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新東方的一位同事有個有意思的愛好：喜歡看網絡新聞後的評論帖子。按他的說法，評論帖子甚至要比新聞還要精彩。
如果看過評論帖子，一般都會認同，網絡上對罵、髒話、惡毒的語言簡直窮盡了語言的極限。看過關於網絡帖子的最精彩評論是：「如果你看過關於國家話題的評論帖子，你會驚訝於第三次世界大戰怎麼從來就沒有發生過。」
網絡上的話語早已滲入並轉化成現實生活的行為，剛剛看到視頻網站上李宇春在演唱會現場被全場大罵，豎中指，助理們打着雨傘站在李宇春的周圍好讓她不受攻擊、能夠唱完兩首歌離場。
究竟現實是網絡的翻版?還是網絡是現實的再現?
或許關於帖子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為什麼現實生活中溫文爾雅的人們，會在虛擬的空間中發出如此殘暴的話語呢?是不是我們心底早已埋藏着惡的因子，只不過因為對規訓的遵從和對懲罰的恐懼而被控制，而因網絡空間的匿名性而產生免責的承諾，讓我們釋放出心中的魔鬼?
這個問題的實質與心理學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TED上題為「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的演講所提出的問題具有一致性：「是什麼因素使好人變壞?」
+津巴多的COSPLAY
津巴多在心理學界是大神級的人物，所有的普通心理學教材都會出現的名字，曾經任美國心理學會的會長。讓津巴多名滿天下的是著名的「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美國家喻戶曉的電視節目《60分鐘》對該實驗進行了詳細報道，有一支樂隊的名字就乾脆叫做「斯坦福監獄實驗」。連雅思考試也曾經以一篇介紹該實驗的文章作為閱讀考試的題材。
斯坦福監獄實驗是1971年在史丹福大學進行的，當時津巴多正在史丹福大學任教。津巴多把心理學系大樓的地下室改裝成監獄，花15美元一天請來了一批學生參與實驗。這批學生要參加實驗必須先通過一次測試，以證明他們是「心理健康、沒有疾病的正常人」。
一共有70名來自美國各地的學生申請參與這個為期兩周的實驗，他們絕大多數是在史丹福大學和加州伯克萊大學參加夏季課程的學生。24名學生通過了測試，學生以隨機的方式被分成了兩組角色：其中9名學生擔任監獄中的「囚犯」和9名學生則以三人一組輪班擔任「看守」的角色。津巴多本人則擔任監獄長的角色。
為了實驗更真實地模擬現實，擔任「囚犯」的學生身份以數字代替，每個人都穿上犯人的衣服，戴上腳鐐和手銬，有些學生是在家裏被逮捕的，被銬上手銬，戴上牛皮紙頭套，而執行逮捕行為的是同意與津巴多合作進行實驗的加州警方，面對呼嘯而去的警方，不明就裏的鄰里大為驚訝;而擔任「看守」角色的學生則是穿着警服，戴上黑色的墨鏡以增加權威感，在囚犯進牢時，按照監獄的正式程序對犯人進行裸體的搜身，他們擁有一切真實獄警所擁有的權力。而自願參加實驗的學生們則被告知實驗過程中，他們所擁有的部分人權可能被侵犯。
一切如此真實，為的是讓雙方可以真正進入預置的角色。津巴多的模擬監獄應該不會發生什麼駭人聽聞的事情，畢竟這批所謂的看守和囚犯都是通過心理測試證明是「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津巴多也在1996年多倫多舉行的討論會上坦誠，在實驗進行之前，覺得有可能只是無聊的兩個星期。
畢竟這只是一場戲，一場為期兩周的Cosplay。
+一場遊戲一場噩夢
實驗開始的相遇是尷尬，畢竟對於看守和囚犯雙方而言，都需要時間進入角色。無聊的時光如何打發?於是這群耳濡目染於當時美國反越戰學潮的學生囚犯開始挑戰權威：撕掉縫製於衣服身上的編號，把自己鎖在牢房內不理會看守的命令，並取笑看守。
