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改變了對癌症的看法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醫生們說的「三月大限」越來越近，奇怪的是，我卻沒有聞到一點死神的氣息。
為了印證我的「感覺」是否準確，我們決定來一次「臨床檢查」。於是我們再次去看李金大夫。
「你可把我們嚇壞了。」當我朝她走過去的時候，她用一種輕快的口吻對我說。我注意到她的兩眼直瞪瞪地看着我。時隔兩月未見，現在，她由於我的步態穩健而滿臉驚訝。
我自豪地宣佈：「我的症狀減輕了。」
我們都笑了。我趕緊把身體變化的諸多細節說將出來，她耐心地傾聽。在問了我幾個問題之後，她打開病例，重讀她當時寫下的會診記錄。然後她抬起頭來看着我說：「好吧。咱們再重新檢查一遍。」
她說話時，我從她的眼睛裏而不是從她的話語裏看到，我們兩個月來的「自我觀察」將會接受一次嚴格挑戰。
也許我的感覺神經欺騙了我，我的那些所謂「逐漸好轉」的跡象，只不過是久病不愈造成的麻木不仁?
也許我的心理狀態正在左右我的判斷力，因為，內心深處那種對於樂觀結論的期待，的確會誤導病人產生種種生理方面的錯覺?
不管怎樣，我已經學會站在醫生的立場上去思考問題，已經明白，所謂「症狀」就是疾病給人體造成的種種生理反應，所以不能指望病人的感覺和陳述就能形成結論，還要依靠精通專業而又無微不至的醫生親自驗證，也就是所謂「臨床檢查」。他們首先會把你身體的某些器官作為檢測的重要目標，要求你做出各種動作，通常還會藉助於形形色色的檢測工具，觸動你身體的各個部位，逐一觀察你的反應。對於腦神經損傷的患者，通常最重要的反應會出現在眼球、面部神經、伸展四肢時的平衡機能，以及身體表皮對於異物刺激的敏感程度，等等。這種反應的正常與否，被醫生以「-」或者「+」的方式記錄在案，將若干次檢查結果聯繫起來加以比照，就能判斷病人的症狀究竟是惡化了還是在好轉。換句話說，如果我自己的感覺不能被這一檢驗程序證實，那麼一切都是白搭。
對於醫生來說，這是一套嚴格精準的程序、具有相當的確定性，然而它卻並不複雜，也不需要病人額外的花費。它所要求的不是高精尖的設備和技術，而是專注、耐心、無微不至、見微知著，以及願意把更多時間用在病人身上卻不能多掙錢的職業精神。可惜的是，大多數醫生都有過分依賴現代掃描儀器和黑白影像膠片的傾向，漠視病人的直覺和陳述。
當然，醫生和醫生還是不一樣的。這取決於他們的職業精神和道德水準，也同各自所處的位置和環境有關。單就大腦疾病來說，我總覺得神經內科的醫生通常能夠更耐心地面對病人。他們不比那些外科醫生，不能鋸開你的腦殼，卻又要判斷你的疾病，所以除了把更多的精力用來檢查你的生理症狀，別無他途。
我們很幸運，從一開始就遇到了李金大夫。當我們的陳述和她的專業經驗不能吻合時，她的眼睛裏也會流露出懷疑，但她沒有醫生潛意識裏的那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她會微笑着說：「好吧，讓咱們再重新檢查一遍。」——就她像現在所做的一樣。
李金大夫把手中的筆直立在我眼前，讓我把眼球跟着她的筆左右移動。她把臉湊過來，在距離我很近的地方，全神貫注地盯着我的眼睛。
「眼睛還真有好轉!」她說，聲音中透着明顯的驚喜：「正面已經沒有震顫了。左側還有震顫。右側基本沒有，在最邊緣還有一點。」
這項檢查的名目，按照醫生術語叫做「眼震」。它是指，腦神經損傷導致患者無法控制的眼球顫抖，通常在斜視時更加明顯，由此造成視物移動、重影和眩暈。
這是腦瘤的典型症狀之一。所以，它的「好轉」很自然地讓李金大夫感到意外和驚喜。
接着我們比照着病例上記載的檢查項目，依次重新開始。有了前次的經驗，我已駕輕就熟，知道接下來該做什麼。首先，兩臂向前平伸，單腿獨立，兩腳在一條直線上交替行走。然後，脫去鞋襪躺在病床上……
她注視着我獨自做完這一切，走過來，拿出她那探尋人體的「神秘武器」，試探地觸碰我的身體，一邊刺探一邊觀察我的肌膚反應。我能感到有個鋼針一般的東西刺在皮膚上，臉、脖子、胳膊，腿，手、腳……我驚訝地意識到，那種又疼又癢的感覺是那麼精確清晰。
「原來有的一些不好的症狀，現在減輕了。」她驚嘆，「原來沒有的不好的症狀，現在還是沒有。」
這是具有專業水準的檢測!它有前次的檢測結果作為比照!毫無疑問，我的身體發出的聲音沒有欺騙我!它被「臨床檢查」證實了!
但是在李金大夫看來，事情仍然讓人難以置信。她試圖尋找是什麼導致了這種局面。
「你有沒有用激素?」她問，接着又解釋，「激素具有消腫的作用，所以有可能在短期減緩病人的症狀。
「沒有!」
「有沒有用消炎藥?」
「沒有!」
「有沒有吃過任何抗癌藥?」
「沒有!」
我老實但卻有點自豪地回答。
分手的時候，我直截了當地問她：「您現在還堅持您原來的診斷嗎?」
「你們要準備接受各種可能。」她不無謹慎地說，「不過，即使是腫瘤，現在這種情況也是好的。說明病人有抵抗能力。」
走出醫院時我們渾身輕鬆。儘管醫生沒有給我們任何一句可以扭轉乾坤的話，我們仍然感覺此行得到了很多很多。我們甚至開始討論「癌症究竟是不是絕症」。
第2節醫生也會犯錯誤
要說醫生會犯錯誤，甚至犯低級錯誤，也許會讓一些醫生不以為然。
在我求醫問藥的日子裏，很多醫生都會告訴我幾個妙手回春的故事，給我留下神醫良藥的強烈印象，卻很少有哪位醫生對我講述他的「醫治無效」的記錄。至於「誤診」「誤治」的病例，那就更不可能從醫生的嘴裏聽到。
我不懂醫，也沒有過專門的調查和研究，所以在很長時間裏不能解開這個疑問，只能憑藉常識和邏輯來推斷。沒有一個醫生會只有「治癒率」而沒有「醫治無效率」，也沒有一個醫生會永遠正確沒有失誤。
事實上，你的醫生所犯的錯誤，可能會讓你遭受更多的痛苦，甚至可能會讓你更快地喪命。
問題在於，除了少數明顯的醫療事故，醫生的大多數錯誤，要麼不會造成可以明確界定的後果，要麼可以用「醫治無效」來掩蓋。
醫生為什麼會犯錯誤呢?
