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節死到臨頭的感覺
災難是突然降臨的，就像晴天霹靂，讓我和我的家人措手不及。我對自己的身體一向自信。這不僅因為每年一次的體檢指標全都正常，還因為我沒有什麼不良嗜好。而且我還是個喜歡運動的人。所以，當醫生宣佈在我的顱腦、肺葉和肝臟上都發現惡性腫瘤的時候，我平生第一次感覺到與死亡如此接近！
那是2007年2月12日。當時我站在北京醫院腦神經外科的醫生辦公室里，我的顱腦和胸部膠片懸掛在一個巨大的燈箱上。
「這裏有，這裏有，啊……，肝上也有。」醫生一邊在膠片上面指指點點，一邊說：「已經不能手術了。只能全身化療。」
「是嗎？」我下意識地追問一句。
他轉臉看我一眼，好像是突然意識到什麼：「啊！你還不知道啊？那……那……請你在外面等一會兒。我要和家屬談一談。」
我等在門外，終於看到醫生做出結束談話的表情，可是曉東還是僵直地坐着。我走進房間，輕輕拍拍她的肩膀。她站起來，猶豫了一下，然後像是鼓足了勇氣，轉過身來面對我。她的眼裏一片哀傷。
有一會兒，曉東似乎回到現實中來，驀然抬起頭來，把眼睛直對着對我說：「如果是最壞的情況，你願意知道嗎？」
我們倆早就有過一個約定：無論誰得了不治之症，都不該彼此隱瞞。現在，她既有此一問，一定是想起來這個約定。
「他是什麼意思？情況不妙吧？」我問。
「是不好。」她回答。她不打算對我隱瞞任何實情，所以直截了當地確認了這個壞消息：「他說……肝上也有。」
先是顱內，然後是左肺，現在又是肝……我知道這一切意味着什麼：腦癌，肺癌，再加上肝癌。這不就是惡性腫瘤、全身轉移嗎！
第一次明白什麼叫「絕望」，我想讓內心靜下來，恢復思考的能力，可是我發現無法讓自己集中精力，於是索性讓思想信馬由韁。我怎麼一點感覺也沒有啊？如果肝上長了那麼大的一個異物——就像如醫生所說，應該是能夠感覺到的，比如說疼痛甚至凸起來的硬塊。我下意識地伸手去摸索，漸漸地，還真的在腹部感覺到一種異樣。更準確地說，是健康人的「異樣」。
我餓了，而且激起一種旺盛的食慾。
於是我和曉東來到一家飯館，揀了個靠窗的位置，對面而坐。決心好好表現一下，於是開始向桌上的食物發起進攻。也許是為了安慰曉東，也許是為了鼓舞自己，也許是想要證明醫生是在危言聳聽而我其實什麼毛病也沒有，我儘量讓自己表現出如饑似渴和津津有味，同時也沒有忘記從塞滿食物的嘴裏擠出一句話來：「肝癌？真是肝癌，我還能這麼吃嗎？」曉東幾乎沒動筷子。她只是安安靜靜地看着我，面色蒼白，眼睛裏充滿了哀傷和憐惜。
回到家，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回想醫生的話，帶着滿腹狐疑，沉沉睡去，根本不知道曉東在隔壁房間裏已是悲痛欲絕。她想到現在該做的事情是向親友們通告，同時幫助我取消幾個重要約會，於是拿起電話，向我遠在他鄉兄妹報告這個壞消息，還沒開口已是痛哭失聲。
第2節中國式的「專家門診」
周圍的朋友紛紛建議我們去北京天壇醫院。我們所能得到的全部資料——新聞、研究報告和網上信息，也都顯示它的神經外科是「全國排名第一」。有位主任，擁有一大堆耀眼的頭銜。還有人告訴我們，他是我們國家最好的神經外科專家、手術台上操刀開顱的高手，既迅速又可靠。
像所有癌症患者一樣，開始了慕名投醫的漫漫路程。可惜「主任」不在北京。幸運的是她找到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的另外一位醫生，也是一位「主任」，擁有很高的專業水準和豐富的臨床經驗。
忍耐了兩個小時的路上顛簸和頭暈目眩，又花了300元掛上「專家號」，我們終於獲得機會面見這位專家。儘管是個「特需門診」，卻沒有誰來給我們約定一個準確時間，所以還要經過一番漫長的等待。我好不容易找個座位坐下，由於眩暈和畏光，幾天來我一直半閉着雙眼，還戴着一副墨鏡用來遮光，即使在屋裏也不敢摘下。
我們在昏暗之中耐心等了三個小時，終於在下班前的最後幾分鐘見到「主任」。我的內心充滿敬畏，意識到這是一個關鍵時刻，趕忙摘下墨鏡，努力睜開雙眼，盡力傳遞我的尊敬，同時想要看清楚這位能夠救我性命的人。
他只看我一眼，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核磁共振膠片上。我強打精神，試圖敘述我的突然發作的症狀，可是很快就發現他對我的話不感興趣。他的熱情似乎只是向他對面的年輕醫生侃侃而談，年輕醫生則是一副洗耳恭聽的樣子。
我努力提高聲音，希望把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我身上來。他看我一眼，因為我打擾了他而顯得很不高興。
「突然發作的？」這是他第一次對我問話，我還來不及回答，他就自己先做了結論：「不會是突然的吧！」
我注意到「突發」這個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卻在轉瞬間就被他否定了。看來他不相信病人，只相信機器，相信那張沒有色彩沒有溫度沒有生命的膠片。也許他認為我的腦子已經損害，必定思維混亂，所以根本不相信我還能講清楚事情經過。不久之後我就知道，頭部疼痛眩暈的症狀是「突發」還是「漸進」，對其病灶性質的臨床診斷是個關鍵環節。由於「惡性腫瘤」的生長是個漸變過程，所以伴隨而來的症狀通常也會是由弱到強，而不會像「腦炎」或者「腦出血」那樣「突然爆發」。可當時我還完全不知這中間的區別。我由衷地覺得自己是那麼無知那麼渺小，而面前這位專家又是那麼博學那麼偉大。
