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期，毛澤東的身體狀態已是日暮西山，不得不考慮接班人人選。作家辛子陵在《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中披露，毛澤東曾在1972年昏迷之際假意傳位與周恩來，此時的毛澤東為未來家天下的佈局迷住了心竅，視周恩來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礙，大功不賞反而加害。甚至在周恩來病重之際，走向黃泉的途中，毛澤東又捅來一刀。以下為書中第三十七章全文摘錄。
1972年2月12日凌晨，由於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況下嚴重缺氧，毛澤東休克了。護士長吳旭君立即請來心臟病專家胡旭東搶救。毛澤東側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經過20分鐘緊張的搶救，毛澤東又甦醒過來。這次重病之後，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領導一個一流專家組成的醫療組，日以繼夜。關注毛澤東的病情。
當毛澤東轉危為安的時候，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權的戲，為周恩來設置陷阱。
據在場的保健醫生李志綏記述，當時的場景如下：
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
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
我看江青雙眼圓睜，兩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來則小腿收回，兩手撐在膝蓋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傾，好像凝固起來。毛的這些話，明明是將國家的黨、政、軍大權交給了周恩來，而且是當着江青的面講出來的。我那時餘悸未定，全身大汗，沒有體會毛那時話中的意思。今日走筆，我想這是毛澤東第一次面對自己的死亡。
毛又說：「就這樣定了，你們去辦吧。」
以周恩來政治上的爐火純青，自然不會像林彪那樣輕信毛澤東交權的許諾，若真交權應召開中央委員會，起碼是政治局會議，當眾宣佈，並由中央作出相應的決議才能算數。病榻之前，當着江青的面做戲，老謀深算的毛是什麼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
「我建議在毛主席生病期間，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將像輔佐主席一樣，輔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這樣說，是得滿分的答卷。毛還得再謙讓一下：「就讓江青同志當個上傳下達的聯絡員吧。」然後，把周的建議作為中央文件印發全黨。是周恩來推薦江青接班，不是毛澤東要搞家天下。周這樣做，可換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權，很快就會被打倒。以周的明達，豈能跳這個陷阱?他選擇了第三個答案：拖。過了幾天，毛的身體穩定下來，周恩來鄭重其事地對張耀祠說：「請你向主席報告，我們還是在主席領導下工作。」把毛拋過來的探球又扔給了毛。
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後，外國媒體大捧周恩來、在中美首腦會談期間，對周恩來的一顰一笑，舉手投足，都有生動的描繪，好評如潮，稱之為「周恩來外交」。這把毛澤東氣了個倒仰。毛澤東因眼疾每天聽人讀新華社編的《參考資料》，對周恩來自處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遜總統，在國內國際上的威望已超過自己大為不安，加上上次交權一幕周沒有交出滿意的答卷，決心要整治周恩來，把周的風頭壓下去。
自「9·13」事件以來，周恩來協同毛澤東挽救了中共政權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接着又打開了中美關係的新局面，為共和國未來的發展撥正了航向，建立了曠世之功。毛澤東為未來家天下的佈局迷住了心竅，視周恩來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礙，大功不賞反而加害。
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確診為「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醫療小組與上海、天津的專家共同認為，患者病變尚在早期，如及早進行治療。有80-90%的治癒率，如錯過時機，發展成為晚期膀胱癌，後果將是非常嚴重的。醫療小組給中央寫了報告，制定了早期治療方案，上報給中央辦公廳。等了幾天，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向醫療小組的專家們傳達了中央的(實際是毛澤東的)四條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
第二、不要檢查;
第三、不要開刀;
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第378頁)
醫療專家們知道錯過早期治療的時機。等於讓總理等死，以為他們的報告沒寫明白，要直接上書毛主席陳情。汪東興出面攔回，說中央這樣決定「是保護總理的」，「你們要聽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慮全面問題，可過一段時間再看。」這樣，周恩來的病便拖下來了。一拖九個月。1973年2月一天早晨，周恩來小解時大量尿血，把整個抽水馬桶的水都染紅了。當醫療小組向汪東興反映總理的病不容再拖時。這位大內總管堅決貫徹毛的意圖，說什麼「七老八十，做什麼檢查，不要慌嘛。」是葉劍英直接面陳毛澤東，毛才不得不批准治療。但通過汪東興繼續搞小動作。告訴醫療組，只准做膀胱鏡檢查，不准電灼。這是很內行的破壞治療的意見。吳階平為首的專家組冒着抗命的風險，在檢查中悄悄給周恩來做了電灼術，燒掉了他膀胱內的癌症原發病灶。但已過了早期治療的時機，一切都無可挽回了。1974年5月上旬，周恩來體內的癌病灶擴散轉移。5月9日，醫療組組長、泌尿科專家吳階平向中央陳情，力主馬上住院手術。張春橋代表毛澤東表態：「目前手術不能考慮，這一條給你們堵死。」理由是周恩來「是黨、政、軍、內政的總管，他的工作別人無法代替。」手術問題一拖再拖。直至6月1日，周恩來才住進305醫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術。儘管專家們盡心盡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術後刀口癒合良好，但兩個月後，周恩來又大量尿血，這是癌症進一步轉移的信號，8月10日又做了第二次手術。毛澤東聽了匯報，知道周恩來來日無多了。