除了我們已經感受到的「門戶」與「割據」(嚴格說來，這不是哪一位醫生造成的)。還有一些，和醫生自身修養有關。
我想，我沒有資格評價醫生的專業水準。不過，我總擔心，有一些非醫學的因素，可能導致醫生的不正確的診斷和治療。
現在我就嘗試着列舉幾個：
——受制於人性方面的弱點。
醫行天下者說到底不光憑藉科學，還須有一份愛;不光是物質的，還是心靈的。所以，決定醫生高下的不僅僅是醫術，還有操行。
請記住，醫生不等於醫學。
醫生=醫學+人。
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醫生在和病人相處的時候，不僅受制於自身的專業水平和經驗多寡，而且也受制於他們作為人的長處和短處。從醫學的立場上看，醫生是權威。從人性的角度來度量，醫生和他們面前的病人沒有什麼不同。
可是很多癌症患者都不曾獨立地思考過這件事，尤其不會想到醫生也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醫生的專業和經驗也會受制於人性方面的弱點，甚至會因此走了樣。
——在病人面前的職業優越感。
擁有一份好的職業，很容易讓人產生優越感。
醫生喜歡危言聳聽，有意無意地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這是他們的職業習慣，或者叫做職業優越感。
大多數病人沒有醫學常識，精神萎靡，反應遲鈍，看上去像個弱智者。這又助長了醫生的優越感。
在通常情況下，醫生的職業優越感只是給病人帶來心理上的不舒服，不會造成更壞的結果。我們也不必介意。可是，如果一個醫生因此便以為自己無所不知，文過飾非、不接受新事物，不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東西，甚至在病人面前不懂裝懂，那就註定會有更大的犯錯誤的概率。
——醫患之間嚴重的供不應求造成了普遍的麻木和厭煩。
醫生也是凡人，不是菩薩。每天面對這一切，見多不怪，不免麻木和厭倦。
久而久之，也難免把門診當作例行公事，而不是救死扶傷;把病人當作一個病例，而不是一個人。所以他們在病人身上投入的只是時間和技能，而不是感情。
——利益的糾葛。
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告訴你只有手術和化療能夠拯救你的生命?是那些以手術和化療為生的醫生。你有沒有考慮過，是誰在宣揚各種各樣的「抗腫瘤特效藥」?是那些以這些藥物謀取利潤的製藥廠和經銷商。
在今天的中國，求醫問藥已經成了一種極富誘惑力的市場需求。
對一些人來說，疾病是肉體和精神的折磨，是傾家蕩產的危機，是死亡的威脅。但是在另一些人眼裏，它卻是名利場上的一個良機。對他們來說，你的出現只不過為他們增加了一個病例，或者是一棵極富潛力的搖錢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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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用我們的腦子救命，不是用腰包救命
我們做對了一些事情，同時我們還面臨着更多的難題。現在，我們必須儘快決定的一件事，就是要不要服用「劉太醫」的靈丹妙藥——「控岩散」。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一大堆問題，等待着一個明確的答案：
要不要儘快實施開顱手術，切除顱內腫瘤?--這是神經外科專家的一個建議。
要不要實施顱內探查手術，以便直接取得病變活體進行病理檢測?--這是神經外科醫生的又一個建議。
或者先服用一段時間的抗生素，以這種診斷性治療的辦法幫助確定顱內病變是炎症還是腫瘤?--這是神經內科專家的一個建議。
要不要為出國做好準備，以便到美國或者歐洲的醫院去做腦瘤切除手術?--這是親友們的建議。
還是什麼也不做，靜觀其變?--這是另一位神經科醫生的建議。
要不要立即實施開胸手術，切除發生病變且高度懷疑為惡性腫瘤的左肺上葉?--這是一位胸科專家的建議。
要不要實施抗結核治療，因為左肺的病變也可能是結核而非腫瘤?--這是另外一位胸科專家的建議。
要不要去看中醫?
該不該相信廣告上說的那些神乎其神的抗癌新藥?
要不要吃那些的據說具有防癌功效的營養藥品?比如靈芝孢子，或者冬蟲夏草?
這一類考題，我們每天面對，不下幾百次地捫心自問。
這簡直太像一份生命的試卷了。每一道都是必答題。你可以回答「是」或者「否」。——聽從醫生的勸告，或者追隨自己的意願。只不過判官最終給予你的裁決將不是「對」或「錯」，而是「生」或「死」，抑或「生不如死」。
醫生有許多話很權威，也很有意義。不過，我還注意到，醫生也有很多話並沒有真正的價值。這些話里傳達的信息常常引起我們過分的依賴，甚至誤導了我們的注意力，以至朝着一個錯誤方向走去，而我們卻還以為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舉個最常見的例子，你聽了醫生的勸告，迫不及待地想要切除自己身上的腫瘤，於是努力打探最好的醫院，尋覓最好的外科醫生。為了確保手術成功，你輾轉聯絡熟人，不惜額外花費數額龐大的金錢。終於，一切安排妥當，你被推進手術室，然後，醫生宣佈手術成功，你和你的家人皆大歡喜，都說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你也許從來沒有想過，你是不是真的應當做這次手術呢?如果沒有這次手術，結局究竟是更好還是更糟呢?
在經過一番求醫問診的經歷之後，我才知道，今天大多數醫生面對病人時，他們傾向於把自己說得無所不能，並且有意無意中給病人造成一個印象，如果不把你的金錢和生命交給他們，就將死路一條。當然他們是用另一個詞來表達這個意思的：「貽誤最佳治療時機」——這對病人和病人家屬來說，幾乎是個「殺手鐧」。
「最佳治療時機」當然重要，但是我卻相信，「正確的治療方向」更重要——也許比選擇一個具體的治療時機還重要。
我回想當初在「要不要手術」的問題上進退兩難的情形，如果聽從醫生建議，立即切除顱內腫瘤。那麼即使在最好的醫院裏，由最好的醫生操刀，完成一次最成功的手術，結果也只能是：
1,惡性腫瘤。全切除。造成部分腦損傷。
2,惡性腫瘤。部分切除。沒有損傷正常腦組織，但剩餘病灶仍會迅速長大。
3,良性腫瘤。全切除。沒有損傷正常腦組織，或者造成部分腦損傷。
無論哪一種結果，我都將慶幸自己經歷了一次成功的手術。我會對醫生千恩萬謝。我會說：「是手術挽救了我的生命。」也許還會以此鼓勵其他癌症患者勇敢地走向手術台。即使留下後遺症——眼斜嘴歪、吃飯拿不住筷子，走路不再像個健康人那樣腿腳利索，我也不會產生任何懷疑。
因為我永遠也不會知道，如果不做手術，我的生命將會怎樣。