「主任」延續着自己的思維，對我依然視而不見。這樣的過程持續了幾分鐘，他一直在對他的學生高談闊論，就像是在發表演講而不是在為病人治病。我忽然覺得自己並不是他的一個病人，而只不過是一個病例，在適當的時候自己送上門來，做了他的教學標本。
這種感覺很快影響了我的心情，讓我疑惑。我能理解由於病人太多，所以醫生只能讓病人排很長時間的隊、看很短時間的病，但我不能理解他們怎麼會如此不在乎病人的心理感受。我能理解醫生因為見多不怪而產生的不耐煩和冷漠，但我實在不能理解，為什麼他們只知道那些儀器、膠片和檢驗報告，而完全不顧及病人自己的身體症狀。德高望重的醫生門下理應高徒滿座，他們利用臨床病例來教導弟子也是必不可少，可是我卻很難想像，他們既然已經與病人「特約」自己的時間，並且為此收費，竟又不肯把時間專注在病人身上。
我們懾於「主任」的威嚴，不再作聲，只敢在心裏嘀咕。儘管我並不指望能在這裏得到明確結論，可卻怎麼也沒想到，他會用如此盛氣凌人的方式來對待一個他說不清楚的問題。
然而讓我意外的還不止這一個「問號」。在向他的學生展示了博大的醫學知識和臨床經驗之後，「主任」在我的診療本上寫下他的高見。他記錄了左腦的「佔位性病變」，還寫了右小腦和右腦頂部都有「異常信號」，結論是：
膠質瘤？
多發轉移性病變待除外。
「左腦」、「右腦」，還有「右頂」，這表明至少有三處病變！
「膠質瘤」、「佔位」，還有「多發轉移」，這表明它們全都屬於「惡性」！
此外還有一個「？」和一個「待除外」，表明這是一個既明確而又大有迴旋餘地的診斷結論！
告別「主任」時天已大黑。有了這一番經歷，我才意識到原來病人的倒霉事還不只是疾病本身。早就聽說過一句話：中國的老百姓在官員和醫生面前是最沒有尊嚴的。現在方知，這話還真有幾分道理。病人們花費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的時間來到他們仰慕的醫院，可是他們在這裏總不免遭遇冷漠、不屑、訓斥、不耐煩和模稜兩可。除非他們是高官顯貴或者有什麼特別的因緣，否則就算是「特需門診」也不能好一些。他們在約定的時間到達醫院，卻發現約定的醫生總是忙着干別的，好不容易輪到自己，醫生不是給自己的學生上課就是接聽手機。他們在醫生那裏感覺不到溫暖和同情心。他們對醫生、特別是對那些擁有專家頭銜和權威的醫生寄予了那麼多的希望，可是通常只能得到一個「待查」、「待除外」、「可能性大」，或者僅僅是一個「問號」。
用文字甚至標點符號來造成一種「模稜兩可」的診斷結論，對醫生來說是最簡單最安全的選擇。醫生要給自己留有餘地，可退可進。即使鋸開你的腦殼，挖去一塊腦仁去做病理檢驗，他們還是會說不會百分之百的準確無誤。但是，對我和我的家人來說，這種「模稜兩可」比一個最糟糕的診斷結論還要糟。在以後的15個月裏，類似的「演講」和「診斷」我又遇到許多次，而我除了越來越疑惑和沮喪之外似乎別無收穫。一想到還要按照這位大牌專家的指點去完成新一輪檢查，然後把「專家門診」如此這般重來一遍，我的腦袋便越發疼痛眩暈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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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中外醫生之對比
我們真找到一點希望。那是周良輔教授的一個建議，他要我們對腦部重新做一次核磁共振掃描，但是必須加上「波譜」。他解釋說，這是國外的一項新技術，有助於確認顱內腫物的性質，甚至還能更準確判斷它與肺部病灶是否有關。周是上海華山醫院神經外科主任，也是國內這個領域裏最權威的專家之一，所以在我們看來，他的建議實在比泰山還重。
我毫不猶豫地去了醫院，再次接受腦部掃描，期待着周良輔教授所推崇的新技術帶來佳音。明知希望渺茫，還是望眼欲穿。
「波譜掃描」的檢驗報告還要等上至少三天，我們意外地收到來自歐洲的消息。妹妹告訴我，對於我的病，國外專家的看法和國內專家並不完全相同，至少沒有那麼悲觀。對我們來說，這是幾天來唯一的好消息了。她後來對我詳細敘述了會診的經過。
在一間擁有一個碩大的讀片器的房間裏，這些醫生把我的全部腦部膠片——總計9張——依次排開，整整齊齊懸掛了半個牆壁。他們拿着放大鏡，仔細查閱每一張，又認真傾聽妹妹轉述我的發病經過，對於他們認為很重要的細節不厭其煩地反覆詢問，然後回到那些膠片旁，重新依次查閱。
整個過程持續了大約60分鐘，然而還沒有完。他們又把膠片的數碼文本拷貝到電腦上，經過放大處理後再來比照，這才形成自己的意見。
這樣的會診先後有過兩次，結論大致相同：
1,單從膠片所顯示出來的病灶來看，良性的可能性只有2％；
2,但是從病人腦部症狀是「突發」而不是「漸近」這一點來看，這一病灶不像腫瘤，而更像一種罕見的炎症；
3,所以，腦部病灶有50％的可能性不是腫瘤，或者只是良性腫瘤；
4,腦部病變和肺部病變沒有關係的可能性更大。
這四條中，第一條，他們和中國醫生的意見基本一樣；第二條，所有中國醫生都忽視了，外國醫生卻作為診斷的重要依據；第三條和第四條，中外醫生的意見有很大不同。
鑑於此，國外的專家們認為，仍有進一步確診的必要。當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一定正確。由於沒有見到病人，他們甚至不認為這是一個正式診斷。他們極力建議我們在中國重新來一次會診，要請最好的醫生。
妹妹乘坐的航班凌晨5點到達北京。在連續10個小時的空中勞頓之後，她坐上一輛出租汽車，從機場直奔那家大醫院。