看守一下子變得不知所措，作為監獄長和實驗負責人的津巴多則告知看守們要自行解決問題。於是看守們採取措施對囚犯進行「鎮壓」：脫光囚犯的衣服、把囚犯進行數個小時的禁閉、沒收枕頭和被褥、取消囚犯的進餐、強迫囚犯用手清洗馬桶、進行掌上壓或者一些沒有任何意義的活動而羞辱囚犯、剝奪囚犯的睡眠、半夜把囚犯拉出來清點人數和進行各種屈辱性的活動。他們還採用了心理上的分化策略：服從管理的好囚犯會被提供特權，更好的牢房和伙食。
這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看守」學得好快，如果看過任何一部關於監獄電影的話，這都是看守的獄警常用的策略。隨着實驗進行，看守們採用的懲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於實驗人員不得不對他們進行提醒。
在實驗進行到36個小時的時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極度精神壓力而出現哭泣、咒罵等各種各樣的歇斯底里症狀而退出了實驗。實驗僅僅進行了不到兩天的時間，「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個好人已經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瀕臨崩潰。
該名編號為8612的囚犯是第一天率領囚犯反抗和挑戰看守權利的領導者，因此在看守們的反擊中受到了「特別的照顧」。當一系列的懲罰加諸於身後，8612已經察覺這不是一場模擬的實驗、一個虛擬的監獄，而是一個「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心理學家設置的真正監獄」。當8612向津巴多當面提出要求的時候，津巴多也已經完全進入了監獄長的角色，他考慮的已經不是8612的精神狀態，而是如果8612退出，會引起更多人退出，實驗就無法進行下去了。
於是津巴多像所有的監獄電影中的監獄長會做得一樣，向8612承諾讓看守不再折磨他，給他好的待遇，同時他提出一個浮士德式的交易：讓8612回到監獄做他的眼線，向他提供監獄中的信息，如果同意，津巴多就會遲一點的時候「釋放」8612。8612答應了津巴多，重新回到實驗當中。當8612回到監獄中，其他的囚犯們開始意識到，他們無法退出，實驗負責人員不會讓他們退出實驗。希望就此幻滅。
津巴多事後回憶他當時的判斷，他覺得8612是心理上過於軟弱，無法承受哪怕是一丁點的壓力，畢竟實驗只進行了大概一天的時間，怎麼可能會那麼快就要求退出實驗呢?實驗還有13天的時間啊!
作為實驗設計者、心理學家的津巴多，本應客觀地評價8612的狀態，結果也被監獄長的角色所逐漸控制被影響他的判斷。這種控制一直持續到第六天，直到一個局外人的出現，才把津巴多從監獄長的角色中「挽救」了出來。
而就在8612提出退出的當晚(36小時)，當津巴多的研究生Craig Haney作為實驗負責人之一輪值夜班時，發現8612「精神已經崩潰，強烈要求退出」，8612無法承受「看守們持續不斷地騷擾，僅僅是因為他在第一天領導了囚犯對看守的對抗。」在同意8612離開監獄進行短暫的休息後，Craig Haney要做出一個外人看來很容易，但當時他感覺極度困難的決定：是同意8612離開還是拒絕他的要求?津巴多是他的導師和「老闆」，午夜時分，不能夠騷擾他的休息。同意?畢竟我只是個二年級的研究生，這個實驗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和資金進行籌備，讓8612輕易退出便意味着實驗設計受到影響，無疑結果的準確性也成疑問。但當前這個年輕人的狀態是他們在設計實驗時無法想像的，不放的話行嗎?