但是，由於我沒有聽從醫生勸告立即手術，所以有機會看到另一種結果。我已經跨過醫生所謂的「死亡預告期」，不僅什麼也沒有發生，而且我還能清晰地感到頭部病灶帶來的不適減輕了。不能說這是痊癒的跡象，但它已經證明——至少在我的病例中——所謂不立即鋸開腦袋就會延誤「最佳治療時機」的說法，其實只是醫生的錯誤判斷。
我並不一律地排斥手術(我很快就會提到，當大多數醫生都認定沒有必要實施開胸手術時，我堅決地選擇以手術方式切除左肺病灶)。我只是堅信，病人千差萬別，腫瘤的性質更是大相逕庭，一律選擇某些治療方式，或者一律拒絕，都有可能導致你走上錯誤的方向。
由於我家族中出了好幾個癌症病人，也由於身邊很多類似的故事，更因我本人的切身體驗，我漸漸意識到一件事：與癌症的較量是沒有後悔藥的，一着不慎就有可能滿盤皆輸，因之每一個決定都必須有足夠的理由，都必須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而不是衝動和盲從。
請記住，用我們的腦子救命，而不是用我們的腰包救命。
我拒絕了「控岩散」，這在當時讓好多朋友不解。有人覺得我是多慮了。曉東知道我的想法，也贊成我，可是總覺得在道義上有點虧欠「劉太醫」。
我聽從了「劉太醫」的一些話，卻不肯聽從他的另外一些話。接受了他的「牛筋湯」和「開胃湯」，卻不肯接受他的「控岩散」。這看上去的確有點怪。現在就讓我來解釋一下其中緣由，希望能夠讓我的病友們有所比照：
「劉太醫」曾在我最困難的時候給了我幫助，也的確有一些相當準確的預見。然而這一切都不能掩蓋他在誠信方面的問題。我面對的是個沒有合法行醫執照的人，還有一種未經生產許可的藥，對這種藥的成分我也完全不知。我在前邊已經說過，在這種情形下，我讓自己不犯錯誤的最後一道保障線，就是了解製作和使用它的人。當有明顯跡象表明這個人在說謊的時候，他的所謂「特效藥」當然是不值得信任的。
此外還有一個理由。這理由不是醫學的，而是邏輯的。我不懂醫學，但是我懂邏輯，所以，它在我這個醫學外行來看，分外有力。
「既然沒吃『控岩散』我的腦瘤也縮小了，」我對朋友說，「那我為什麼要吃『控岩散』呢?」
正因此，我謝絕了劉太醫的「控岩散」，如同謝絕了西醫專家們的「手術刀」。
從那時到今天，已經過去5年多了，我還好好地活着。顱內病灶仍然存在，但是已經縮小到連專家都很難找到，我的絕大部分不適的症狀也已經消除。
現在回想當初選擇，如果服用了「控岩散」，那麼我一定會相信，「控岩散」果真具有奇效。劉太醫的預言——「四年消除腫瘤」，也就神奇地「實現」。對於其他腫瘤病人來說，我會成為「控岩散」的一個有力的廣告牌。可是無論是我，還是其他任何人，都永遠不會知道，我的「腦瘤」終究會消失的，不吃「控岩散」也會消失，就像根本不必讓外科醫生鋸開腦袋一樣。
第4節少犯錯誤的10條原則
一位在美國生活的朋友來看我，我說起對醫生的種種期望和失望。他告訴我，在他們那裏，癌症患者通常都會有一個專門醫生，有人叫做「私人醫生」，有人叫做「家庭醫生」，有人叫做「醫療顧問」，其性質和作用都是類似的。這些醫生通常並不直接對病人採取治療措施，與任何醫院、醫生、治療方案以及藥物營銷也沒有利害關係。他們為病人匯集各種信息，推薦醫院和醫生，對來自醫生的所有診斷和建議做出評判，然後幫助病人制定一個儘可能全面、詳細和可以持續的治療計劃。
我從他的話中受到啟發，覺得自己也非常需要這樣一個醫生。不僅是我，恐怕每個癌症患者都需要這樣一個人。此人不僅醫術精湛，經驗豐富，而且還具有很高的做人的水準。善解人意，對病人有足夠的耐心，可以回答病人所遇到的所有問題，幫助病人選擇最好的治療方向。他並不直接為病人治病，但知道哪裏有最好的醫生，哪裏可以提供最好的治療。在他心裏，「最好的」不是「最昂貴的」，而是「最合適的」;不是「最有名的」，而是「最有效的」。最重要的是，他與任何醫療機構和醫學門派都沒有瓜葛，因此在向病人提供建議時絕不夾雜任何功利動機。
我一直期待這樣的「醫療顧問」出現，卻一再失望。有一天我向一位醫生提起這事。他笑了，好像我是痴人說夢。
在中國，如果你的親友中間碰巧有位醫生，他很有可能會為你到處搜集醫學信息，幫助你去聯絡醫院和尋找專家，還會給你很多建議。這是源於親情和友情，與職業無關。單單從職業立場來說，我怎麼也找不到這麼一種角色。最後，我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由於我們醫學領域的那些縱橫交錯的高牆深壑，即使是那些精通醫術、善解人意、超越功利去救死扶傷的醫生，也不會對自己專業範圍之外的事情發表意見。
儘管沒有「醫療顧問」，我們卻不能對面前的問題有絲毫怠慢。所幸記者職業的閱歷讓我養成觀察和辨識人的習慣。這幫助我認識了醫生的職業特點，和他們作為人的長處和短處，所謂「觀察和辨識」，包括察言觀色，也包括問詢和傾聽——不僅聽人家說什麼，也看人家怎麼說。肢體語言，尤其是那些一閃而過的細節，常常會暴露一個人的最真實的一面。如果一個醫生在你的CT片上看了不到兩分鐘就開始誇誇其談，那麼他極有可能是個自以為是和草率行事的人。如果一個醫生在你敘述病情時表現出心不在焉，不肯向你提出一個問題，甚至急於結束你的話，那麼你可以設想，他在心裏不是在考慮你的病，而是在嫌你浪費他的時間。如果一個醫生拐彎抹角地詢問你的收入和職業，那麼他多半具有過度治療和看人下菜碟的傾向。我們都知道沒有人是全能的，醫生也一樣。但是很少有醫生會在病人面前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事情。如果一個醫生在回答你的問題時露出一絲猶豫，說了半天總是在問題的外圍兜圈子，眼神還會出現瞬間的漂移，下意識地躲閃你的目光，這時候你可以相信，他是談論一件他自己並不了解的事。
此前我們曾經提到，癌症患者的關鍵問題是，不要讓治療走上錯誤的道路。同時我們又不能指望哪一個醫生永遠正確，不犯錯誤。然而在我看來，最遺憾最叫人失望的還不是普遍存在着的誤診和誤治，而是那些我們千辛萬苦尋找、畢恭畢敬求教，並且寄予無限希望的醫生們，卻很容易地成了誘使我們犯錯誤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和曉東開始互相告誡，從現在起，再也不要被診斷結論牽着鼻子東奔西跑了。我的生命的天平，不應該隨着醫生的話搖擺不定。
於是我只好嘗試着給自己做「顧問」。
如果你把我的意思理解為「別聽醫生的」，那就錯了。我想說的是，對於醫生的話，一定要搞清楚什麼是該聽的，什麼是不該聽的。我希望能從醫生那裏學到儘可能多的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同時排除那些會誘使自己犯錯誤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能迅速準確地確定自己應當做什麼，那麼至少應當確定自己不做什麼。
「不做什麼」的意思，就是不要讓自己做一些錯誤的事。
這是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不是你的疾病讓你一步步走向死亡，而是你在疾病面前的一個又一個錯誤讓你走向死亡。
憑什麼不犯錯誤，或者少犯錯誤呢?