毛澤東所考慮的所謂「全面問題」，說穿了就是讓周恩來「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後黨臨朝，如果毛先走了，以周恩來在國內外的巨大影響力和號召力，江青後黨不是對手。為了實現家天下的迷夢，毛澤東晚年心理時非常陰暗的，品德是非常卑鄙的。他決不允許周恩來平靜地療養，接連對周進行了三次打擊，第一次是1973底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周的「投降主義路線」;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滸》，又回到了所謂「投降派」問題上來，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盡頭。毛讓周「先走一步」的陰謀計劃一步一步地實現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擊無損周恩來的偉大人格和光輝形象，反倒把自己搞得灰頭土臉。1974年6月1日至1975年10月下旬。這是周恩來事實上擔任總理職務的最後一年零五個月。在這個關鍵時刻期，周恩來最後奮起，與毛澤東和「四人幫」周旋到底，不使政府落入「四人幫」手中，扞衛民主共和國，阻止毛澤東搞變相的封建世襲，實現家天下的陰謀。1975年「4·5」事件實際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周恩來，不要毛澤東!毛澤東拿石頭打了一輩子人，最後結結實實地砸了自己的腳。「4·5」事件預示了毛澤東死後中國的政治走向。
第一次打擊：
1973年2月15日至1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問中國大陸。與中方談判各在對方首都建立聯絡處的問題、周恩來接見了他。美方強調要中國保證不以武力收復台灣。周恩來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解決台灣問題有和平和非和平兩種可能性。當然我們願意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但不能對美國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證。這本是無懈可擊的外交辭令，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至今仍是我們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毛澤東根據王海容的匯報，說：「講台灣問題有兩種可能性是錯誤的，要打。在陝北時連那個土匪子，不打他就不投降。」政策基點放在「打」字上當然是對的，周恩來拒絕對美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證就包含着這樣的意思，毛澤東對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年6月，外交部內部刊物《新情況》第153期發一篇評論文章，就美蘇達成防止核戰爭協議一事，認為「美蘇主宰世界的氣氛更濃」，毛澤東閱後認為這等於說他與尼克遜和解後沒有達到「聯美反蘇」的目的，說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月4日，他召見王洪文和張春橋，點名批評外交部，借題發揮，矛頭直指周恩來：
都說此文(註：指《新情況》第153期)不錯。我一看呢，也許我是錯的。
你們貴部(註：指外交部)是正確的吧!不過與中央歷來的、至少幾年來的的意見不相聯繫。
你們年紀還不大，最好學點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爺們的當，受他們的騙，以至於上喬老爺(註：喬冠華)、姬老爺(註：姬鵬飛)的賊船。
凡是這類狗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總理講話也在內，因為不勝其看。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
王海容、唐聞生兩位通天的小姐在11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解釋賊船的含義，說主席當時用喬老爺、姬老爺的說法，指的就是周恩來。因為外交部是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單位。
7月4日當晚，張春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7·4談話」的內容。周恩來趕緊寫檢討，姬鵬飛也以外交部黨組的名義向中央送了檢討報告。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張春橋把批周的經典性語言「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正，勢必出修正」寫進了十大的政治報告，但他絕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討論中央領導班子時，毛澤東引用漢高祖劉邦的話：「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圖。與會者聯繫現實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為了不留下話柄，毛又接着說：「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為什麼不找一個姓『工』的?」把王洪文這個小混混抬出來，徹底堵死周恩來繼任主席的可能。
毛澤東把王洪文作為接班人來培養，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後，由這個造反派領袖代表中央文革中興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寶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來名列第一副主席，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懼怕毛，愛戴周，希望在毛謝世後由周出來領導。十大選舉副主席時。許世友提出只設一個副主席，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選人名單上的周恩來、九大後毛澤東考慮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問題;十大以後，如何整治周恩來又成了毛澤東晝夜縈懷的心事。