「最有名的中國專家」在他應當出現的時間真的出現了。她們開始敘述我的病情，儘量使自己的語言簡短和精確，可是對方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當她們說話時，他根本就不正眼看她們，也很少發問。他甚至在剛剛開始這次會診時便已經急於結束。
僅僅一天前，妹妹親眼看着幾位外國專家把這9張膠片反反覆覆地看了一個小時。現在她卻驚訝地看到，這位中國專家只不過在9張膠片之中挑出3張匆匆看了幾眼，就開始下結論了。
他接連說了好幾次「轉移瘤」，還說了一些必須立即手術之類的話。
「如果不馬上手術會怎麼樣？」曉東問。
「不手術？那就等着唄！」專家說，第一次正眼看了一下她們。
兩人都聽明白了：「等着」的意思就是「等死」。
妹妹心裏有很多問題想要提出，還想把國外專家的看法說給他聽，可是還沒開口就被他打斷了。轉瞬間，她們聽到他在招呼下一個病人了。
她們就這樣匆匆趕來，又匆匆離去。
看看表，這次「特約專家門診」總計不過三分鐘！
醫生對病人的影響是迅速和壓倒性的，特別是那些擁有「專家」頭銜、每次收取高額門診掛號費的醫生。病人本能地想從他們那裏得到希望或者至少是安慰，可是他們的話總是讓病人感到絕望，好像經歷了一次粗魯的精神鞭撻。更值得回味的是，在遭受了這一切之後，病人和他們的家人依然把自己的信任、希望和金錢傾注在這些專家身上。
妹妹是醫生，對腫瘤這種疾病有足夠的理解和心理準備。但也正因為她是醫生，所以才會對一個醫生的如此潦草、輕率和自以為是的診斷過程感到震驚和難以置信。
「中國醫生怎麼會這樣啊？中國醫生怎麼會這樣啊？」她一見到我就不住地感嘆。
我聽着她們的敘述，很快明白了問題的焦點。原來國外的專家很認真地對待膠片影像，同時更認真地對待病人的症狀；中國的這位專家很草率地對待膠片，同時更草率地對待病人。他只相信自己。我對中國醫生的職業德行多少有些了解，早已見怪不怪。可是妹妹久居國外，多年耳濡目染，腦子裏全是西方醫療機構的形象和那些外國醫生的行醫風範。她在國內做醫生還是20多年前的事，腦子裏面也只有那個時代的記憶。「我記得，那時候國內的醫生不是這樣啊。」
從理智上說，我知道只憑一兩個醫生，就來抱怨「中國醫生」，是有以偏概全之嫌的。但是從我求醫問診的經歷來看，一個沒有任何權力、金錢或者特殊因緣的病人，在大多數情形下都會遭遇類似情形。如果真像醫生們說的，樂觀積極的精神是戰勝癌症的重要力量，那麼我可以肯定，很多醫生自己的表現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加讓病人絕望。
當我寫下這段文字時，曉東特別緊張。有好幾天，她不斷地表現出任何一個妻子都會有的憂慮。她提醒我：
「你不打算再去這家醫院看病啦？」
「有朝一日真要做開顱手術，你不打算請這位大專家操刀啦？」
「是的！」我每一次都回答，「是的！」
我聲若遊絲，氣力不足，但態度堅決。自從我知道此人是如此輕率和如此自以為是地面對病人的那一刻，我就不再信任他。由於職業的關係，我接觸過不少成功者和失敗者。在我的經驗中，輕率、傲慢和自以為是，是導致一個成功者犯錯誤的最重要的緣由。越是絕頂聰明功成名就之人，也就越是不能避免。把自己的性命交到這樣的醫生手裏，我不覺得是個明智的選擇。
第4節醫生怎樣對待不懂的東西
過了幾天妹妹打來電話，口氣異常興奮。她說，我腦子裏的病灶和肺部病變很有可能沒有關聯。
「就算它是腫瘤，也是良性的可能性更大。」她在電話那頭信心十足地說。
她的依據正是我的最新一次「波譜掃描」。
我們是在兩天前拿到這個檢查報告的。那上面寫着：「左側橋臂病灶MRS示代謝略高，NAA/Cho值小於2.0，乳酸峰導置。」
報告上要是像先前那樣寫個「佔位」、「結節」或者「增厚」，我還能明白其中含義，可現在這一串字符太深奧，我怎麼也搞不懂。當初上海華山醫院的周良輔教授建議我做這項檢查時，曾很認真地解釋了這項檢查的必要，所以兩天來曉東拿着這堆膠片踏上新一輪求醫之路，希望真能有所收穫，卻不料北京的醫生們對它並不在意。他們中的多數人甚至連看也不看。
我們又驚訝又奇怪，不明白醫生們為什麼對這個新的檢查結果如此冷淡。直到北京醫院的李金大夫對我承認了一個事實：「真對不起，我還看不懂它。這是個新技術，引入中國的時間不長。」
她的語氣充滿真誠和歉疚，讓我感動之餘又恍然大悟，終於明白原來專家們也有不懂的東西。我忽然意識到，那些醫生的冷漠，也許不是因為這一檢查結果無足輕重，而是因為他們不懂。
我對發現這一點並不意外，因為沒有人可以無所不知，就算最權威最有學識的專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善於學習新事物的醫生，比如周良輔大夫；也看到了勇於承認自己有所不知的醫生，比如李金大夫。可惜大多數醫生竟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自己不懂的東西。
妹妹來到北京後拿到這些腦片。她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京城最大的新華書店，買來一本專門論述「波譜掃描」技術的書。一個上午的求醫經歷讓她失望，現在她決定依靠自己。書很難讀，但她很快弄懂了其中要害。她把我的腦片一一展開，攤在床上，仔細比照，結果發現，這項檢驗還真的有助於判斷顱內病灶的性質。
「所有的徵兆都在顯示，良性的可能大。」她在電話里對我說，「對，所有的。」
這結論和國內醫學專家們的診斷是如此不同，指着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