憑我給自己規定了10條原則：
1,不被醫生的話左右自己的心情--不論是樂觀的話還是悲觀的話。
2,儘可能仔細、客觀地體會自己身體的變化。有沒有新的不良感覺?老症狀是更嚴重了，還是減輕了?通過醫生的臨床檢查來驗證自己的感覺是否準確，並且把你自己的感覺與醫生的診斷加以對照。
3,記住每個醫生都有犯錯誤的可能，也會有失敗的病例。了解他的犯錯誤的概率，和了解他的成功概率同樣重要。通過直接觀察和間接調查，對醫生的醫術和醫德做出評估，以確定醫生的可信度。
4,儘可能全面地收集與自己疾病有關的信息。
5,把所有信息綜合在一起，判斷哪些是無關緊要的，哪些有可能是錯誤的，哪些是正確的。哪些事應當儘快去做，哪些事應當暫緩和等待，哪些事根本不能做。
6,對那些正面作用很小，副作用卻很大的治療措施，特別慎重。
7,對那些不能肯定有正面效果、卻肯定會帶來副作用的治療措施，更要慎重。
8,對那些有明顯或潛在利害關聯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保持警惕。
9,對那些特別關心你的身份和錢包的醫生提出的治療建議，冷靜面對。
10,對那些名氣很大但卻過於自信輕率的醫生，切不可盲目追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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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感覺不到的「敵人」才是最危險的
在石木蘭大夫之前，我們也曾歷過一連串同樣的「影像學診斷」，而大多數專家卻抱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追隨觀察我的肺部病灶差不多一年了，診斷結果全都傾向於「良性病變」，比如是個結核，或者是炎症之類的東西。
所謂「影像學診斷」，就是僅僅憑藉膠片影像鑑別病人到底得了什麼病。在獲得活體組織進行病理檢驗之前，這通常是醫生看病下藥的重要依據。
不過，我在求醫問診的過程中總有一種感覺：醫生們辨別膠片時，難免會被膠片之外的因素干擾。
比如，他們診斷我的肺部病灶時，如果知道我的腦袋裏有個「腫瘤」，就會把心裏的天平向「惡性」一邊傾斜過去。
反過來，他們在看我的腦片時，如果知道我的肺上還有一處病灶，又會堅決地認定「腦瘤」是由肺上轉移過來，因而便傾向於做出「肺癌晚期」的診斷。
一旦他們發現顱內「腫瘤」正在縮小，就會認為那東西原本不屬於「惡性」，當然也就不會是從肺上轉移來的，進而又會樂觀地認定肺部陰影也只是個良性病變。
這中間的邏輯，自有其通行的醫學理論加以支撐。「人體是一元化的。」一位醫生曾對我這樣解釋，「各部分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所以，當醫生在一個人身內的不同部位同時發現病灶時，他們首先必須考慮，它們是有關聯的。」
我的左肺上葉病灶，其實只是一片直徑約1.3厘米的不規則的陰影。這在大多數人身上只不過是炎症或者結核，所以通常並不會被當作嚴重問題。在例行體檢中通常採用的X光片照射不到，病人也不會有任何不良感覺。老實說，如果不是因為腦袋出了問題，順藤摸瓜，根本不會有人想到要去我的肺上看看有什麼東西。即使發現了，也不會在意。
我還記得上海專家們首次會診的情形。儘管有腦部和胸部兩組膠片，全都擺到桌面上，可是他們討論的焦點從始至終集中於顱內病變的性質，只有在涉及是不是「轉移瘤」時，才會想到肺上還有個東西。
一位胸科專家的話很明顯地代表了這種傾向。「腦子裏面到底是不是『轉移瘤』?」他直截了當地問那些神經科專家，「如果不是，肺上的問題就非常好處理。我現在甚至都不用管它。」
我們都期望癌症的早期發現，醫生們也在不斷地向我們傳達類似觀念。可是「早期發現」非但很不容易，而且即使發現了也很難引起足夠注意。我自己就曾對曉東說，「我肺上這么小一片陰影，要真是腫瘤，那你的肺不早就完蛋啦。」我是指多年前她患結核病，痊癒後始終在肺上留着一大片陰影——比我的那個「1.3厘米」要大很多。
可她對我這樣比較不以為然。她把我肺上這片小小的陰影看得很重，耿耿於懷，寢食難安。她的邏輯與醫生的邏輯正相反：如果那是惡性腫瘤，那麼腦子裏的東西也就更加凶多吉少。反之，如果肺癌能被排除，腦子裏的所謂「轉移瘤」之說也就不攻自破。
這推理我當時也很贊成，卻不料其中隱含着一個錯誤，那就是，所有人——包括醫生和病人——都認定腦袋和肺的兩處病灶緊密相聯。可是事情完全有可能是另一個樣子：即使顱內病變痊癒，肺部病灶仍有可能為「惡性腫瘤」。也就是說，這兩者是沒有關聯的。
我們固守着一個並不正確的邏輯。好在我們能夠追隨觀察肺部病灶，每隔幾個月，我便做一回胸部CT掃描。曉東拎着這些膠片在這個城市裏東奔西跑，尋求「專家會診」。而這段體驗對我們來說可以算是極具教育意義。
我們很幸運地找到幾位高人來審看我的胸部膠片，迫切希望能夠得到一個確切診斷，可是很快就發現，無論多麼權威多麼精妙的專家，也會意見不一。
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形，我在「腦瘤」的診斷過程中已着實領教了一回，如今在肺癌的診斷中又不能避免地再現。結核病專家信誓旦旦地說那是肺結核，腫瘤專家則認定「不能排除」惡性腫瘤，既非結核也非腫瘤的專家則認為它還有可能是肺炎，或者其他什麼稀奇古怪的東西。
實際上，「診斷」在醫生那裏是個極富彈性的概念。它完全不像我們外行人想像的那樣，具有非此即彼的含義。如果你在自己的病歷上看到「不排除肺癌」幾個字，那是指你的肺部病灶可能是惡性腫瘤，但也可能意味着那東西什麼也不是。如果你看到的是「結核可能性大」，那也並不意味就不是惡性腫瘤。所以我們必須學會聽懂醫生的言外之意，同時也能看懂他們的肢體語言。當一個內科醫生避開你的目光，同時建議你去看外科時，就意味着他的心裏已經在設想你患了惡性腫瘤。如果一個外科醫生大筆一揮，在你的病歷上寫下「開胸探查」。那就表明他知道的一點也不比你多。因為除了把你開膛破肚、撕心裂肺之外，他也不會知道那是個什麼東西。他手上的動作很重要，通常能夠傳達出更準確的信息。若是緩慢、收斂、從容，那麼他就有可能已經成竹在胸。若是迅速、張揚、擺動幅度很大，那就表明他的內心其實是在猶豫不定，只是在掩飾什麼，或者急切地想要打發你走人。
有時候在身體語言之外還會增加一些奇妙的專業術語，比如「診斷性治療」。這在醫生口中應用得極為頻繁，值得為他們申報個什麼發明獎。那是說，醫生其實並不知道你得了什麼病，卻可以在你身上施展任何法術。在腫瘤治療領域裏，這好像成了應對疑難問題的相當普遍的妙方，而我卻對這個詞產生了無限疑惑。
雖然常常模稜兩可，醫生卻本能地讓病人感到他們無所不能。我們總是不會把心中的失望——不是對絕症的失望，而是對醫生的失望——持續太久，因為他們是那麼神聖，滿臉洋溢着威嚴，說出話來頭頭是道。而且，說老實話，你病了，病入膏肓，不聽醫生的話又聽誰的呢?所以，我還是把期望傾注在醫生身上，並且努力學會使用醫生的行為方式。我告訴自己，不要苛求醫生句句是真理，只要能從每次會診中得到一星半點有用的信息，就該知足。
癌症這種疾病，不僅是在摧殘病人的肉體，而且對於病人的智慧、修養、品格和心理來說，也是一場真正的挑戰。發病的最初幾個月，應該說是最危險、也是精神上最緊張絕望的階段，很多人在這裏便崩潰了。即使度過這段時間，病人的情緒還是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病情平穩的患者會沾沾自喜起來，放鬆警惕;病情惡化的人會更加絕望，對很多信息的反應變得麻木和遲鈍。我也是如此。全身的狀況已經漸漸好轉，一次又一次的核磁共振和CT掃描複查全都證明，頭部病灶正在縮小，左肺上葉的陰影沒有給我帶來任何不適。這叫我的潛意識裏多了一些樂觀的情緒，以為危機正在離我而去。
事實上，不僅是我和我的家人，當時樂觀的情緒也出現在醫生中間。
每次會診之後，我們總是把各路意見加以歸納，認真對照，結果發現醫生們儘管結論不同，但在一個問題上是不約而同的，他們都認定我的肺部病灶沒有長大。在長達一年的不間斷的觀察中，每一次影像學檢查報告單上也都寫着「基本同前」。就算那些最為縝密慎言的醫生，也承認「基本沒有變化」。