經過一番掙扎後，Craig Haney還是決定同意8612退出實驗。
津巴多和他的同事第二天早上回到了實驗室，質疑為什麼Craig Haney同意讓8612退出實驗。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津巴多認可了Haney的決定。同時，在後備名單中，他們挑選了一位學生，讓他在當天下午加入實驗，填補8612的空缺。
而在史丹福大學古老而莊嚴的心理學大樓地下室，敵對情緒日益升級：看守們還在繼續着他們的遊戲，想方設法折磨囚犯;囚犯們則繼續承受着折磨，以行屍走肉般的順從回應。這已經不是一場cosplay了，不是一次愉快的暑假回憶，不是一次舒服的打工經驗，而是一次噩夢。在試驗開始的時候，「看守和囚犯之間沒有任何的差異性;而在試驗持續了一周以後，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任何的相似性了。」
魔鬼已經被釋放出來了。它獰笑注視着這群曾經「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讓一些「看守們」沉醉於規訓與懲罰的快感;讓部分儘管心理感覺不對、但迫於角色與承諾所賦予的服從義務而不得不配合其他看守，從來沒有提出過異議和反對，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幫助;它讓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種，以致試驗結束之後，當「看守」們和「囚犯們」同坐一起討論時，敵對的情緒讓討論變成了兇惡的對質，當他們在試驗過程中接受試驗人員的訪談和問卷調查時，他們呈現均是懷疑的情緒，在他們看來，這群最初友好善良的試驗人員就是鐵籠的製造者;它讓本應客觀的心理學家失去了判斷。
+局中人
試驗一直持續到第六天。監獄情況漸進式的惡化啟動了所有參與者的心理適應機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試驗設計所安排的進行。連接替8612進入試驗的代號為416的候補學生最初的「這是個瘋人院」的印象也已經被「這理應是個瘋人院」的看法所代替，儘管他最初的時候以絕食進行反抗，但經歷了黑房幽禁、獄友在看守鼓動下對他進行羞辱的經歷後，本應最是正常的他換來的是徹底的孤立，他的絕食對抗讓看守和囚犯們從某種意義上站到了一起。
囚犯們以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接受看守們的各種要求。也有些囚犯以「瘋狂的表演」模仿8612，希望以此換取退出試驗的機會：在試驗的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各有一名囚犯被同意退出了試驗。第五名囚犯在退出的請求被拒絕後，全身出現皮疹的症狀，最終退出了試驗。
試驗過程中，囚犯們實際上有大量的機會接觸外界。在只持續了六天的試驗中，大約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觸這群囚犯：包括一名真正的典獄官，在接觸了所有的囚犯後，他觀察到這場模擬試驗在這批學生囚犯身上造成的反應與首次坐牢的人非常相似;20多名心理系的學生從視頻監視器和窗戶中觀察試驗;24名囚犯的父母和朋友在探監的時間和囚犯接觸，而其中一位母親在探訪之後尋訪了一位神父，在神父找到了一位律師提供法律諮詢如何讓她的孩子脫離「斯坦福監獄」，這名律師在試驗的最後一天與所有的囚犯進行了訪談。
這100多個人，包括看守和囚犯，試驗的設計者、心理學家津巴多，都沒有想過還有一個選擇：中止試驗。他們已經成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學為藉口所編織的鐵籠之中，無法脫身，唯有服從，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試驗的第六天，一名年輕的女士的到訪。
+所有人都是囚徒
當Christina Maslach接到津巴多的邀請參與斯坦福監獄試驗的研究項目時，心裏為之一動。剛剛獲得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的她另一重身份，是津巴多的女友。但Christina已經獲得了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助理教授的職務，正準備動身，分身無暇的她只好拒絕了愛人的邀請。
