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最「別樣」的一年，又是江青最淋漓盡致表演的一年。江青扮演了一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角色。她超越自己的職權範圍，以類似全黨領袖的形象給四面八方的部門、地區寫信，送材料。似乎她握有毛澤東一樣的指示一切的權力。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極的表演階段，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階段。
第十二章 肯定與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
三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中別樣的一年，是色彩顯得特別混亂的一年。
考察整個文化大革命歷史：
1966年是全面發動的一年；
1967年是全面奪權、全面內戰的一年；
1968年是建立紅色社會和紅色政權的一年；
1969年是召開九大、「勝利」的一年；
1970年是維持「勝利」的一年；
1971年是發生「九·一三事件」的一年；
1972年是「右傾回潮」的一年；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低谷的一年；
而1974年，則是犬牙交錯、參差不齊、進退難分、矛盾兩可的一年。
正是這別樣的一年，帶來了後來全面整頓的1975年以及文化大革命全面失敗的1976年。
別樣的1974年是在全面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中開始的。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聯合發表了元旦社論《元旦獻詞》，指出，「要繼續開展對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就是批判修正主義。我們要充分利用林彪這個反面教員，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溫毛主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兩條路線鬥爭的經驗，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
1月1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江青等人主持選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這是一份將林彪的某些言論與孔孟言論對照起來的材料。如林彪寫有「悠悠萬事 惟此為大 克己復禮」的條幅，則對應有孔子在《論語·顏淵》中的話「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這個材料的轉發，成為中共中央1974年的《第一號文件》。它與元旦社論一起，奠定了1974年的政治基調。
這別樣的一年，又是江青最淋漓盡致表演的一年。如果說1974年是江青年，在某種意義上也並不為過。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剛剛出來不久，江青從內參上看到河南省駐軍的一個防化連「批林批孔」批不下去，便立刻委託遲群、謝靜宜帶着她的親筆信和《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給防化連送去，推動防化連的「批林批孔」運動，藉此樹立「批林批孔」的典型，也樹立自己指導全國運動的領導形象。
1974年1月24日，江青又率一伙人在北京舉行了在京部隊單位「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進一步發動軍隊內的「批林批孔」運動。由於林彪反黨集團來自軍隊，因此，在軍隊裏深入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似乎理所當然。
1月25日，借着「一號文件」的開門優勢，江青等人又在北京工人體育館召開了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直屬機關的「批林批孔」動員大會。在這個大會上，江青在遲群、謝靜宜一幫人的簇擁下，以全國「批林批孔」領袖的形象指揮一切。他們從「一號文件」也即《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形成過程講起，將江青塑造為一個緊密配合毛澤東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的革命旗手。
這是江青趾高氣揚的一個大會，也是江青耀武揚威的一個大會，同時又是使在場的周恩來顯得極為被動和尷尬的一個大會。
1974年2月1日出版的《紅旗》雜誌刊登了《廣泛深入開展批林批孔的鬥爭》的短評，指出，「我們黨同林彪之間圍繞着反孔和尊孔的鬥爭，實質上是社會主義時期前進和倒退、革命和反革命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這個斗爭還沒有結束。」「只有通過對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進一步認清林彪反黨集團搞復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才能挖出林彪反動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動思想影響，也才能進一步認識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1974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把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的社論，號召：「各級領導都要站在鬥爭的前列，把批林批孔當作頭等大事來議，當作頭等大事來抓。」
王洪文的講話則對這場鬥爭做出了更為「經典」的概括，他說：「批林批孔運動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王洪文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提法使我們看清楚了，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後全國範圍內出現的「右傾回潮」，讓文革派勢力感受到了怎樣的壓力。經過那樣一個大規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了全面的階級鬥爭，實行了全面的奪權，取得了全面的勝利之後，不到幾年時間，又需要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可見中國的「修正主義」實在是獨具深厚的土壤。