次日清晨，這姑嫂二人再次走出家門尋訪名醫。然而專家們照樣態度消極。悲觀的看法仍然佔據壓倒的優勢。他們堅持自己的結論：「良性的可能性很小」。對於妹妹的質疑，他們不是根本不聽，就是搪塞了事。
終於有一天，北京醫院的一位醫生覺察到一點什麼。此人是個神經外科的專家，也是我們見到的唯一能夠用一種幽默方式表達悲觀看法的醫生。聽他的會診就好像是在聽一位老朋友的神聊。
「第一考慮是膠質瘤。」他這樣說。
「第二呢？」妹妹問。
「第二？」他眯起眼睛，又傾身向前，把目光轉到膠片上重新掃視一遍：「第二？我還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知道「膠質瘤」就是惡性腫瘤的一種，所以他其實是在表達一個最悲觀的結論。妹妹顯然不能接受這個結論。她用手指着膠片上黑白相間的曲線，話裏帶着明顯的挑戰：
「看這裏！這說明什麼？」
「看這裏！這是怎麼回事？」
醫生張張嘴沒說話。他看看面前這個人，滿臉驚訝，驚訝於面前這個人如此執著，而且竟能提出一連串他沒有辦法解釋的問題。
「你是不是在考我啊？」他的臉上再一次湧現出善意的幽默，「這樣吧。日後病人的情況如果真的證明我錯了，你一定要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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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希望在我們自己手裏
給自己一個選擇的機會。在接下來的一周里，我忽然意識到，這一點是我成功獲救的最重要的環節。
我這樣說有個原因：大多數癌症病人，還有他們的親人們，從一開始就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力和選擇權。他們盲目地跟隨着醫生的指揮棒，醫生說什麼就信什麼，結果一步步地走向一條錯誤道路。
醫生們一定不會同意這個說法。他們會說，醫生的每個治療方案都是經過病人同意的，沒有誰來強迫你吃下任何一味藥。如果醫生認為你需要手術，他們就會對你詳細描述手術台上的種種危險，還要徵得你的簽名。醫生們也許相信，這就是讓病人行使自己的選擇權。可是實際情況不是這麼簡單。由於對癌症的無知，更由於對癌症的恐懼，病人通常已經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病人家屬則更加情緒化。由於對親人的愛，也由於「不惜一切代價」、「竭盡全力」之類的信念，他們急切地選擇所謂最好的治療。絕大多數人都相信，最昂貴的藥一定是最好的藥，醫生提出的治療辦法一定是最必要也最恰當的辦法。即使有人心存疑慮，面對醫生的權威和死亡的威脅，又能如何？
妹妹和專家們又有過幾次論辯，可惜沒人認真理睬她。我們依然被一個接一個的壞消息籠罩着，而所有壞消息中最壞的一個來自醫生對手術的預期：為了避免手術傷及腦幹神經，讓我當場死在手術台上，只能切除顱內腫塊大約三分之二的部分。要對付剩餘的腫瘤，就只有化療和放療了。
現在到了我生病以來的最難熬的時刻，也是最難過的關口：我們必須決定，要不要走上醫生給我們指明的路。
我呢？我該怎麼辦？要不要讓醫生鋸開我的腦袋？這真是我迄今為止的生命中最困難的決定。我們似乎別無選擇。我們沒有理由拒絕醫生提出的治療方案，周圍的朋友也一再催我們當機立斷。醫生還在督促，說是「不要耽誤最佳的治療時機」。所謂「最佳治療時機」，就是不能再等那腫瘤滋長哪怕一分一毫，因為它隨時可能壓迫腦幹神經，讓我即刻完蛋。
可是我們仍然不能完全相信醫生的預見。因為我們意外地發現，腦瘤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迅速長大！
最新的「核磁共振」檢驗報告上面寫着，我的顱內腫物「約2.2厘米×1.9厘米」，而前一次檢查的結果是「2.5厘米×2.3厘米」。
兩次檢查間隔17天，從「2.5」到「2.2」，這變化相當細微，我卻近乎偏執地相信它意義重大。我對自己說，也許我的死期沒有那樣迫在眉睫，我的病情也並非沒有轉圜之機。
「能不能證明它正在縮小？」我拖着那一疊膠片小心地問醫生。
「不能！」醫生的回答很乾脆，看着我的眼神里明顯露出這是一個外行人的問題。他們從專業的角度來看，認為這種變化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至少不具有任何醫學意義。他們解釋說，核磁共振儀器是依據斷層掃描的規則工作，每一斷層間隔為0.5毫米。每一次掃描不可能在絕對相同的斷層上。由於病灶本身是個不規則的球狀體，所以不同的斷面完全可能讓影像直徑出現幾毫米的差別。
醫生把這種現象解釋為儀器的技術誤差。這在科學上來說無懈可擊，也讓我又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諱疾忌醫。
就在這左右兩難的糾結中，我朦朦朧朧地感到其中有些東西被忽視了。
「但是，」我頑固地尋找着問題的焦點「能不能證明它在過去兩周沒有長大？」
「應該是沒有長大！」醫生這次回答得也很痛快。
我眩暈的大腦忽然更快地旋轉起來，裏面浮現出一個外行人的邏輯：如果醫生的預言不差——顱內腫瘤屬於惡性並將迅速長大，不可逆轉，三個月內威脅腦幹神經，導致死亡，那麼，17天之後的這次跟蹤檢查應當顯示它更大了呀！
可現在，它竟「沒有長大」！
既然它「沒有長大」，那麼，根據同樣的邏輯，也就有可能不是惡性腫瘤了？！
我知道這不足以成為推翻醫生診斷的根據，但我覺得看到了希望。或者說，它給了我一點幻想，就像漆黑夜空中隱約閃爍的一顆星辰。
