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狀元」如今儼然已成一個熱門詞彙，在歷年高考中考過後，人們往往用「狀元」來冠名省市第一名、甚至校級和單科第一名的優異者。一群群「狀元」拜文廟，一堆堆《狀元兵法》熱賣書市……實際上，古代狀元三年才有一個，隋煬帝開科舉制的近1400年間，共產生文狀元522名。
近代中國的教育改革，正是從廢除科舉制為始的。庚子事變後，1901年清政府就痛定思痛開始廢除八股考試，1903~1904年，張之洞袁世凱等多次上書要求徹底廢除科舉制度，興辦現代學堂。劉春霖等最後一批進士發榜後，1905年宣告了千年科舉制度的正式廢除。
第一人中最後人
光緒三十年的五月二十二（1904年），北京城下着小雨，午門外的街道安安靜靜的，32歲的劉春霖神情凝重，若有所思，剛才在保和殿的那場考試中，他下筆千言，論及治國之道。去年與兄長劉春堂一同參加會試，劉春堂中了進士，他卻名落孫山，不知今年能否及第？兩年前他在順天府中鄉試，高中舉人；幾月前的三月初八在開封會試（若不是庚子年八國聯軍火燒貢院，會試就該在京城）。當時也未料到今日能殿試，天子命題，親王監考，倍感精神振奮，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想到近年國勢衰微、外亂內患，一介書生，苦讀20多年聖賢書，精通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更當匡扶社稷。
早年入蓮池書院學習，自幼苦練小楷，其小楷書法有「楷法冠當世，後學宗之」之譽。落榜後，他留在京城，每天靠抄寫維持生計。由於其館閣體書法出類拔萃，一傳十，十傳百，竟為慈禧賞識，他即多次應召為慈禧抄寫《文昌帝君陰騭文》等經文。次年，歲值甲辰，逢慈禧太后70歲大壽，按慣例，特加甲辰恩科。
誰也沒料到這個抄寫舉人7月4日的甲辰科取士大考，奪得殿試頭名，按理說兩年後還有一次正科殿試，可惜大清朝氣數已盡，1905年慈禧太后就根據張之洞等人的建議，廢除了科舉制度。甲辰科遂成為歷史上最後一次科舉考試，而劉春霖，也因此成為名副其實的最後一名狀元，即「第一人中最後人。」
劉春霖成為狀元，還有一段戲說：陸潤庠張百熙等主考大臣經過認真挑選，把入選的試卷按名次排列呈請慈禧太后「欽定」。因國事而憂心忡忡的慈禧正準備辦七十大壽，想從科舉之中得到一點吉兆。第一名的字跡流利清秀，文詞暢順華麗，內心頗喜。但目光一投向落款時，一股陰雲陡然升起。奪魁的舉子是廣東人朱汝珍，一見「珍」字便想起了珍妃（珍妃支持光緒皇帝改良；又加上朱是廣東人，想起康梁維新派「首逆」，於是將試卷扔到一旁。而第二份試卷就是劉春霖的，「春霖」二字含春風化雨、甘霖普降之意，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場春雨。加之直隸地處京畿，「肅寧」又象徵肅靜安寧的太平景象，這對烽火四起、搖搖欲墜的清王朝，自然「吉祥」之兆。於是，慈禧大筆一揮，發榜時劉春霖由原來的第二名而成了頭名狀元。
保和殿最後的考試
保和殿上的貢生劉春霖成為最後狀元，而這年參加開封會試的進士成了最後的進士。「狀元」的稱呼始於唐朝，從唐朝到清朝的1300多年中，共開科考試745次，有據可查的文狀元共錄取552人(封建王朝正式承認的）。
開封會試在1904年農曆三月初八開始舉行的，每場3天，連考3場，內容有中國政治史論的、外國政治藝學策、《四書》、《五經》等。四月初十，貼出了榜文，會試共錄取考生273名。第1名是譚延闓，劉春霖取得第17名的好成績。被錄取的考生皆稱為貢士。五月二十一日貢士需到北京參加保和殿殿試。
自從清道光皇帝以後，皇帝就不再親臨，而是委派一位親王代理。這次殿試是恭親王溥偉代表監場，另外還有大總裁和考官的座位。其餘都是一排排的2尺多高的小桌，沒有椅子，考生們自帶小凳。
據劉春霖自己的回憶：5月21日早晨，在東華門點名，集中發放考卷，由專人帶入保和殿，找到自己的考桌。試題共4道策論題，卷子書寫必須是正楷，不能潦草。卷子紙是特製的宣紙白摺，比一般宣紙厚一倍多，很難書寫。若寫錯了字，不准塗改，只能用小刀把錯字輕輕地刮去再寫。考試時間只有一天，當天晚上必須交卷。而書寫的時間就要半天以上，真正構思文章的時間很短，否則就完不成。
三天後，考生們很早就到乾清門外等候，讀卷大臣在御階上捧着黃紙名單宣佈前10名。這10個人由大學士王文韶領到養心殿，朝見皇帝。齊跪下，由領見官把名單呈上，然後從第一名起，報姓名、年齡、籍貫後，叩頭起身退出，引見結束。劉春霖事後說：「跪在下面，又不敢抬頭，只是趁退出的時候，偷偷地看了一眼皇帝。」
25日早晨，新晉進士到太和殿前等候朝見皇帝，當皇帝在太和殿升座時，新考中的進士都跪在殿前的石階下御道兩旁。大學士王文韶將黃色的榜呈送殿內，交給傳臚官。過了一會兒，聽傳臚官讀榜：「一甲第一名劉春霖」，接着有人應聲高喊：「一甲第一名劉春霖」，一連念三遍。這時有專人將劉春霖從隊裏領出來，跪在御道的靠左邊。讀完金榜，便將榜懸掛在太和門外。因榜是黃色，所以稱為「金榜」，即「金榜題名」。宮中為了便於查尋，另外同樣書寫一個小一點兒的榜，叫「小金榜」。1904年這塊小金榜，現仍存在故宮博物院中。
廢除科舉
經歷過庚子事變的刺激之後，慈禧等統治者痛定思痛，為了「外患可消，內亂可彌」下決心將變法時提出來的多項改革措施加以實施，如早在變法時「廢除八股，改試策論，開設經濟特科」。1901年8月29日，慈禧發佈上諭，規定次年開始，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篇，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以上一切考試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廢止八股文、採用與社會實際有關的問題為考試題目，這是清末科舉制度的重大變動，可以看做廢除科舉的開始。