1973年11月中旬，基辛格(當時已當了國務卿)第六次訪問中國大陸。11日周恩來與基辛格舉行了第一輪會談。周言語謹慎，沒說什麼有分量的話。12日毛澤東接見基辛格，給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這一次，他不想讓周恩來為他轉彎抹角的話補充實質性內容;他要代替周恩來擔任明確闡明政策的角色。他並不滿足於指明總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線圖也畫出來。
(基辛格：《動亂年代》第一冊，世界知識出版社)
周恩來低首下心，像個秘書一樣重複毛澤東的話，讓毛充分表現他才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月13日周恩來舉行晚宴為基辛格送行，晚宴結束後，基辛格臨時動議再與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討論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只是交換意見，沒有達成什麼協議，決定什麼問題，周恩來說的都是活話，「我們還要考慮」，「要報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這都有會議記錄可查的。最後的結果是：雙方今後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本是一個外交部副部長職權範圍之內的事情，一心想抓辮子整人的毛澤東，把這上綱為「右傾投降主義」，說是不向他請示擅自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本來是毛澤東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在前，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在後，如今核危機過去了，他又出來逞英豪，說周恩來就軍事合作問題與每個人交換意見是「右傾投降主義」。根據毛的提議，政治家連日開會對周恩來展開批判鬥爭。
11月17日，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和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大唱高調：
有人要借我們一把傘，我們就是不要這把傘，這是一把核保護傘。
當着你們的面講，政治局開會，你們(註：指王海容、唐聞生等人)可以來，在後面擺一排椅子。誰要搞修正主義那就要批呢!你們要有勇氣，無非是取消你們的職務。
在18日的會議上，江青調子最高。她一方面說周恩來「左了」，是「霍查」，沒有執行好聯美整蘇的方針。「主張兩個拳頭打人」;一方面，又說周恩來是「右傾投降主義」，「喪權辱國，給美國人下跪」，「矇騙主席」。
周恩來忍無可忍，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頭上。」
毛澤東正在樹立江青的權威，對此豈能容忍!下令批周的會議擴大規模，由原來的政治局會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並親自擬定了列席人員名單，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鵬飛、喬冠華、黃鎮、仲曦東、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羅旭以及中聯部部長耿飆外，還點名讓鄧小平列席。會議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洪文、唐聞生作他的聯絡員，對會議進行遙控。
從11月25日到12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對周恩來進行了無情打擊和殘酷鬥爭。這時周恩來的膀胱癌已經轉移，出現血尿。帶着重病來接受批判。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無情無義的政治動物。大躍進他搞砸了，周恩來任勞任怨地給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他搞亂了全國，周恩來幾乎是獨木支撐使國家沒有跨;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來幫他穩住了局面，維繫了黨心軍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過了最困難的日子;他要爭當國際共運的領袖，與蘇聯徹底鬧翻，差點兒招來一場核戰爭，美國向中國示好，他接受了美國的核保護傘，邀請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周恩來在他的「聯美整蘇」的方針下，出色的完成了中國的戰略轉變，打開了與美國的關係。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說周恩來接受美國的核保護傘，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頂天立地的大英雄。
會議的開法就不尋常。首先讓唐聞生做了8個鐘頭的報告。細說毛澤東一年多以來對外交部和周恩來的批評，說外交部是周恩來的獨立王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沒有執行偉大領袖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針。她傳達毛的話說：「周恩來對蘇聯怕得不得了，如果他們打進來了，他要當蘇聯人的兒皇帝。」(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第466頁)簡直是要把周恩來置於死地。
「山雨欲來風滿樓」、「無可奈何花落去」，借用這兩首唐詩談玄可以，作為外交方針，具體怎麼操作，怎麼執行?這兩句詩作為外交方針提出來就是荒謬的，怎麼做都可以說你不對，只有具有最終解釋權的毛澤東永遠是對的。