但她還是答應了津巴多幫忙做一些訪談。為了對訪談有所準備，她在試驗進行了大約一周之後的周四晚上來到了斯坦福監獄。一開始的印象是平靜，與其中一名看守進行了交談之後，她的感覺是這是一位禮貌、友好和讓人愉快的好人。
而這晚負責輪班的是暱稱為John Wayne的看守，斯坦福監獄最「臭名昭著」的獄警。儘管耳聞John Wayne的作為，Christina見到了John Wayne之後卻感到非常震驚(absolutely stunned)：與傳聞相反， John Wayne是一個絕對的好人。但直到她開始試驗觀察時，看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一個人：他戴着黑色的墨鏡，手持警棍，身穿制服，放聲嚎叫，痛罵犯人，讓犯人報數時表現出一種粗暴的態度。
當時正當洗浴時間。洗浴房在監獄外，看守把犯人用腳鐐鎖成一列，每個人都戴上頭套，完全看不到環境的情況。再把他們帶到洗浴房。津巴多通過觀察窗看着發生在監獄的情形，興奮地對他的女友說：「快來看，看一下現在要發生什麼!」「看到沒有，這場景是太棒了!」但Christina卻把頭轉過去，不忍再看，心裏充盈着一種冰涼而作嘔的感覺：如此殘暴的場景讓她感覺到一種女性置身於男權世界所產生的無力感。
隨後，離開了試驗現場後，津巴多想要知道Christina對整個試驗的評價。但他得到的卻是出乎意料的憤怒、恐懼與淚水：「你對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糟糕了!」辯論、爭吵，Christina感到害怕，面前這個不再是她熟悉的愛人，那個以愛生如子聞名斯坦福的溫柔而敏感的心理學家。他們之間的立場從來沒有如此巨大的對立和分歧，他們之間的爭吵從來沒有如此劇烈，如此漫長，留下如此巨大的創傷，她甚至無法想像以後會和這樣的一個人相處。
這場爭吵的結果是津巴多最終屈服了，從他監獄長的角色、從他對試驗理性的準確和客觀的追求中脫身而出，向他的愛人道歉，並且決定在第二天早上終止試驗。召集所有與試驗相關的人一起，反省整個過程：一場模擬的試驗是如何逐步演化成一個真正的監獄，一個外人嚴重的瘋狂之地(madhouse)?
此刻，津巴多感到的不是失望，而是如釋重負，如釋重負的，還有他和Christina，當時他的女友，後來變成了他的妻子，之間的關係。
但真正讓Christina後怕的，是她作為系統挑戰者、不服從者的角色：如果她一直參與試驗，她能夠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觸動嗎?如果她參與了設計，每天目睹事情的發生而產生心理的適應性，眼前的這種瘋人院會不會像所有其他參與試驗項目的100多個人一樣，變成一種正常?
她真的不能夠作出肯定的回答。
就像莫羅的那句老話：「我們都是自身經歷的囚徒(we are prisoner of our own experience)。」
+米爾格拉姆實驗(權力服從實驗)
津巴多設計斯坦福監獄試驗的靈感來自於他的高中好友、一生的良朋，偉大的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Milgram)。米爾格拉姆是猶太人，與津巴多一樣，成長於紐約內城的Bronx區，一個充滿了罪惡的地方。作為猶太人的出身與成長環境的惡劣，讓Milgram提出了疑問：「為什麼大屠殺會在此時此地發生?」得到的回答是：「不對，那是納粹德國，你要知道，那是在1939年的時候。」「我知道，但是如果希特拉要求你，你會不會電死一個陌生人?」「不會不會，我是個好人。」「為什麼我們不嘗試一下把你置身當時的情景，看你會怎麼做?」
於是米爾格拉姆以每小時4美元的報酬找來了1000名實驗對象(全部不是大學生，年齡在20到50歲之間)，在耶魯大學開始了世人稱為米爾格拉姆實驗的傳世經典。試驗對象在實驗中擔任教師的角色，共同進行實驗的還有一位學習者，和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學家。
這1000名米爾格拉姆的小白鼠被擔當權威角色的心理學家告知，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測試學習效果與懲罰的關係，「你擔任教師的角色，負責提供材料給學習者;你負責提問和懲罰的工作，如果答對了，給他一點獎勵;如果答錯了，給他一點懲罰，你要按這個儀器上的這排按鈕，第一個按鈕寫着15伏，意思是懲罰是給予學習者15伏電擊，這排按鈕是以15伏遞增，如果第二個問題答錯了，就給他通30伏電以作懲罰。最高電壓是450伏。」
家用的電壓是220伏，450伏的效果不用說也知道。學習者其實是一名演員，他的任務就是故意答錯，並且發出受到電擊時的慘叫。
米爾格拉姆真正的問題是：有多少人會一直懲罰學習者的錯誤，直到最高的電壓——450伏?
