消息通過《美國之音》傳來，有報道稱，至少有數百名抗議者遭到殺害。雖然國營電視台怪誕地反覆播放農業高產破紀錄的新聞，抗議電台卻播放着一首葬歌。消息在校園裏蔓延：有數十名湖北大學生喪生北京。
學生們沒有避風頭，而是又回到了街上，這一次，他們帶着新的氣勢在長江大橋上匯合了。「很難相信他們就是我平時認識的那些懶懶散散、無動於衷的學生，」我在6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
他們也天真到了不可救藥的程度。那天早晨，一則抗議電台的播音呼籲能拿到武器的同學加入進來，戰鬥至死。還有些人自願參加了「敢死隊」，在停開的火車頭前面坐着，跟警察相向而視。
他們的行動達到了理想的效果：軍方文件顯示，這座橋樑總共被阻斷了200小時。但在6月7日，抗議活動演變成了暴力衝突。人群將防護牆推到了鐵軌上，公共汽車變成了路障，至少有一輛車被焚毀。軍方文件顯示，人群反覆高喊「反革命言論」和「反動口號」。
「一時間，大橋的武昌部分人山人海，非常混亂，」文件說。
下午時，政府官員和便衣警察滲透進人群，警告大家說，兩個師的武裝部隊即將抵達。恐慌情緒在學生中蔓延，他們投擲了最後一輪石塊投擲之後，安全部隊佔了上風。日落前，遊戲結束了，大橋恢復了暢通。
隨後的鎮壓行動開展得迅速而無情。校方命令學生返回學校，否則就拿不到文憑。然後公安人員迅速行動，緝拿了抗議活動領導者。被指認為主謀的人，獲刑兩到三年，只參加了遊行的人則被強迫分配到工廠工作。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以前的很多學生現在都在當中學教師。一些人憑藉英語技能找到了私企工作，把技術手冊翻譯成中文。上周我和以前的一個學生通電話時，他說大部分同學錯過了中國經濟騰飛的機會，而那些人脈背景更好，或者從更好的院校畢業的人則抓住機會變得發達。我問他是否可以帶個信給我以前的一些學生，特別是那些參與了抗議活動電台廣播的學生，以便一起緬懷一下25年前的往事。
幾天後，他回話說，同學們對此不感興趣。「他們怕談論那個時候，」我的朋友說。「他們說，那段歷史最好是忘掉。」
傑安迪(Andrew Jacobs)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