江青提議並請毛澤東批准，成立了一個批周的所謂「幫助小組」，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開過幾次會議，汪、華退出，剩下王張江姚四人，自此形成「四人幫」。
江青說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又抖出1972年毛澤東病中交權之事，歪曲成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與會者一片譁然，周恩來有口難辯。跟着起鬨的有王海容、唐聞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喬冠華。喬是周一手提拔培養起來的外交人才，從此上了江青的賊船，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齒。
毛澤東每天聽聯絡員的匯報，知道與會者都不敢跟周恩來打招呼了，在高層搞臭周恩來的目的已經達到，對周的身體和精神的壓力已達極限。他也不想在製造了一個「賣國賊」林彪之後，再製造一個「兒皇帝」周恩來，真這樣干，自己也會翻車。於是，叫聯絡員傳話：「要開成一個團結的會。」他還制止了大字報上街的做法。他對會議的總結是：
這次會議開得很好。就是有人講錯了兩句話，一個是講第十一次路線鬥爭，不應該那麼講，實際也不是;一個是講總理「迫不及待」。總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
(《周恩來年譜》下卷第635頁)
這幾句批評江青的話，要正話反聽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來不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是要全黨共誅之的。是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的表現是提名自己和姚文元為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沒有批准。這就是說，江青有資格當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對。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用這種「推背圖」式的語言向黨的高層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沒有說透的話讓鄧小平來說，鄧在會議最後對周恩來提出忠告：
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十分警惕這一點。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第472頁)
這是十天批周會議的點睛之筆，批周的原因和要達到的目的都在這幾句話裏邊。
周恩來理解毛的用心，要求見毛澤東當面檢討，卻被毛一口回絕，堅持要周在會上檢討。江青為首的「幫助小組」，責令周恩來必須自己動手寫這份檢討，不許用秘書幫忙。這時的形勢比大躍進前那次挨整還要嚴峻，那時還允許范若愚幫忙。周曾向王海容、唐聞生提出，自己年歲大了，眼花，寫字手發抖，記不下會上別人批他的發言，想請她們幫助一下。結果遭到訓斥，說周企圖通過聯絡員摸主席的底、連王、唐兩位小姐在總理面前都敢如此飛揚跋扈，可見周恩來政治上的處境是多麼困難。12月4日周恩來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上綱很高的檢討，檢討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應交別人主持、這才過了關。毛澤東下令。要在外交部和軍委傳達批周會議的情況，使大家明白要「跟線不跟人」。所謂「跟線」就是緊跟毛主席定革命路線，「不跟人」就是不能聽周恩來的。
12月9日，毛澤東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談笑風生地對周恩來說：「總理呀，你挨整啦，聽說她們整得你不亦樂乎。」又拉着王海容、唐聞生說：「她們整我，整總理，在我頭上拉屎拉尿，將來就是要說她們整總理。」會見以後，兩位小姐發牢騷：「他做臉，我們做屁股。他要我們批總理，批完了，他給總理台階下。」
第二次打擊：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他說：「郭老(註：郭沫若)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一樣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毛澤東公開反對孔夫子的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贊成秦始皇的君本主義，即君主本位主義。
9月23日，毛澤東會見埃及副總統沙菲時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根據毛澤東的戰略部署。1974年1月18日發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年第一號《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亂待理的國家大事於不顧，轉發遲群、謝靜宜組織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說：「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史上行將滅亡的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叫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學習批判。從此拉開了「批林批孔運動」的帷幕。以後又轉為頌揚法家，頌揚秦始皇、漢高祖劉邦等「法家皇帝」和呂后、武則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辭，大塊的文章，如沸如羹。毛澤東要借用古人的服裝，演出中國歷史的新場面，為建立毛氏王朝，為傳位於當今的呂后—江青，大造「革命」輿論。
1月25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國務院直屬機關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上萬人參加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會前竟沒有給周恩來打個招呼。會上，江青以中央主要負責人的姿態，操縱會議，周恩來被置於受江青領導和指責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遲群(中央警衛團的科長)、謝靜宜(江青的機要秘書)兩個小人物在大會上含沙射影地攻擊一國總理周恩來，她要用這個辦法表明自己將代替毛澤東君臨天下。