鑑於癌細胞的新陳代謝和生長速度遠遠超過正常細胞，所以通過影像來診斷惡性腫瘤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觀察病灶在一段時間內是否會發生變化。所謂「基本同前」，也就是說，它沒有長大和蔓延。事實上，大多數醫生就是憑藉這個理由，才會認定，我可以「不用考慮」它是惡性腫瘤。
如今回看康復之路上的每一個腳印，我意識到，我當時犯了一個嚴重錯誤。腦瘤的危機很長時間裏吸引了我的所有注意力，對於左肺上葉的那片陰影，完全沒有放在心上。當初醫生正是因為在我顱內和肺葉同時發現腫物，才會有「肺癌腦轉移」之說，這一點也被我們忽略了。最重要的是，我的身體的所有難以忍受的症狀，都是來自腦子病變，而肺部病灶沒有給我帶來任何不適。老實說，我甚至感覺不到它的存在。我從來就不曾想到，最危險的「敵人」，其實是藏在自己感覺不到的地方。所以，當石木蘭大夫第一次向我發出警告時，我很輕易地把她的建議棄之一旁，沒有按照她的囑咐及時去做「三維成像」。
這讓我錯失了在第一時間確診肺癌的機會。換句話說，我也許應當在好幾個月前就走上手術台的!
現在，石木蘭大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描述了它「增大」、「形態不規則」、「毛刺增多」。這都是惡性腫瘤的典型表現，也在根本上顛覆了所有樂觀主義的診斷基礎——「沒有變化」。在我看過的所有醫生中，她是「少數派」。事實上，她是唯一的持有悲觀結論並且提出確鑿根據的醫生，但我相信她的意見比我見過的所有醫學專家都更具可信度。
我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到，我的左肺正潛伏着更大的威脅。
當天晚上，我和曉東開始討論開胸手術的問題。我告訴她，我打算儘快手術。
「這件事說到底是你自己決定。」她不斷地重複，「說到底是你自己決定。不過，你可要想好了。你別忘了大多數專家都說你肺上的東西不是惡性腫瘤，至少還可以再觀察。」
「醫生都會犯錯誤。」我說。
「那些人也都是權威啊!」曉東說。
「就算是最好的專家也免不了。」我說。
「你能肯定石大夫就不會誤診嗎?」曉東問。
「不能。」我回答，「但我能肯定，她犯錯誤的概率一定比那些醫生低。」
第6節我們相信什麼樣的醫生
我們這一路走過來，當初大多數醫生都認定，我的顱內病灶屬於「惡性」，必須立即手術切除，否則定會貽誤「最佳治療時機」，我卻執意「繼續觀察」。如今大多數醫生都說，我的肺部病灶是「良性」的，可以「繼續觀察」，我卻只相信石木蘭大夫的「最悲觀的」判斷，迫不及待地想要躺到手術台上去。現在看來，那一次我是對的。可這一次，我還能不犯錯誤嗎?
我對曉東說：「我不懂醫，但我懂人。我知道該相信誰。」
我對醫生始終有着強烈的選擇性。我會沒有保留地相信一些醫生，同時對另外一些醫生抱有強烈牴觸的心理。不過，在大多數情形中，我只是有保留地接受一位醫生，聽從他的一些建議，卻又放棄他的另一些建議。
我們到底憑什麼相信或者不相信一個醫生呢?當我逐漸康復起來之後，很多人都這樣問我。現在就讓我來試着回答這個問題。
讓我真正信服的那些醫生，不是因為他們特別權威，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大牌，不是因為他們對我有一番特殊關照，甚至也不是因為他們說的話特別中我的意。而是因為，他們都同時擁有以下9個特點：
1,不自吹自擂。
我們總會遇到一些醫生。他們沒完沒了地告訴你，哪一個病人如何無可救藥，遇到他便如何起死回生。他們從來不會提到自己沒有治好、甚至誤診了的那些病人。可是我很明白，沒有一個醫生能夠百分之百地治好他的病人，尤其是腫瘤病人。所以，如果有哪一位醫生坦率地告訴我，他有哪一次錯誤地估計了病人的病情，或者告訴我，他沒有治好的病人佔有多大比例，那麼我對他的信任就會大大增加。
2,不貶低同行。
我一直認為這一點是做人的本分。可惜醫療領域裏的確存在明顯的互相貶損之風，如同我在前面已經描述過的。當我對面的醫生在說同行怎麼怎麼不行的時候，事實上我已經在心裏降低了對他的評價。
3,不僅關注儀器檢驗結果，而且關注病人。
一個好醫生每天都會被無數病人包圍着。每個病人都會表現出孱弱、無知、瑣碎和喋喋不休。醫生每天面對同樣的面孔，回答同樣的問題，經年累月，一成不變。你可以想像，只有那些最具慈悲心腸的人，才能始終不變地保持對病人的耐心和熱情。
4,只關心你的病，不關心你是多大的官，不問你有沒有名、有沒有錢。
當一個醫生直接或者間接地打探我的職業和我的支付能力時，我通常都選擇轉身走開。
5,對求醫者一視同仁。
記住，你依靠熟人關係，依靠權勢名望，或者依靠塞紅包尋找到的醫生，並不一定是值得信賴的。一個真正可以信賴的醫生，不會怠慢一個普通病人，也不會厚待一個有權有勢有錢有名的病人。就算知道你有些來頭，也不會給你特殊照顧，比如讓你加塞兒，或者在你身上花費更多的時間，而不管別的病人正在門外等待。
6,不自以為是，坦率地承認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
你有時候會感到，醫生在用一些模稜兩可的詞彙，繞着圈子回答你的問題。這時候，你從他的猶豫閃爍和含糊不清之中，從他的肢體動作的細節，比如眼睛的轉動和嘴巴的蠕動，能夠很容易地分辨出他是在談論一個自己並不真正了解的問題。所以，如果一個醫生對我說，「很抱歉這個問題我不太了解。我可以給你介紹一個這方面的專家。」我不會認為他無能——因為沒有一個醫生能夠精通所有的問題。正相反，我會認為他是一個誠實可信的人。
7,不模稜兩可。
不能確診時，不會在病歷上寫個「問號」打發患者走人，也不會用「要麼手術，要麼觀察」這樣的方式把難題交給病人，而是提出辦法，搜尋那些有助於確診的依據。
8,言之有據。
能夠確診時，不僅告訴病人結論，而且告訴病人做出這個結論的根據。
9,即使已經做出結論，也會特別注意那些不支持自己結論的證據，並且根據新的證據迅速校正自己的診斷。
如果一個特別有名望的專家能做到這一點，比如周良輔和石木蘭，我就會特別相信他們。這兩位大夫，一位在上海，一位在北京，一個是神經科，一個是胸科，差別何其大!可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特點：不僅不迴避不忽視那些不利於自己的證據，甚至還能主動地利用最新醫學技術去搜尋它們。由於新證據的出現，前者立即改變了自己的結論，後者當即把一個模稜兩可的診斷變得確鑿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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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我為什麼不化療
我對化療沒有先入為主的成見，只是因為與癌癥結緣，才留了一點心。結果發現，迄今為止，還沒有哪一種醫術能像化療一樣如此聲名狼藉，卻又如此廣泛地被使用在病人身上。
我已經知道，癌症治療有它自己獨特的困難之處。你如果得了別的什麼病，手術的成功就意味着已經治癒。你如果得了癌症，手術的成功僅僅意味着治療的開始。此後化療、放療，或者別的什麼「療」，輪番上馬，都是正常的程序。所以，我在忍受着術後創痛的同時，也被糾纏在一個問題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療?
出院前劉向陽大夫曾給我一個忠告，就是「不建議你去做化療」。他說這話時，臉上一點也不掩飾對化療的反感，讓我感到其實他真正想說的是「反對」，僅僅由於醫生的職業戒律，才會使用一種比較委婉的表達方法。我當時就想，我現在這種情況，如果換作是他，他恐怕是不會去做化療的。