為了考察擔任教師角色的實驗者在實驗條件下的反應，米爾格拉姆還故意在375伏的電壓下貼上一道該死的提示：「危險：嚴重的電擊」。同時他還要求扮演學習者的演員要不斷地發出慘叫和哀求，要求「停止實驗」。
說這道提示該死，是因為這與演員的慘叫和哀嚎一樣，是個心理上的暗示：對實驗對象的道德和良心的喚起。而正是這種道德意識和對心理學家所代表的權威角色服從之間的掙扎，成為對實驗者人性的最大考驗，也是Milgram試驗設計的絕妙之處。如果說道德意識和良知是天使的化身，喚起人性之美好一面;那麼心理學家將要扮演的，是魔鬼的角色，但是這名魔鬼將穿上白大褂，打着科學研究的旗號，頭頂心理學家的光環，以一種權威的身份隱藏着魔鬼的真面目，讓人無法辨認。
米爾格拉姆曾經問過40名精神科醫生：「你認為在這個實驗中，有多少人會一直懲罰學習者直到450伏，而把整個實驗完成?」「1%。」因為這是撒旦式的行為，在美國人當中，有撒旦行為傾向的統計數據，正是1%。這些精神科醫生的專業知識還是比較紮實的。
錯了，全錯了。
米爾格拉姆實驗結果之所以讓世人震驚，是因為有2/3的實驗對象，而不是1%，按下了450伏的按鈕。這只是第一組實驗的結果。米爾格拉姆一共進行了16組相同的實驗，而在最後一組實驗中，有90%的人完成了整個懲罰的過程，把所有的電壓按鈕都按遍了，一直到450伏，最高電壓的懲罰。
當然，這些試驗對象並非哼着小調心情愉快地按下按鈕。在試驗過程中，受到作為學習者演員慘叫聲的不斷刺激，他們向飾演權威角色的心理學家提出要終止試驗，而他們得到的回應是「請繼續，試驗對象只是身體上的疼痛，不會造成創傷。」據Milgram的觀察，很多試驗參與者的身體反應都反映心靈上的折磨：流汗、顫抖、咬嘴唇、呻吟、指甲無意識地插入自己的身體、甚至有參與對象身體出現抽搐。
但他們卻都遵從了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學家的要求，痛並掙扎着執行科學試驗的要求，儘管不斷受到自身良心的譴責。
對米爾格拉姆試驗質疑者如Orne和Holland撰寫論文提出，或者這些試驗對象都不是傻子，他們早就察覺了學習者其實是個演員，沒有真正地受到電擊。所以他們才會一直把試驗進行下去。
心理學家Sheridan和King為了求證，在1972年進行了另一組試驗。這會受電擊的對象不再是演員，而是一條可愛的小狗。小狗不會表演，每一次電擊都是實實在在的痛苦，小狗每受到一次電擊就痛苦地跳起來，慘叫!在接受測試的男性對象中，有50%完成了整個試驗，按下了每一個梯度的電擊按鈕，一直到最高強度的電擊。
女性對象的結果更是讓人驚訝：100%的女性完成了試驗，按下了每個梯度的電擊按鈕，儘管女性比男性更溫柔、沒有男性天生的攻擊性和暴力、甚至更喜歡小狗，但女性與男性相比，更聽話、更容易屈從於權威的要求，即使是無理的要求。
這讓我想起了《朗讀者》(The Reader)中的Hanna，一個熱愛文學、在生活中熱心幫助陌生人的好人，一顆納粹機器順從的螺絲釘，那個因「終於職守」而緊鎖教堂的大門使300人命葬身火海的女人，那個在法庭上被世人唾罵、權力和理性制度的犧牲品。
+米爾格拉姆試驗與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現實版本
1961年，另一位Hanna,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踏入了耶路撒冷的軍事法庭。審訊的對象是納粹特務頭目阿道夫艾克曼。化名隱匿潛逃於阿根廷的「專家」艾克曼在納粹系統中是一名技術官僚，在1938年到1941年間，他的任務是負責驅趕在德國的猶太人;1941年到1945年間，他的任務是負責運送整個歐洲的猶太人、波蘭人、斯洛伐克人和吉普賽人運送到死亡集中營。
「專家」艾克曼的專長是鐵路運輸，他的辦公地點在辦公室，工作性質實際上與現代的白領並無差異：計劃、協調、保證執行的效果與目標一致，與文件、電話、電報、鐵路時刻表、車皮和人數的統計數字打交道。他曾經遞交過辭職信，因為無法承受集中營現場的慘況，但被上司以「服從是軍人的天職」駁回。他就是社會學家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提出的納粹理性化屠殺系統中的一顆螺絲釘。
當漢娜・阿倫特看到坐在防彈玻璃亭中接受審訊的艾克曼時，大失所望。艾克曼完全不具有任何「殺人魔王」的特質，法庭上艾克曼禮貌周全、表現得畢恭畢敬、唯唯諾諾。這與Christina與斯坦福監獄中「臭名昭著」的看守John Wayne的印象幾乎一致。