遲群說：「這個材料是在我們主席、江青同志直接關懷下編寫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體地指導下編寫的。」
謝靜宜說：「這個過程是這樣的，就是當我們向毛主席匯報林彪也有孔孟之道言論的時候，主席說，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問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論或者類似的語言，主席讓我們，就是讓我和遲群同志搞一個材料送給主席看看……後來，就編了一本，送給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看得非常仔細，連封皮標題，就是封面那個標題，前言，內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別是在內容方面。」
遲群還談到了奉江青之命到駐浙江的二十軍防化連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說：「我們當天到達了以後，軍的領導同志，就是軍長、政委，一起商量，當天晚上就和部隊見了面，讀了信(註：江青致二十軍防化連的信)，並且把材料發給了大家。他們認為，江青同志那封信，絕不是單獨的一個批孔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上層建築領域裏一場革命的問題，是貫徹十大，執行主席關於抓大事、抓路線的問題;而且認為，也不是單單是寫給一個連隊的，因為既然是一個整個上層建築領域，就是包括文化領域和各個領域的階級鬥爭，那麼它就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那就是一個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事情。」
謝靜宜還嫌不夠，又補充說：「江青同志寫的信，送的材料，我們認為，這本身就是貫徹主席關於抓大事、抓路線、抓政治思想工作，把軍隊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綱來的大事，把全黨的政治工作提上綱來的大事。」
遲群說：「還有些問題要不要聯繫實際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兒講批林批孔怎麼聯繫實際呀?其實有的實際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個單位，那個地區，就在他的腦子裏。舉一個例子，我們有一個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部紀錄片，叫做《中國》……我們有很好的一些個建築，一些場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專門突然地給你出來一個鏡頭，個別的我們有一個女同志拉了一個車子，在那個胡同裏頭，他專門給你放大，一個特寫鏡頭，他給你搞這個形象，所以這樣的片子，實際上就是一個間諜加漢奸搞出來的，難道不需要聯繫實際嗎?!」這個片子是意大利人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安是意共黨員，與中國友好，是周恩來批准他來華拍攝這部影片的。周恩來一番苦心，想借一個外國人的手說明文化大革命沒有毀滅中國文化，給毛澤東粉飾一下，結果呢。照遲群信口雌黃，安東尼奧尼成了「間諜」，周恩來成了「漢奸」，批林批孔聯繫實際，要清算周恩來。
遲群接着說：「教育戰線出現的那些復辟的現象，譬如說這次江青同志叫我們出去，同時叫我們順路完成一個任務，就是河南的南陽地區唐河縣馬振撫公社一個中學發生的事情，逼死了一個小女孩，15歲，完全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逼死的。每天幾乎是一次考試，考的那個學生簡直是是昏頭昏腦。」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死者是該校初二(一)班學生張玉勤。1973年7月10日下午，馬振撫公社中學初二(一)班進行英文考試，張玉勤交了白卷，在試卷後面寫打油詩一首：「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學ABC，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為此，張玉勤受到班主任楊天成的批評，並要她作出檢查。校長羅天奇12日在初中班學生大會上也批評了張玉勤。張當日離校，14日在水庫中發現了張玉勤的屍體。究竟這個女學生是自殺，是他殺，是事故死亡，並沒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給逼死的。這個學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罷課，退學，鬥老師，受點批評就投河自殺，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這件事大做文章。羅天奇、楊天成被批鬥，關押判刑二年，唐河縣大抓「羅楊式的人物」，共批鬥了280餘人。在全國掀起「揭露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鬥爭，一批忠於職守，熱心教育工作的教師被打成「復辟」的典型，下放、撤職甚至判刑。造成學校不敢管學生，不敢抓文化課，不敢進行考試，學生紀律廢弛，曠課、鬥毆、破壞公物、打罵老師，教學質量嚴重下降。
筆者是會議的參加者。江青在大會上頤指氣使，叫80高齡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站起來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對清廷的「大學士」那種派頭。她說：「郭老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種態度，和林彪一樣。」她像口宣聖旨一樣：「我們主席說秦始皇是一個厚今薄古的專家，厚今薄古的專家。他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們坑的比他多。我們在鎮反運動中鎮壓了幾十萬反革命，我看有4萬6千個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他們說得不夠，往往還要我們加以補充。」江青念的是一張紙，看來她有準備，把毛澤東這段話抄來宣講，以壯聲勢。