劉向陽大夫的醫療思想是個多元的複合體。在外科方面，他傾向於積極的手段。比如他能熟練地實施微創手術，可卻很少採用。他認為那樣做不利於徹底清除癌細胞。手術的最大難題，不是切去腫瘤，也不是創傷癒合，而是阻止癌細胞的擴散，也叫「根治」。為了達到「根治」目的，他下刀既狠又准，儘可能徹底地清理病人體內的可疑組織。但是，談到其他的醫療手段，比如藥物治療，他堅決反對種種「過度行為」。中醫很多抗癌藥，他認為都是「忽悠」。西醫很多昂貴的「特效藥」，他也不以為然。所以，他才會給我這樣這麼一個忠告。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腫瘤患者使用了化療。毫無疑問，化療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樣沒有疑問的是，化療也有很多失敗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優點一樣令人印象深刻。
過去幾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發現，用化療對付腫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卻大大超過人們的想像。一些正在用於臨床的化療藥物，殺死的正常細胞遠遠超過它們殺死的癌細胞，結果導致病人普遍地出現感染、發燒、脫水、嘔吐、厭食和全身衰竭。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化療副作用的實際發生率要比臨床試驗預測的水平高3至4倍，而沒有化療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療的比例反而較低。這一結論是在調查了至少3.5萬名經過化療的癌症患者後得出的，所以應當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另外一項研究則發現，化療或者放療甚至還在導致癌細胞的加速擴散轉移。
在國內，不少醫學專家表達了幾乎同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化療在治癌的同時可能導致新的癌症。很難在臨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證據支持這一觀點，但是我卻發現，類似的現象已經出現在湯釗猷教授的實驗室中。湯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癌研究所所長，同時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可是他卻發現，儘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卻沒有明顯提高。於是，他開始檢討自己的治療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湯釗猷教授在醫學前沿論壇上提醒他的同行，手術、化療和放療這一類傳統療法潛伏着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們在「治癌」的同時「也可能致癌」。
湯釗猷教授連續15年的研究令人驚訝地證實，某些手術，尤其是那些已經錯過根治的最佳時期、只是勉強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發殘癌細胞的侵襲轉移。在另一項動物模型研究中，他還發現，肝癌小鼠接受放療的2天內，癌細胞停止生長，可是等到30天後，癌細胞迅速顯示出肺轉移傾向，居然比那些未經放療休養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躍。
這是小鼠，人會怎樣呢?湯釗猷教授沒有斷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個字。我以自己見到的癌症患者來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湯釗猷教授實驗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轍。
也許正是由於有了這些研究結果，美國臨床腫瘤學協會才會在2006年洛杉磯年會上指出，腫瘤患者根本就無需採用化療。在臨床治療的領域裏，即使是化療的最堅定的維護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治療手段。它能殺死癌細胞，同時也在肆意摧殘病人的健康細胞。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裏，而在於，化療的結局不論成敗順逆，其潛在邏輯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認定癌細胞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將其徹底剿滅。為了殺死一個癌細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殺得吃了就吐，滴水難入，全身衰竭，羸弱不堪。這不符合我剛剛建立起來的理念：癌症不是絕症，只不過是個慢性病我需要的是「論持久戰」，甚至是「與癌細胞和平共處」。任何速戰速決、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種奢望，其結果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馮奉儀大夫是腫瘤醫院胸內科的資深醫生。所以，我做好準備聽她大講一番化療的好處。可是我很快就發現，馮大夫不是這種有偏向的人。她在對病人敘述化療的好處時，不會迴避那些不利於化療的事實，同時還能以相當專業的立場，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實表述得異常清晰。這一切對我做出正確決定至關重要。
她先是閱讀我的肺切除手術病歷，然後聽我敘述發病的全過程。沒想到，這位胸科專家被我的腦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着那個乒乓球似的陰影，又抬頭把我打量一番，眼裏滿是疑惑，似乎不相信這個病人現在還能坐在這裏清晰地陳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轉到那堆膠片之後，她很快發現我的顱內病灶已經明顯縮小，忍不住連聲說：「有意思。」同時把膠片一一攤開，招呼她的幾位學生過來：「你們看。」
「多長時間了?」她再次印證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用過什麼治療嗎?」她又問。
「你是說在開胸手術前?」我反問。
「對。」
「沒有。」
「就是說你沒有對腦子病灶採取任何治療?」她將信將疑。
「喝牛筋湯算嗎?」我說。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這是用不着回答的問題。讓一個西醫專家說，牛筋湯能殺腫瘤，那就好比讓一個天文學家說，螞蟻能讓太陽消失。
馮大夫的專長並非神經科，可是，我的「腦瘤」的如此樂觀的表現，已經足以讓她認定，這是一個孤立現象，不是「轉移瘤」。進而斷定，我的肺部腫瘤尚未轉移，因而屬於「早期」。
一個胸內科專家如此明確把我的肺癌和腦瘤分別對待，這是第一次。
我覺得鬆了一大口氣：看來我基本上可以擺脫「晚期」的困擾了。
我試探地提出那個最急切的問題：「還需要做化療嗎?」
她回答得很乾脆：「可做可不做。」
「化療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問，「我現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處?」
「像你這種情況，可以把治癒率從60%提高到62%。」
這答案既清晰又精確。然而她還是擔心我不明白，接着解釋，醫生所說「治癒率」，更專業的說法叫「臨床治癒率」。癌症患者經過治療後，在五年之內沒有再發現可見的轉移或復發病灶，叫「五年存活」，在醫學上就叫「治癒」。早期肺癌患者手術後的「五年存活率」為60%。而手術之後再做化療的病人，可以把這個數字提高到62%。