在經歷此次審訊後，漢娜阿倫特提出了「平庸的惡」的概念：他之所以作惡，並非因為他有以人類為敵的惡魔天性，或者他想作出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出人頭地，相反，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人，他服從上級命令、忠於職守，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把自己降低為「什麼也不是」，只是一隻不出聲的馴服工具。
而因此米爾格拉姆試驗也被人稱為「艾克曼」試驗：服從權力的要求，執行自身角色被理性體系所賦予的任務，哪怕任務看起來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統的分工，已經讓不具有理性的任務衍生了理性的緣由：服從。
如果說米爾格拉姆試驗是由於心理學家的權威角色迫使試驗對象執行其承諾的角色所賦予的任務，那麼津巴多的試驗則更深入了一步。在這個試驗中，不存在上級：津巴多沒有上級，但是卻自覺地賦予了自身由系統設定的監獄長角色，具有維持試驗進行的職責;看守們沒有上級，津巴多並沒有要求他們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賦予了他們迫害的需要以維持自己的職責。由系統設定所賦予的權力誘使好人津巴多和看守們釋放出內心的惡魔。
津巴多的斯坦福試驗讓他成為了一名軍人的辯護專家證人。這名軍人是在2003年發生的駭人聽聞的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美軍虐囚事件中的一分子。這讓津巴多有機會接觸和了解到事件的所有相關資料。津巴多意識到阿布格萊布監獄就是現實版的斯坦福監獄。
在長大20年的時間裏，儘管斯坦福監獄試驗名動天下，但津巴多卻從來沒能夠出版過一本書，因為他一直內疚於1971年那瘋狂六天中自己犯下的錯誤，一直不忍揭開人性的陰暗面。直到阿布格萊布監獄如出一轍的再現了他曾經目睹的情形，他才決心寫出了一本著作《路西法效應(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曾是上帝寵愛的天使，但因反對上帝要求他尊重亞當，而離開天界，墮落成為魔鬼撒旦。津巴多用路西法效應解釋好人轉變為魔鬼的現象，是想要說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壞人並非天生的惡，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讓好人逐漸墮落。
津巴多在TED演講中總結了平凡的好人墮落為惡魔的七個社會化過程：「無意識是第一小步，對他者的非人化對待，對自身的去個人化，個人責任的分散化，對權威的盲從，對群體準則不經批判思考的服從，以不作為和冷漠的形式被動容忍邪惡。」
把斯坦福試驗放置於中國社會的環境下，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城管總是出事、為什麼孫志剛在收容所中會慘死、為什麼會有匪夷所思的躲貓貓事件。是系統賦予的權力角色誘使權力的擁有者從正常人演變成一個個不可理喻的惡的化身。
+系統情境之惡(Power corrupts)
阿克頓勳爵的名言「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在中國被翻譯成為「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該翻譯無疑只傳達了原文符合中國語境需求的部分意思。
根據韋氏(Merriam Webster)字典「corrupt」真正重要的意思是：「道德、行為和習慣上從好向壞的轉變;在錯誤的原則和道德價值觀的影響下墮落。」
福柯在他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研究中發掘了權力、知識、話語、制度和身體之間的隱秘關聯。如果把斯坦福試驗的監獄視為一個現代的制度體系，置身監獄情景中的津巴多和看守所獲得的便是制度角色所賦予的權力，這種權力corrupt了他們的判斷;如果把Milgram試驗的試驗對象的忍受心靈的譴責不斷電擊學習者的行徑解釋為對權威的盲從，身穿白大褂的心理學家所獲得的情景所賦予的權力便是由科學和知識所衍生。