25日晚上，周恩來派秘書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書說：「總理說了，要保護好郭老，要保證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於立群十分感激，連說：「謝謝總理!謝謝總理!」
過了幾天，張春橋造訪郭沫若。認為郭沫若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寫的劇本和論着，是王明路線的產物，是反對毛主席的。誰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後方從事的史劇和史學活動，是反對內戰、反對獨裁的，周恩來曾以朋友身份進行支持和鼓勵，與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據理反駁後，張春橋又提出要郭沫若寫一篇文章，「罵秦始皇那個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來總理的行列，郭斷然拒絕、郭沫若一輩子擁共擁毛，與毛澤東詩文唱和友誼甚篤。今至耄耋之年，無權無勢，只因寫了《十批判書》，揭露了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學說中的機巧權術和殘忍陰謀。戳穿了「帝王面南之術」中最詭秘的東西，而這些正被毛澤東暗中信奉和創造性地加以運用，所以為毛澤東所不容。毛澤東通過江青傳出一首詩：
讀《封建論》——呈郭老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雖死秦猶在，孔子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澤東的身體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甚至一天不如一天了。發起批林批孔運動不久，他的表親王海容去看望他，他說：「離馬克思那裏報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沒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這樣，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故人。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規律。」
兩人講了一陣閒話，又回到批林批孔上來。王海容說：「我總感到周總理，雖然他很有才華，給黨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對文化大革命，卻是貌合神離。造反派在哪裏點火，他總到哪裏去滅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總要去保那些人。他嘴裏也擁護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動上總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的。」
毛澤東靜靜地聽着，不停地吸煙，看着煙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說出了一句石破天驚的話：「現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時候了。」
王海容兜里裝着個袖珍錄音機。只有她敢這麼幹，換個別人要殺頭的。她帶着毛澤東的秘密口喻回到外交部，組織一幫人大反周總理，她由司長升到副部長。漸漸地，外交部大權被她控制了。「四人幫」垮台後，王海容成了過街老鼠。外交部群眾堅決追她的根子;奉了誰的指示大反周總理?群眾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掛。一掛上就是敵我矛盾。在這種情況下，王海容急了，無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盤錄音帶。一放，是毛澤東的聲音：「現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時候了。」外交部一位領導說：「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那個樣子。」
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說成是「四人幫」歪曲毛澤東的指示。是不對的、他(她)們沒有歪曲，分寸適當地，松一陣緊一陣地執行力毛的指示。毛澤東知道周恩來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將極盡天年，但他擔心如果自己先死，樹大根深，在黨政軍民中極孚眾望的周恩來，只消一句話，就能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麼辦?既不能公開打倒周恩來，就不便像對待彭德懷那樣發動造反派摧毀他的身體。於是，不斷地在精神上給他增加壓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讓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澤東的又一個「戰略部署」。
1974年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是有計劃地對周恩來進行政治迫害的繼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於是各報刊連續發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來產生揪出劉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魯曉夫式的人物」那樣一種政治危機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八易其稿，炮製一篇《孔丘其人》，在1974年第四期《紅旗》雜誌發表。