在1974年初的兩個月中，江青確實扮演了一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旗手的角色。她超越自己的職權範圍，以類似全黨領袖的形象給四面八方的部門、地區寫信，送材料。似乎她握有毛澤東一樣的指示一切的權力。她給外交部、中央聯絡部、國務院文化組、中國科學院、四機部以及一些農村人民公社寫信、送材料，推動「批林批孔」運動。
她的無限擴張的指揮欲所及範圍甚至包括了軍隊，她給空軍司令寫信、送材料，給海軍政委寫信、送材料，給有關軍區寫信、送材料。在一段時間內，她似乎在代表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指導全國的運動。而一些部隊學習江青指示的報告則最終成了中共中央轉發全國的文件。
這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極的表演階段，也是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最不堪入目的表演階段。
1974年1月24日，她以個人名義寫給中央軍委和全軍指戰員的信，就是一封在軍內上層引起普遍反感的「代表作」。她在信中這樣寫道：
洪文、劍英、春橋、小平同志：
首先請代我問候全軍同志們春節好！
相當長的時間了，從許多材料看來，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整風運動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則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體系和孔老二的關係，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搞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和《名詞簡釋》是可以幫助全體同志們解決這個問題的。因此我特請謝靜宜、遲群二位同志向全軍指戰員宣讀中央的通知。他們已下過連隊蹲點，取得經驗，可能對全軍有所幫助。批林批孔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大事，這是使國內外帝修反驚恐的事，全國黨、政、軍、民、學通過這個學習，會取得更大的團結和勝利！
現送上《林彪與孔孟之道》、《名詞簡釋》各200份，《五四以來反動派、地主資產階級學者尊孔復古言論輯錄》20份、《魯迅批判孔孟的言論摘錄》和《反動階級的聖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們參考。文件、文章的份數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麼問題報中央，我們也要和同志們一起學習，我們將努力解答同志們提出的問題。
我相信同志們會努力學習，保持我軍優良傳統，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難而進，沒有攻不克的堡壘。只要堅決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將批林批孔的鬥爭進行到底，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任務是很艱巨的，但也是光榮的！
毛主席說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學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致
無產階級革命的敬禮
江青
1974.1.24
透過這封信，我們可以看到江青在1974年是一個什麼樣的自我感覺。這個在文化大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人物，確實把她的全部個性刻印到了文化大革命上。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在整體上是中華民族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全部特徵的表現，那麼我們說，文化大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毛澤東人格的體現。我們接着還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在更小得多的程度上還是江青個性的體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每一關鍵時刻，都有江青的活動穿插其間。
作為江青政治野心的最鮮明注釋，是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在鋪天蓋地的「評法批儒」的文章中，有相當一些數量的文章將武則天塑造為一位歷史上出色的改革派法家人物。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署名發表的《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法家人物簡介·呂后》等，都是借吹捧武則天、呂后而為江青未來掌握最高領導權奠定輿論基礎。
1974年是中國在思想理論上最荒唐的年份之一。無論從歷史學的角度，還是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角度，還是從實際的情理角度，這一年有關「評法批儒」的文章都顯出了邏輯的大混亂。
這是一個牽強附會的思想大批判運動。當將林彪「悠悠萬事 惟此為大 克己復禮」的條幅解釋為要復辟周禮，復辟奴隸制，復辟資本主義時，已經暴露出了最初的牽強附會。
顯然，作為一個政治野心家，林彪對中國古代的文化採取的全部是實用主義政策。當他將「克己復禮」書贈葉群時，不過表明要用政治上的謹慎來保護自己的野心。就像在林彪的讀書卡片中，也一定還有大量有關法家言論的摘錄，它們同樣可以服務於林彪的政治野心。當將「批林」與「批孔」牽強附會地聯繫在一起時，不過是要將林彪這個文化大革命中的「極左派人物」歸入極右保守勢力之中。
林彪集團的覆滅原本是文化大革命路線的失敗，現在，反過來要通過批判林彪來捍衛文化大革命的路線，這在政治邏輯上原本就是一個錯亂的大顛倒。
邏輯的錯亂與理論的錯亂結合在一起，讓我們看到了1974年佈滿中國各主要報刊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的文章是何等地聲嘶力竭。無理加倍聲高。邏輯上的牽強附會表現為氣勢洶洶的強詞奪理。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被杜撰為儒法鬥爭的歷史。儒法的矛盾就是反動和進步的矛盾，守舊和改革的矛盾，分裂和統一的矛盾。在這一時期，推崇法家的封建統治者（如秦始皇這樣的人物）在各方面都被吹捧得高大起來。
當他們將這些封建統治者讚頌為代表歷史潮流的人物時，沒有完全忘記意識形態中一貫的階級鬥爭立場。為了調和理論上的矛盾，表明他們還在堅持人民的立場，在讚美這些法家統治者時，就說他們「在客觀上符合了當時人民的利益」。