如果按此邏輯分析，為何網絡虛擬空間上人會呈現出語言的攻擊性和殘暴性，原因是網絡空間話語自由所產生的權力。話語是一種權力，同時由權力產生。網絡空間的話語權並非像傳統的現實空間中，老師賦予你上課說話的權力，或者領導賦予你開會講話的權力，由某個權威所給予，而是由網絡系統本身賦予的一種權力。
話語的權力本無好壞。正如科學和知識所衍生的權力也無好壞。但權力的中性意味着濫用的潛在可能，當網絡成為捍衛自身權益，在公共空間中獲得表達自身意見的自由的機制時，話語權力便是天使的化身;而當權力表達成為惡意的對他人的攻擊、接種謠言的培養基時，網絡自身的無限放大功能便會把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大樓地下室的一隅擴充為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在大海面前，李宇春、曾軼可的聲音被徹底地淹沒。
這是由系統衍生的權力所衍生的惡，這與你我本是好人與否無關，是情景誘因所孕育的惡。網絡的匿名性更是讓這種惡免予受到實質的懲罰，最多或許是自身良心和道德的譴責，但這卻早已被權力揮灑的快感所覆蓋。
津巴多在TED演講中引用了人類學家John Watson對23個不同文化的研究來說明匿名的力量：在某些文化中，制服和面具成為戰士作戰時的工具，而制服和面具產生匿名性，無名性導致殺戮、酷刑和摧殘。在Watson研究中，在15個作戰時使用匿名手段的文化中，13個文化會有殘暴的行徑;而在不使用匿名手段的8個文化中，只有1個文化產生殘暴的行徑。
「這就是匿名的力量。」津巴多認為。
路西法效應揭示了善惡本身同體，關鍵在於情景的力量，權力的誘因才是釋放魔鬼的真正誘因。
馬基雅維利的言論談到：「欲建國與立法者必須謹記，國與法之立須基於人皆為惡且一旦找到時機，人皆意欲作惡之認識(Whoever desires to found a state and give it laws, must start with assuming that all men are bad and ever ready to display their vicious nature, whenever they may find occasion for it.)。」而津巴多則說，真正重要的，是時機(occasion)，是時機產生人的惡。
津巴多發展出了一套嶄新的英雄觀。所謂英雄並非僅是天生異於常人的超人，而是當可能為惡的時機來臨時，能夠以良心和道德行事的普通人，英雄是作出不平凡社會行為的平凡人(Heroes are ordinary people whose social actions are extraordinary)。從某種意義而言，英雄可能是異端，對抗不合理的權力、理性和群體的服從(conformity of the group)，這需要的是英雄想像和技能的形成，需要一個自我的標籤：「我是等待中的英雄(I am a hero in waiting)。」
寬恕的可能性
美國人米高舍默在題為《當經濟學遇上生物學和心理學》的著作中，描述了美國人在聽聞「阿布格萊布」虐囚醜聞之後的反應：「我們都知道有些人殘酷成性、作惡多端——是我們要反抗的『壞人』。可剪着精幹短髮、鬍子剃得乾乾淨淨、玩橄欖球、上教堂、愛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輕美國人居然是『壞人』?怎麼可能呢?到底是誰在料理一切?難道美國不是一個發達的民主社會嗎——事事講法律、保護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權?」
如果置身於阿拉伯世界，可以想像阿拉伯人的反應會是與美國人完全相反的：「這正是殘酷的、醜陋的、萬惡的美帝國主義!」
於是世界就被分割、對立，仇恨就產生，恐怖襲擊、謀殺、戰爭接踵而來。
津巴多對情景和權力衍生惡的洞察，或許會啟迪我們，其實真正化解各方仇恨所需要的，是對人性的理解。阿拉伯人、美國人、日本人、印度人，漢族人、藏族人、維族人，都是一樣的人，那些曾經的惡，如果我們願意相信是路西法效應的結果，這將為寬恕布下基礎，或許這才是津巴多的探索的真正偉大意義:「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s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