「提高兩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平均統計數。」她儘可能客觀地向我表述化療的作用。然後，用徵詢的眼光看着我，等待我的決定。
「那我還是不做了吧。」我說，「冒那麼大風險，只為兩個百分點，好像不值。」
馮大夫所說「60%的5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聽到。可以說，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簿」。我還聽說，這個數據涵蓋了全世界迄今為止全部的治療成果。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現代醫學的「生死簿」，而非閻王老爺的「生死簿」。
一種藥物的療效如果真正科學可信，它就應該具有足夠多的臨床病例統計，並且加以對照。比如說，我們在一項臨床試驗中，將2萬個完成全切除手術的肺癌患者分為兩組，每組1萬人。其中一組採用化療，而另一組不化療。最後我們可以在「化療組」中得到6200個存活5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療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們就可以說，「治癒率從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認為這場試驗的結論可以到此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從理論上說，「62%的五年存活率」，同時意味着還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這是一個「平均數」，那麼實際的進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異性。具體到「化療組」的每個病人，都有更多的生的希望，也有更多的死的危險。醫學所謂把「5年存活期」提高兩個百分點，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現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療組」中那「未能存活5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沒有採用化療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5年以上」呢?換句話說，化療在延長了一些人的生命的同時，是否也縮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從60%提高到62%」這個數字雖然在統計上沒有錯誤，卻有極大可能掩蓋了另外一個事實：化療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險。
我曾把這個問題問過很多醫生，可惜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答案。
我對醫學完全是個外行，要想為這樣的疑問找到答案，也只能依靠邏輯和常識。
現在，我們可以對前述那次臨床試驗做一個假設：「10000人的化療組」中有200個人原本是可以存活5年以上的，卻因為化療摧毀了體內的免疫系統，導致併發症，或者是全身衰竭之類的問題——這是我們在癌症患者臨死之前常見的現象——更快地死亡了，同時還有另外200人經過化療把生存期延長到五年以上，那麼，最終結果還是「3800：6200」。
「治癒率從60%到62%」的結論沒有改變。可是具體到每個病人，「化療」的結果就不會是一個，而可能是三個：
1,延長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得到了回報。只不過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機會。
2,沒有延長也沒有縮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錢和受罪之外，一無所獲。根據統計，這種可能性很大，達到98%，也即本來就該活的60%，再加上本來就該死的那38%。
3,縮短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的結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這種結果，迄今為止沒有人能給我們確切的統計，所以我們只能借用醫生診斷疾病時常用的那個詞：「不排除」。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第三種結果和第一種結果的概率應當是正相關的——在平均數「62%」不變的情況下，「延長存活期」的人數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着「縮短存活期」的人數會相應地增加和減少。
我猜想，馮大夫應當是考慮過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會對我說「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數醫生不是這樣。他們的問題在於，當他們把化療這種治療手段擺在病人面前時，只不過描述了「生的希望」，卻不能表述「死的危險」，也不能讓病人清晰地意識到多種可能性。
換句話說，如果我選擇成為「化療組」中的一員，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為幸運的人——原本活不過五年，結果是延長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錢受罪，卻根本不會改變本來的結果——該活還是活，該死還是死;當然還有可能成為更倒霉的人——原本還能多活幾天，結果卻弄巧成拙，花錢受罪還找死。
所以，當醫生們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療方法的效果時，我們必須徹底弄清他們的話到底意味着什麼。
16個月前，醫生們告訴我必須實施開顱手術。那時候他們認定，我的腦袋裏長了腫瘤。「惡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即使有，也不超過2%。我還記得醫生們當時堅決主張立即手術的理由：「作為醫生，我們不可能考慮一個2%的可能性，而放棄98%的可能性。」
現在，在談論化療的時候，醫生告訴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期」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這話的潛在含義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這前後兩個2%，如果分開來看，醫生說得都不錯，在病人聽來也是理所當然。可是我們如果把它們合起來加以對照，就會發現，這裏面有一種頗為奇特的邏輯：同樣是「2%」，在前一種情形中，醫生「不可能考慮」;在後一種情形中，它卻成了醫生出手下藥的理由。同樣是「98%」，在前一種情形中，醫生可以力主採取堅決措施，而在後一種情形中，卻又可能完全被漠視。
所以，我決定不化療。
我不是第一次「拒絕治療」。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經拒絕了開顱手術，拒絕了腦穿刺，拒絕了「控岩散」，拒絕了一些所謂「抗癌新藥」。同時，我並沒有拒絕所有的治療，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術。這樣看來，我並不是「拒絕治療」，而是「拒絕過度治療」。
第8節別讓醫生治死你