然而還有更重要的。
我自己的身體正在發生微弱但卻清晰的信號。與兩周前相比，目前我的種種不適——頭疼、眩暈、視覺模糊、眼球震顫、重影、畏光、失去平衡，總之，所有與顱內病變相關的症狀，並沒有更嚴重。這與最新一次檢查結果互相吻合。
醫生們可以解釋醫療器械的「技術誤差」。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人的生理狀態千差萬別，疾病也是五花八門。千差萬別的癌細胞發生在千差萬別的人身上，結果必定是千差萬別的。沒有任何一個醫生，更沒有任何一台機器，能夠精確地分辨出每一種情況。真正能夠最準確最精微地感受到病人身體變化的，不是機器，不是醫生，而是病人自己。
可惜的是，當醫生們看到的膠片影像和病人敘述不能吻合時，他們寧願相信機器也不相信人。所以，當疾病猝然加之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康復之門的鑰匙在我們自己手裏。很多癌症病人醫治無效，不是治療方法不好，而是從一開始就選錯了治療方向。
多日來和醫生打交道的經歷，已經讓我產生一種直覺，也可以說是一種信念：我必須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裏。我希望能夠證明這一點是對的。我並不排斥西醫的手術、化療，或者放療，我也不能否定或者迴避醫生的結論——惡性腦瘤並且迅速長大，不可能自我修復或者逆轉，但是，我已經聽見自己的身體發出不同的聲音。過去兩周，無論是儀器檢查結果還是我自己的感覺，都沒有證據表明腦袋裏的腫瘤在繼續惡化。既然如此，我為什麼要匆匆忙忙切開腦袋呢？
那一天，我和家人共同做出決定：暫時擱置醫生的立即實施顱內腫瘤切除手術的建議，繼續觀察至少三周，等待下一次核磁共振掃描的結果，當然也包括細緻入微地體會自己身體的變化。
第6節西醫好還是中醫好
治療腫瘤究竟是中醫好還是西醫好，幾個星期以來一直是我們的兩難選擇。幾乎所有中醫都會尖銳批評西醫治療腫瘤的種種方法，而大多數西醫則乾脆否認中醫治療腫瘤的作用。
「劉太醫」在朋友的引領下如約前來。我對這次治療充滿期待，摘下墨鏡，努力睜開眼睛，把自己最真實的樣子展現在「太醫」面前，也希望能夠一睹真人容顏。
我知道中醫診斷下藥講究的是「望、聞、問、切」，想像中他也會如此這般，但是「太醫」看來自有一套。他不像其他中醫那樣張大鼻孔嗅出病人味道，對病人自述的症狀似乎也不關心，他甚至既不為我把脈，也不讓我張開嘴巴露出舌苔。這讓我不免生出幾分疑惑。
曉東遞上那一大堆膠片，請他查看，卻又被他擋了回來。就這樣你來我往好幾個回合，「太醫」終於從那沓膠片中揀出一張，對着燈光草草掃了一眼，又放到一邊。
「這就算看完了？」我正想着，就聽見他說：「哦，還不止一個。」
什麼意思？莫非我的腦子裏面不止一個瘤子？
我急切地等着下文，不料他把話頭一轉，顧左右而言他。看樣子「太醫」對膠片不感興趣，又好像在躲閃什麼。我不由在心裏冒出一個念頭：他真的會看片子嗎？
這念頭讓我有點不自在。我這人一向「多疑」，對任何人任何事都先打個問號。我擔心自己「懷疑一切」的毛病又在作祟，不禁隱隱有一種內疚。
曉東仍然鍥而不捨地尋找自己的希望：有沒有可能不是腫瘤呢？有沒有可能是結核？有沒有可能是腦血栓？有沒有可能是一種奇怪的腦炎？就算是腫瘤，有沒有可能是良性的呢？
「太醫」對這一切問題都不給予正面回答。
「在我們中醫看來，這些都是一樣的。」他說，「腫瘤和結核是一樣的東西。良性腫瘤和惡性腫瘤也是一樣的東西。」
「怎麼會一樣呢？」我們全都大惑不解。
「對！一樣。」「太醫」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體內經脈不通，毒素淤積。西醫叫腫瘤，我們叫淤積。腫瘤和結核都是淤積，所以我們對付腫瘤和對付結核的辦法也是一樣的。」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劉太醫」的辦法就是「任爾東西南北風，我以不變應萬變」。無論你是什麼病，只要到他這裏來，都是一個辦法。
曉東開始介紹西醫專家們提到的那些辦法：穿刺？伽馬刀？化療？放療？開顱手術？還把專家的預測告訴他：如果不手術，恐怕挺不過三個月了。
「不要手術！千萬不要手術！」「太醫」幾乎跳將起來，操着一口浸透天津味兒的普通話斷然喝道：「你要是不想活了，就去手術。」
「劉太醫」是西醫的激烈反對者。他排斥手術，排斥所有的西醫治療方法，排斥所有流行的「特效藥」和「營養保健藥」。在敘述這些看法時，他不假思索地使用一些最極端的貶義詞，情緒激烈，器宇軒昂，聲若洪鐘，震得房頂嗡嗡響。按照他的說法，「PET的檢查是有錢沒處花」、「化療是把殺人刀」、「穿刺會促使癌細胞轉移」……儘管我已經在他的書中領教了所有這些教導，現在當面聆聽，仍然被他那些激烈的言辭震驚。
然而還有讓我更加驚訝的事呢。他甚至也排斥除他本人之外的所有中醫。他認定，靈芝孢子沒有用處、花旗參反而會讓腫瘤細胞更快生長、冬蟲夏草沒害處也沒什麼好處……
西醫不行，中醫也不行。那麼我們到底應該怎麼辦呢？
「喝我的牛筋湯和開胃湯。」他說：「先喝三個月。」
「劉太醫」循循善誘，不厭其煩，花了半個多小時為我們掃盲，他的這一大篇啟蒙課讓我明白了，這世界只有他的辦法才是救命良方！
到末了，他為我們勾畫出一幅光明前景：「喝它三個月，瘤子應當不會進一步長大，還能縮小一些。」
「縮小多少？」曉東追問。
「縮小10%左右」
「然後呢？」
「然後……」他笑了，帶着幾分神秘，「然後，我視情況開給你『控岩散』。」