在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繪成「71歲，重病在床」，「還拼命掙扎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並用「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猾的政治騙子」、「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到處碰壁的喪家犬」這些最污穢的語言影射攻擊周恩來、署名「柏青」的文章《從「鄉黨」篇看孔老二》一文，發表在1974年5月17日《北京日報》上，文章用畫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1939年夏，周恩來在延安黨校作報告，騎馬返回楊家嶺時，江青作為毛的新夫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尊貴，策馬和周恩來並肩而行，她突然揚鞭疾馳，使周的坐騎受驚，周恩來墜馬摔傷右臂。治好後落下終身殘疾。周習慣性地端着右臂，別具風采)四個字，說此人極端虛偽奸詐，是一個可惡的政治騙子……「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他一聽國君召喚，急得不等駕好車，動身就走……在國君面前，則小心翼翼，局促不安，舉止恭順。」「四人幫」給周恩來畫的像，不僅中國人看懂了，連法國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報》撰文評論說：中國現代大儒是指周恩來。
毛澤東患老年白內障不能閱讀，請北京大學的一位女教授給他讀《水滸》。突然於1975年8月14日發表談話說：「《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姚文元當天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貫徹執行意見，毛批准這些意見，並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將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發到全國縣團級以上單位。8月28日，《紅旗》雜誌第九期發表《重視對水滸>的評論》。一場評《水滸》的颶風又吹遍神州大地。8月下旬，江青召集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指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鄧小平沒有成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來、所謂宋江讓人招安，是影射這件事情，說鄧被周恩來「招安」了。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周恩來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帥，鄧小平是披掛上陣的急先鋒。評《水滸》的談話，一箭雙鵰。
9月7日，周恩來強撐病體最後一次會見外賓。他對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說：「我已經收到馬克思的『請帖』，鄧小平副總理已經全面接替我的工作。」把鄧小平繼任總理，作為一個既成事實通過外賓向全世界宣佈。他還親自寫信給毛澤東，推薦鄧小平出任總理。毛澤東後來要改變總理人選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引發了「四五運動」，自己差點翻車。
躺在醫院裏的周恩來敏銳地感到「架空晁蓋」、「投降派」的暗箭是沖他射來的。這使他非常傷心。為了表示對毛的忠誠，7月6日，20日。他強撐着病體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毛澤東眼疾治療方案、在治療過程中，為了給毛使用一種新眼藥水。他甚至拿自己的眼睛做實驗，在確信沒有副作用的情況下才給毛使用。23日為毛實施白內障治療手術時，一直守侯在旁。這些表現居然一絲一毫沒有感動毛，在周恩來走向黃泉的途中，毛澤東又捅來一刀。8月下旬，周恩來病情急劇惡化。
9月20日，周恩來在進行第四次大手術之前，將自己關在衛生間裏，審閱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的關於「伍豪啟示」的專題說明的記錄稿，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請求把這份毛曾經批准印發省部級而又沒有印發的文件。印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絕有人在他死後往他身上潑污水。毛扣下這份文件始終沒有印發;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1974年6月，毛澤東把他在延安整風時期所寫的九篇文章找出來重新加以修改。這是他批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激憤之作，是對30年代在蘇區周恩來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澤東的歷史老賬的總清算。他把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給親信們傳閱。並允許毛遠新吧其中涉及批周的兩篇文章錄下音來，帶回遼寧，作為秘密武器收藏着。(根據陳錫聯1980年8月6日的揭發材料)準備在他死後繼續批判經驗主義。
在周恩來被推進手術室之前，他特意把鄧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鄧小平的手。他異常激動，儘管聲音嘶啞而顫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當着許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這一年多的工作證明，你比我強得多!」在平車靠近手術室大門的一剎那，他用盡平生力氣發出最強烈的抗議：「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澤東自以為聰明，他借古諷今，搞影射史學，以為周恩來會像以前那樣逆來順受，沒想到周恩來反應如此強烈，那天手術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許多高級幹部和醫務人員，周恩來以鞠躬盡瘁之身，滿腔悲憤的抗議，使在場的人無不動容。歷史上的任何暴君，對輔佐自己一輩子的宰相臨終時都是優渥有加的毛澤東此舉比暴君還要無道，使自己失盡人心。
守在周恩來身旁的鄧穎超平靜地向在場的汪東興說：「將恩來的話報告給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