癌症患者的治療之路上有很多疑難。其中有一些可以不必認真，至少不用太過糾纏。不過，有一個問題千萬要警惕，這就是「過度治療」。
我的一位同行不幸患了淋巴癌，那時候他正當壯年，有一個受人尊重的崗位，在公眾中享有很高聲譽。這樣一個癌症患者，正具備了醫生下重手出狠招的兩個條件：有一副好身板;而且不缺錢。他進了最好的醫院，請了有名望的醫生，享有最新最周到的醫療條件。於是，他開始接受一輪又一輪的化療,就這樣過了10個月。醫生後來接受記者採訪時承認「他那個時候白細胞降到零，意味着身體無免疫功能了」，同時還說，「實際上還有一些併發症」。2009年夏天，他在最後一次、也是「更大劑量的一個化療」之後不久，撒手西歸。他「化療了9個療程，他是個堅強的男人」，報紙在宣佈他去世的消息中這樣說。
然而他的治療被不少人認為是一次失敗的努力。患者的「堅強」毋庸置疑，可是這卻沒能挽救自己的生命，甚至有可能助長醫生的「過度治療」。有些人甚至極端地指出，這是「西醫殺人」的典型例證。人們當然不會指望一個身患癌症的人還能長命百歲，但是他們全都認定，這個「醫治無效」的病例更準確地說是「醫治失敗」。有個名叫張明的人在自己的博客上指出，這次失敗的治療「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過度的化療」。
張明是國家註冊執業醫師，還擁有「主任醫師」的頭銜，所以他的質疑中有很強的專業味道。「就淋巴癌來說，」他寫道，「目前無論中醫、西醫，治癒率都非常高，五年存活率50%左右，相比肺癌10%的存活率，可說是一種比較容易治癒的疾病。」接着他又指出，這種一輪接一輪的化療「太殘忍和太不人道」，「正是這最後一次大劑量化療」給了病人「致命的一擊」，「導致全身功能衰竭而亡」。這等於是在暗示，在這一失敗的病例中，醫生是「殺手」，其作案工具就是「化療」。
對待癌症不應麻木不仁，不容諱疾忌醫，醫生主張「積極治療」也是有根據的。儘管如此，我還是很堅定地認為，「積極治療」不等於「過度治療」。
「過度治療」這個詞，不是我的發明。醫學行家們在描述腫瘤治療現狀時，早就頻繁地使用這個概念。它意味着醫生使用了超過疾病所需、或者超過患者肌體所能承受的治療手段。根據美國癌症協會2009年發佈的一項報告，健康的免疫系統是預防癌症的最重要的部分。而過度治療卻會破壞了患者的正常器官、組織和機能，令病人增加不必要的痛苦，甚至不能正常新陳代謝。其結果是，患者迅速衰竭或者出現其他併發症，加快了死亡的進程。
要想界定「過度治療」與患者死亡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或間接的因果關係，並非沒有可能。2010年3月我在媒體上看到一則新聞，上海一個患者在發現癌症之後僅僅兩個多月便去世了，家人以「過度放療」為由提起民事訴訟。兩位精明的律師居然在患者病歷中找到了有利於原告的證據：醫生為病人放療13次。「在已引發極度『低血小板血症』的情況下，仍持續不斷地給患者進行致死性的放射治療，導致患者全身彌散性血管內凝血而發生死亡」，最後一次放療距離病人去世僅僅11天。這一案件最後以病人家屬獲得9萬元賠償、「醫院當庭承認錯誤」了結。
對逝者家屬來說，意識到「過度治療」的惡果為時已晚，然而訴訟結局畢竟可以算作不幸中的一個幸運，因為要想證明「過度治療」與患者死亡之間的因果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過度治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很難被追究的。患者家屬或者旁觀者即使心存懷疑，也很難拿出確鑿證據來指控醫療中的過失。比如張明對那個病例中「過度治療」的質疑，就僅僅是建立在常識和推理的基礎之上。
儘管如此，這一病例還是促使我取搜尋一些資料，結果讓我着實吃了一驚。原來近幾年有很多人指出「過度治療」給癌症患者帶來巨大傷害，而且，這種傷害相當普遍地存在着。
有一項統計稱，由於過度和不合理的治療，「致使至少15%的患者加速死亡」。另外有個說法，叫做「三個三分之一」：
死於癌症的人——
三分之一是嚇死的;
三分之一是治死的;也就是「過度治療」導致病人無法承受而死;
三分之一是病死的，也可以說是癌症本身造成的死亡。
2008年秋天，也即我決定不做「化療」之後幾個月，適逢上海癌症康復與姑息治療專業委員會學術年會召開。由上海《新聞晚報》發表的一則消息說，「過度治療」正在損害患者的肌體，「甚至危及了他們的生命」。這是與會的400位國內外專家對腫瘤的過度治療達成的共識。
我很快就看到了這次會議提供的一些調查數據：
——目前我國有80%的癌症晚期患者在有意或被迫接受着超過疾病治療需要的「過度治療」。
——全球腫瘤患者有三分之一死於不合理治療。
——因為「過度治療」盛行，癌症患者的死亡率上升了17個百分點。
。
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的腫瘤專家厄爾。在對1991年-2000年死亡的215488個癌症患者的最後治療狀況進行一番調查之後，厄爾提出，有超過10%的晚期癌症患者在臨終前兩周還在接受化療。
根據患者臨終前的一個時間段，厄爾界定了「過度治療」的標準。鑑於化療這種醫療手段的性質，我猜想它不應當被用在一個垂死者的身上。所以，我一眼就看出「厄爾標準」在邏輯上的合理性——如果一個病人在化療之後很快死亡，那麼就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醫生根本沒有意識到病人已經命在旦夕，因而使用了這種完全不該使用的手段;要麼是化療導致病人加速死亡。
厄爾在第42屆美國臨床腫瘤學年會上提出他的報告，時為2006年6月。這個會議在美國亞特蘭大舉行，世界各地近3萬名腫瘤專家參加，包括80多位中國腫瘤學專家。根據厄爾的研究，實施在臨終病人身上的化療一直在增加着——1993年這個數字為10%，到1999年增加到近12%。調查還顯示，臨終前一個月在重症監護室里接受化療的癌症患者比例從7.8%增加到了11%。
儘管厄爾只是證實了「過度治療」的普遍存在和日愈嚴重，我們還是能清晰地看到「實施在臨終病人身上的化療」與「死亡」之間的關係。
你可不要以為這只是美國癌症患者的危險。根據中國抗癌協會腫瘤轉移專業委員會在2009年提供的一項資料，目前，美國腫瘤病人五年生存率達81%，而我國腫瘤病人五年生存率僅10%。差距如此之大，應當能夠間接地證明，中國人遭遇的「過度治療」，比美國人更甚。
癌症病人是否正在被治死?嚴格說來，無論「15%」、「17%」，還是「三分之一」，都只是一種未經臨床醫學證明的「治死率」。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治死」的事實普遍存在。所以，這個問題也許應當這樣來問，究竟有多少癌症病人正在被治死?
你只要知道每年全世界有大約1000萬癌症患者去世(其中有接近200萬人是中國人)，就可以很容易地估算出，在一連串艱難痛苦的治療中，「被嚇死」和「被治死」的人一定數量巨大。可惜的是，我們這個世界每天投入無數人力物力，去證實形形色色的「治癒率」，這給病人帶來巨大的期待。同時卻只有很少的人能夠認真面對「治死率」的問題，其結果是誤導病人走上「過度治療」的歧途。
我們當然可以說，「我很堅強。無論多麼痛苦的治療我都能抗。」我敬佩和尊重那些用堅強意志與疾病做鬥爭的人。可是，我這樣喋喋不休地對自己說個沒完，主要的目的不是激勵自己「堅強地面對死亡」，而是提醒自己贏得更多的活的機會。
我想說的是，假如我的「堅強意志」不是被用來對付癌症，而是被用來與「過度治療」做鬥爭呢?也許，我的「堅強意志」不僅不能遏制癌細胞的擴散，反而成了「過度治療」的慫恿者，進而與癌細胞沆瀣一氣，裏應外合，讓我的「羸弱身體」更加羸弱呢?
很明顯，對於我們這些癌症患者來說，僅僅憑藉「堅強」是不夠的。我們應當是一個堅強的患者，同時我們也應當是一個聰明的患者。
在很多情況下，智慧比堅強更重要。
我會接受本該屬於我的治療，並且做好準備承擔這種治療帶給我的所有痛楚。同時我也會儘可能為自己避免「過度治療」。就算我的疾病已經不治，我也希望能夠安靜、從容地走完我的最後一段生命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