他終於說到了「控岩散」，曉東的精神為之一振。她讀過「劉太醫」的書，知道這是劉家獨門秘籍，專門用來殺死癌細胞的，所以趕忙請教「控岩散」的療效。
「前半年能讓瘤子縮小30%。這以後就會慢一些。」他回答。
「整個療程要多長時間？」
「四年！」
「四年？！」
儘管這時間長得讓人難以忍耐，但還是在我們面前亮起一縷希望之光。我在心裏有點激動，覺得生命重新回到體內。
我們只剩下最後一個問題要問「太醫」：
「為什麼不是現在就用『控岩散』呢？」
「現在？」『劉太醫』看看我，臉上再次綻開一片笑容，「急嘛？現在病人體質太弱。這『控岩散』里含有鯊魚膽，有毒的。猛然上了藥，病人一下子受不了，還會把瘤子箍得更結實更堅硬，以後就更不容易縮小啦。」
他又把熬湯的方法說了幾遍，直到確定我們不會犯下愚蠢的錯誤，然後與我們告別，不收分文出診費。這一行人一陣風似的消失在早春的暮色中，留下一片既欣慰又疑惑的氣息包圍着我們：欣慰的是看到了希望；疑惑的是，若能熬過三月，我還用得着他那神奇的「祖傳秘藥」嗎？
曉東看着我，眼睛裏同樣有一種焦慮和猶疑。我知道她和我在想同一件事。
「三個月」！這個時間表裏潛伏一個相當矛盾的邏輯：按照西醫專家的預測，如果我不能立即實施手術切除腫瘤，這就是我的死期！如果我不經手術治療還能活着，那它就不是惡性腫瘤！
這樣看來，三個月後，我無論是死是活，都用不着「太醫」的靈丹妙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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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選擇治療方向比選擇治療方法更重要
如果沒有見識過醫生之間的見仁見智和爭執不下，你永遠不會理解，所謂「癌症診斷」是多麼不牢靠。儘管如此，我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意識到，不聽醫生勸告，會讓你承擔起更大的精神負擔。
當初我們共同做出「暫緩手術，密切觀察」的決定，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全家人每天都在擔憂「耽誤了治療最佳時機」——這正是來自醫生的最嚇人的警告。
這天晚上我們忽然得到消息，上海華山醫院的周良輔大夫來到北京。曉東立即把電話打將過去。他知道我們已按他的建議完成「波譜檢查」後，立即同意次日為我再做一次會診。
「好消息……」妹妹和曉東爭先恐後敘述事情經過：周良輔大夫推翻了自己早先認為是「腦轉移瘤」的診斷。他在仔細分析了「波譜」掃描膠片之後，居然有了一個新結論：顱內病灶不像是腫瘤。它有可能是一種罕見的炎症！
「當然，一切仍是判斷。」他對她們說。也許是想儘量減少自己結論的含混不清，他耐心地解釋「波譜」（MRS）在「鑑別惡性腫瘤」方面的獨特功能。在確認她們已經完全理解了他的話之後，他繼續說，「這個檢查有80%的可靠性」。
「可是我們在北京看的醫生，不是看不懂，就是看不起。」曉東說。
「那就到上海來檢查。」周笑着解釋，這是個新的技術，的確還沒有廣泛使用。最後，他非常肯定地說：「現在不必做任何治療。再觀察一個月。重新做核磁共振。」
妹妹繼續為我解釋周良輔的話。我意識到這是西醫專家第一次傳達給我們一個樂觀信息，也是我們自己的選擇——暫緩手術，繼續觀察——第一次獲得醫生的首肯。
我們全都大鬆一口氣。儘管如此，我還是告訴自己，千萬不可過分樂觀，尤其不能認為自己已經轉危為安。我們只能慶幸迄今為止沒犯錯誤，同時也更加相信，疾病猝然降臨之時，不恐懼、不驚慌、不盲目跟從醫生的指揮棒到處亂撞，比任何靈丹妙藥都重要。
才過了20個小時，周良輔大夫的樂觀判斷就遭到挑戰。
「波譜檢查在惡性腫瘤確診方面的意義沒有那麼大。」黃峰平大夫針對周良輔的診斷表達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黃大夫是上海華山醫院副院長，他是周的上級。就像周良輔大夫一樣，這也是我們第二次請他會診。他不同意周大夫的分析，尤其不能同意腦袋裏的病灶是「炎症」的說法。那個促使周良輔大夫改變看法的波譜檢查結果，在他看來，不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新證據，也不能改變他在幾周前上海會診時的結論——「惡性腫瘤」。
不過，考慮到幾周來我的病情進展緩慢，他又補充說：「惡性程度較低，在2～3度之間。」
在這一點上，他和大多數專家不謀而合。與眾不同的是，他格外看重我的左肺上葉的病灶。我知道，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醫生都把注意力集中於我的腦部病灶，只有他對我的左肺表現出強烈擔憂。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一個相當有預見性的擔憂。可在當時，我對肺部病變沒有任何感覺，而顱內病灶帶來的全身不適卻時刻困擾着我。我們內心的緊張和焦慮全都指向腦袋。
黃峰平大夫用一句話結束了那次午間會診：「最終確診還是要靠活檢。」