1903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與袁世凱奏摺中指出，政府雖屢屢頒佈興學詔令，但各省或持觀望態度，或敷衍塞責。追究其原因，在於學堂經費與師範人才的缺乏。眾人之所以觀望，實際是因為科舉制度的存在。學校在於培養人才，科舉在於選拔人才，二者一貫則學校不勸自興，二者分途則學校有名無實。「利祿之途，人之所趨，繁重之業，人之所畏。」學堂必須積累而後成才，科舉卻可以僥倖獲得。在如此情勢之下，沒有人會避易求難，捨近求遠地進入學堂學習。科舉不廢除，學校便不能興盛，那麼國家永遠沒有人才，不能進於富強，爭衡於各國。因此，應該「將科場遞減之額移作學堂取中之額，俾天下學子舍學堂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則學堂指顧而可以普興，人才接踵而可以勝用」。這就是逐年遞減的方法。
1904年1月13日，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所奏《重定學堂章程折》《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再次提出並擬定了遞減科舉的具體辦法。光緒皇帝的上諭也批准了他們的奏請：「著自丙午科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有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屆時侯旨遵行。」
1905年，張之洞趙爾巽等人再度上奏。指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仍存着僥倖得第的心態，民間興辦學堂絕少。公家財力有限，民間若不捐款興辦學堂，學堂的發展根本毫無希望。清政府終於決定廢除科舉。
這樣，劉春霖等也就成為了歷史上重要一筆。最後一榜進士多經歷了禮崩樂壞和社會動盪的衝擊，在後來的人生歷程中分道揚鑣。在政界尤為突出者，如沈鈞儒、譚延闓、王庚、湯化龍等。
1904年甲辰科考試是中國科舉史的尾聲，這批進士不僅在政界學界很有突出貢獻，而且有幾位末科進士還對科舉制本身作過研究與反思，為科舉制發出了隔世遺響，成為中國科舉學史上特殊的插曲：
末科榜眼朱汝珍，曾遊學東京法政大學，後任國史館編修、實錄館纂修，民國時期所編《詞林輯略》由中央刻經院印行，該書對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號、籍貫、簡歷、著作等都有詳細的記載。
末科探花商衍鎏，建國後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以83歲之高齡，寫出了《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該書是此類著作中最詳盡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於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另有研究太平天國科舉制度最全面的著作，196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紀略》。
末科進士賈景德，1946年在香港出版《秀才•舉人•進士》一書，源於自己的參加科舉的親身體驗。廢科舉後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寫的科舉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幾部，而末科進士就佔了4部，這也是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之一。
科舉簡史
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也是政府選拔官吏的一種方式。開始於隋朝，一直到清朝（1905年），共延續了1300多年。
讀書人要先參加「童試」，參加的人不論年齡多大都叫「儒童」或「童生」，考試合格被錄取「入學」後稱為「生員」，稱「秀才」。秀才分三等，最好的稱「稟生」，由國家按月發給糧食；其次叫「增生」，不供糧食，「稟生」和「增生」有一定名額的；再次是「附生」，即才入學的附學生員。取得秀才資格的人，才可參加正式科舉。
考試程序上，分「鄉試」、「會試」、「殿試」三級。鄉試：每三年在省城舉行一次，稱「大比」。考上的叫「舉人」。考試第一名稱為「解元」，第二名稱為「亞元」。會試：鄉試後的第二年春天在首都的「禮部」（古代政府六部之一）舉行，考上的叫「貢士」，第一名稱「會元」。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只有「貢士」才有資格參加，分「三甲」錄取。
考完後，一甲三名賜「進士及第」，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合稱「三鼎甲」；二甲賜「進土出身」，第一名稱「傳臚」。三甲賜「同進士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