這種評法批儒的理論，在與實際聯繫企圖自圓其說時，更顯出了邏輯上的極為混亂。
而被文化大革命各種口號踐踏了一遍的民眾思想，現在更呈現出別樣的狀態。思想混亂中的服從與思想混亂中的抵制，在全社會表現出騷動不安的圖畫。正是這「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造成了全國範圍內的某種亞動亂。
社會確實還有未燃盡的動亂能源，還有各種未冷靜下來的野心，大大小小張鐵生式的人物，在拱動已稍顯平穩的教育秩序。對張鐵生式反潮流典型的支持，正在大、中、小學形成新一輪的「造反」活動。「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種荒唐的提法，頗能代表這個潮流中升起的口號。
在廣大的經濟領域，「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標語又在反潮流的輿論中逐步出現。
正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造反運動一樣，當一個反秩序的潮流出現之後，各種對現狀不滿的能量便匯入其中。這一次匯入反潮流運動的能量，大多是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矛盾與衝突。派性的鬥爭、內戰的煙火在一些省份死灰復燃，加上各種形式的上訪活動，全國許多地區和部門又開始了新的動亂。國民經濟再一次出現比較嚴重的下降。
在1974年，毛澤東表現出的立場與江青顯然有着較大的不同。
在這別樣的一年中，毛澤東的態度也顯出別樣：一方面，他要推進「批林批孔」運動，保持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陣地；另一方面，他不希望繼續天下大亂，也絕沒有立刻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他希望自己一生中這個最重大的行動（文化大革命）能夠得到比較妥當的結果。他對江青不止一次提出了相當嚴厲的批評。
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毛澤東還在其他場合說江青：「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他還曾跟王洪文等人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這段時間的毛澤東一定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整個過程有了自己的反思。在林彪垮台之後，他也一定重新感覺了自己面對的全黨和全軍。他是一個永遠使自己處在社會力量對比中心位置的政治家。
他一定知道，像江青這樣一些極端的左派人物，絕對不能代表整個大局，因為他們積怨甚深，寡不敵眾。他在這一時期對江青的批評，表明他對江青等人既要依靠、又保持某種距離的態度。他的批評既能夠使江青等人稍微冷靜一些，也能平息一些力量的積怨，更重要是，能夠使整個上層看到毛澤東這位全黨領袖的公正立場。
1974年的毛澤東，已經是和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極端行為保持了距離的毛澤東。
而1974年的江青、張春橋等人，則在毛澤東似乎還能容忍的範圍內依然極端地行動着。因為他們有他們對毛澤東的理解，他們有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他們也有他們對自己利益的理解。
這時候的毛澤東明顯地在周恩來為首的「溫和派」和江青為首的「激進派」之間搞平衡。這其實是在一定時間內穩定大局的立場。如果說毛澤東在推行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上有他的偏執和努勁的話，那麼，在各種實際的政治行動中，他還有因勢利導的自然。特別是在他生命的旅程越來越接近終點時，由於沒有過剩的精力，更趨向穩妥的方針。
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提議鄧小平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這是他採取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如果講潮流，這是一個典型的順應潮流的行動。
在1973年、1974年的「批林批孔」中，江青等人始終把鬥爭的矛頭或明或暗地指向周恩來。因而，他們和鄧小平的衝突也越來越尖銳。1974年4月，江青等人反對鄧小平代表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
1974年底，圍繞着1975年將召開的四屆大人的組閣問題，江青又一次表現出與周恩來、鄧小平的完全對立。她所做的各種組閣活動，遭到了毛澤東的嚴厲訓斥。11月12日江青寫信給毛澤東，建議謝靜宜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遲群任教育部長，喬冠華任副總理，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人列席政治局，作為「接班人」來培養，毛澤東立即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人貴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澤東根據他對整個局勢的判斷，做出了明智的決定。
1974年12月23日－27日，周恩來、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毛澤東同他們做了四次談話。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不要搞四人幫。」又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對江青）當然要一分為二，她在批劉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毛澤東還特別指出：「說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對的。」他再一次明確提出：「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還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
毛澤東在1974年12月的最後幾天中，也就是在他誕辰日前後的這些天中，無疑做出了在那一時刻看來是最妥當的決策。僅僅這個決策，就表明毛澤東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中還有足夠的清醒。
當然，這是處在他的立場上的清醒。他的決策反映了他要平衡整個政治力量的目的，也反映出了當時中國對立的兩個潮流相互對抗的力量。
從表面上看，毛澤東此時很好地平衡了矛盾的兩方面。
然而，新的巨大的不平衡卻由此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