事實上，醫學界目前也只有這一點能夠統一。我們終於明白，迄今為止我們所作的所有血液化驗和影像檢測——X光透視、CT掃描、核磁共振掃描、波譜掃描、PAT掃描，都只是個參照。如果不讓醫生弄破我的腦殼，把腦仁取出一塊，就永遠也不會知道裏面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於是我們開始詳細討論醫生的一項建議——實施腦穿刺手術，取出活體檢驗。不過，很快就放棄了。一想到要在自己丈夫的腦袋上鑽個洞，還要把一個鈎子插進腦漿里去，曉東就不能忍受：破壞了正常的腦組織怎麼辦？弄斷了腦神經怎麼辦？會不會帶來永久性的後遺症？會不會刺激癌細胞的生長？又會不會把癌細胞牽扯到別處，留下轉移的禍根？就算你知道了腦子裏的東西是個什麼，又能怎麼辦？最糟糕的是，即使你讓醫生把腦殼打開，他們還是有可能爭論不休。
我們曾這樣問醫生：「做活檢就肯定能100%確診麼？」
「不能肯定。」醫生很肯定地說，「即使是活檢，也不是沒有誤診的可能。」
我們繼續奔波，恨不得遍訪天下所有名醫。一番周折之後，我們見到了北京宣武醫院神經介入中心的主任凌鋒。也許是為了避免先入為主的成見，她在我的那些膠片上花的時間特別長。在一陣漫長的沉默之後，她終於把眼睛從膠片上抬起來。她說，在「波譜掃描」的所有膠片中，只有兩張可以和早先的膠片加以對比。但是切片的位置和角度還是有細小差異。所以，不能據此判斷病灶部分縮小了，「但至少可以說沒有長大」。
好了。我們得到了第一個結論。清晰，而且有說服力。
然後她開始討論第二個問題，也是我們更加急切地想知道的：這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不像是佔位性病變。」她單刀直入，一點也不含糊。
她試圖用普通人能夠理解的語言來代替「佔位性病變」這個醫學術語。「如果是腫瘤，不管是原發的，還是轉移的，它都會把別人的位置佔據了。把正常的腦組織擠壓到一邊去。但是……」她停下來，用手指點膠片，「這裏，這裏，還有這裏。小腦的紋路正常。擠壓不明顯。這是不像『佔位性病變』的理由。」
然後，她把注意力轉向病人，開始仔細詢問頭部和全身的症狀，當她知道這些症狀在過去幾周沒有更加嚴重，其中有一些甚至還明顯減輕了，就顯示出一種特別的關注。這些情況我們曾對見到的每一個醫生敘述，但是他們不是不相信，就是完全忽略不計。只有她，把這些作為診斷的重要參照。
「如果是『佔位性病變』，不會沒有治療就越來越好轉。」她總結道，「從片子和本人症狀來看，不支持『佔位性病變』。」
她說完了！就這麼簡單？
這一番話清晰和精確，而且證據確鑿。然而好消息來得過於突兀，叫人有些難以置信。我們遭遇了太多的失望，不能不小心謹慎。這是一個可以讓我死而復生的轉折點嗎？可是所有那些悲觀主義者們的結論，不也是斬釘截鐵的嗎？膠片上面赫然存在的那個乒乓球般的病灶，又怎麼解釋呢？
凌鋒大夫又開口了。她的眼睛也在盯着那個「乒乓球」，就像是看穿了病人的疑慮。不過，更可能是職業天性驅使她在為對立觀點尋找理由。她說，從形態上看，病灶部位比較圓，特別規則。經過增強掃描之後，邊緣有增強反應。這些都可以成為判定「腫瘤」的理由，也是她不能排除「腫瘤」的理由。
她一再提到「理由」，這令我信服。像所有病人一樣，我很在乎診斷結論。但是，在聽了那麼多完全對立而又不容分說的結論之後，我現在更感興趣的是導致結論的理由。凌鋒大夫的「一家之言」的確有一些很難質疑的理由。而且，如我所期待的那樣，她還能為不同的觀點尋找依據，這反而讓我對她的為人更加信任。
最後，她建議我們把觀察時間延長至三個月。
「觀察。觀察很重要。」她說。
這時候，她的樣子看上去更像個善解人意的醫療顧問。她考慮到我們的所有顧慮，也考慮到病情發展的各種可能性。她說，病人的症狀有好轉，至少沒有證據證明是在惡化，所以，觀察不會帶來新的風險。老風險當然還存在。惡性腫瘤的特點是長得特別快。如果是這樣，提前三個月手術也沒有意義。做了手術都有後遺症，還來不及恢復又轉移了。「所以，觀察幾周。如果症狀加重，可以隨時做手術。如果症狀不加重，或者好轉，就等三個月再做一輪檢查。」
儘管我們仍然不能肯定腦袋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我們還是從這次會診中得到了一些相當確定的信息：
1，樂觀的診斷結論是有根據的，就像所有最絕望的診斷也有根據一樣。
2，所有醫生都同意一件事：如果那是惡性腫瘤，將迅速惡化，尤其不可能在不經治療的情況下好轉。
3，沒有證據顯示我的病情在過去六周里迅速惡化。
我們繼續觀察。因為支持我們的醫生又增加了一位，所以日子過得更有信心。就這樣又挺了兩周，國外幾位專家第二次會診的結果傳到北京。他們把最新的「波譜掃描」同首次核磁共振膠片加以對照，結論如下：
1,腦病灶是原發腫瘤或者炎症，可能性各為50%。
2,在臨床中，酷似腫瘤而實際上是炎症的病例，低於2%。
然而比影像診斷更重要的是他們傳遞過來的專業經驗。他們說，
看片子是重要參考，但更重要的看病人的症狀。炎症往往是突然發作，又漸漸好轉。而腫瘤的症狀是身體漸進式的出現不適，並且越來越厲害，不會自行好轉。
我忽然明白，在這條漫長曲折的診斷之路上，所有醫生在起點並無明顯差別——都認定我的機會低於2%。差別發生在幾周之後，大部分中國醫生不在乎我的症狀演變，只把膠片奉為金科玉律；而少數中國醫生和所有外國醫生會認真傾聽病人的陳述。他們肯把「良性」的概率從「低於2%」提高到「50%」，不僅僅是依據影像，而且還充分考慮了病人的症狀。
奇怪的是，我本人從沒有出國就診，也沒見過那些外國醫生！我整天都在中國醫生的眼皮子底下，喋喋不休地講述我的病情！可是為什麼在那麼多的中國醫生那裏都不能得到回應？我苦思數日，終於有了答案。原來醫生也可以分為兩種：一種醫生只相信自己，另外一種醫生也相信病人；一種醫生只把病人當病例，另外一種醫生把病人當人。
最後，也是最要緊的，我還更全面地理解了「觀察」的含義。根據凌鋒大夫的說法，它不僅要有病人自己的感覺，還要依靠醫生的臨床檢查。用不了多久，我便意識到這個建議的價值：這不是簡單的治療方法，而是在為我們選擇治療方向。
這是我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因為，對於一個癌症患者來說，選擇治療方向要比選擇治療方法更加重要。
第8節傾聽自己的身體
我們每天的生活中多了一項內容：我把自己的感覺詳細描述出來，曉東在日記中一一記錄。我們一絲不苟地執行着凌鋒大夫所說的「觀察」，也就是國外專家提醒我們的「更重要的是看病人的症狀」，態度虔誠，甚至有些愚笨。如今翻看這些日記，對照前因後果，我才發現，它對我們沒有誤入所謂「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治」的歧途，竟是必不可少的環節。所以，如果有哪一天醫生突然宣佈你得了癌症，我會強烈地建議你也像我一樣，不僅傾聽醫生的話，也仔細地傾聽自己的身體在說什麼。
每天清晨醒來，我靜靜地躺在床上，緩緩移動四肢，深深吸氣，感覺到氣流經過喉嚨進入胸腔、大腦和腹部，流向全身，再慢慢地把體內的空氣吐淨。如此反覆數次，隨着空氣的流動，仔細體會頭顱的疼痛沉悶是輕了還是更重了、身上有沒有出現新的不適。然後仰面向着天花板，睜開雙眼，辨別屋頂燈的圓形輪廓，又以兩邊牆壁懸掛的鏡框作為參照，依次側目斜視左右，這樣可以清晰地辨別影像重疊和視覺眩暈有沒有變化。我發現，當我將今天和昨天比較時，似乎感覺不到任何變化，但我若將這一周和上一周比較，竟有症狀減輕的跡象，至少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日益惡化。我能看到眼前物體的旋轉移動變得緩慢，雙影逐漸合一，儘管仍然頭痛腦漲，但已經變得可以忍受。我不再眩暈，也不再嘔吐。我漸漸地感覺到睡夢和清醒之間的界限。
我為此高興，似乎看到了希望。不過，每當我對醫生述說這種種跡象時，他們看着我的眼睛就會條件反射般地投射出一種懷疑和不屑。他們不關心我的敘述，也不相信。看我遲遲不肯接受手術，還沒完沒了地要求他們做出這樣那樣的解釋，他們就理所當然地把我當成一個諱疾忌醫而又自作聰明的人。
「你也是個有文化的人啊。」天壇醫院神經外科一位醫生說這話的時候，看着我的眼神怪怪的。他們的目光這麼包圍着我，帶着嘲諷和輕蔑。
可是我的身體深處仍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微弱但卻清晰可鑑，沒有任何懷疑的目光可以淹沒。我不是醫生，對於癌症的來龍去脈，完全不懂。不過，說到身體裏面細緻入微的演變，我相信，無論是醫生還是他們手中的現代儀器，都不會比我更有發言權了，因為他們不會比我更了解我自己的身體，他們也不會像我的妻子那樣，為我記下一點一滴的情節，悉心對照：
－－今天早上第一眼看上去又有重影。頭的輕鬆感沒有那麼明顯，但還不錯。上午感覺沒有昨天好，但比前天好。下午和原來差不多，腳底的感覺比原來穩了。轉身時原來有旋轉眩暈感覺，今天有好轉。
－－今天的感覺比較好。沒有任何比前一天明顯不好的感覺。
－－今天的感覺沒有那麼好。他說甚至不如昨天。早上醒來看天花板燈，第一眼又出現重影，但很快又是一個影。左右斜視，前幾天往右邊斜視覺得接近正常了，今天又不太好。往左邊斜視一直不好。
－－今晨醒來視覺和昨天差不多。但頭部感覺比較輕鬆。頭重的感覺有緩解。
－－今早起來全身感覺比昨天好。腦子比較輕鬆。上午感覺也比較好。視覺沒變化。仍畏光。開始戴墨鏡，覺得舒服些。食慾很好，早中晚飯前飢餓感強烈。
－－今天我看到他走路的背影。突然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他走路的姿態已經接近於他的正常姿態了。除了速度慢一點。人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現在他回復的速度非常慢，但仍在一點點地好轉，雖然離正常還差得很遠。
－－近來他的耳朵越來越敏感，害怕人大聲說笑。害怕公共場所的嘈雜。我擔心，這是不是腦瘤有新發展侵害了他的聽力？
－－他今天說，眼睛斜視時的感覺有好轉。這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一個人下樓散步。感覺有些累。他說，像走了很長的路，但回來坐下後很快恢復了體力。
能夠成功地獨自行走，在我們看來是一個標誌性的進步。它似乎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我的症狀正在好轉。
「走了40分鐘，」我對曉東說，「一個人！」
我自豪地宣佈：「從今天起我不再需要別人攙扶了。」
我們坐在桌前，喝蘋果汁，談論着除了反覆咀嚼醫生宣佈的壞消息之外我們還能做點什麼，也說起我這第一次「放單飛」的感覺。「有些累，」我不得不承認，「就像走了很長很長的路。」
「你看，我每個星期都在進步。」我說：「開始兩周只能臥床不起；接着的兩周，可以靠着衣櫃站起來；然後呢，可以扶着牆壁挪動腳步；然後又可以被人攙扶着走到院子裏去，現在，我居然能夠獨自行走了。也許……也許有一天我真的可以重返滑雪場呢。」
這些都是事實。醫生也許會不以為然。他們會說，這不過是感覺，不科學，也不嚴謹。但是無論如何，它們給了我巨大的鼓舞，也感染了曉東。她在當天的日記中再次流露出快樂的情緒。她說，這是我們「今天最大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