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二代吵架談起(上)(胡平)
近來，一篇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在《炎黃春秋》聚會時的講話在網上廣為流傳。其中引述的兩位紅二代的一番爭吵更是引起熱評熱議。
胡德華說：「……另外我要跟大家說一個事，這個事對我刺激非常大。就是咱北京最好的男校老三屆一些成功校友聚會，校友當年都是北京的紅衛兵，西糾等，一邊是普世價值派，一邊是正統派各級官員，後來大家就吵起來了，吵起來之後，就說你們這些普世派別給我們領導來添亂了，他把大家苦口婆心的話叫添亂。後來我們這個普世派同志(秦曉)就說，百姓的呼聲你們真的就不知道，真的就沒聽見?聽見了也還能那麼平靜那麼無動於衷嗎?官員同志(孔丹)就說，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產黨下台嗎?普世(秦曉)說：同學啊，你怎麼連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的話都聽不進去。官員同志(孔丹)大怒說：你他媽還是共產黨員不是了?你還有信仰沒有了?後來我們這個普世同志(秦曉)就說，那你有信仰沒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國去，那你有信仰嗎。然後這校友(孔丹)就掛不住了，說我操你媽的……結果你看，這說明什麼呢?就是說啊，事情都知道，道理呢也都明白，但是不能說，不能商量，否則就老拳相加。」
很多網友指出，這場爭吵表明，紅二代已經公開分裂，主張普適價值的一派和堅持一黨之私的一派已經勢同水火，難以調和。
這場爭吵很重要，雖然只有三五句，又都是大白話，但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很多，沒有明說但雙方心知肚明的潛台詞很多，因此很值得我們認真解讀。
普世派只不過說要聽取百姓的呼聲。官員派立馬咄咄逼人地反問：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產黨下台嗎?
乍一看去，官員派這話說得很不邏輯：為什麼人家說要聽取百姓呼聲就等於要共產黨下台呢?官方媒體上不是天天都在說共產黨深受廣大民眾擁護嗎?中國的民調甚至某些西方的民調不是也說中國的老百姓對政府的支持度信任度名列前茅比民主國家還高嗎?有的西方政客學者不是說，如果今天中國實行大選，共產黨一定穩操勝券而且還是壓倒性勝利嗎?既然如此，那為什麼普世派一說要聽取百姓的呼聲，官員派立刻就說人家是要共產黨下台呢?
接下來，普世派的回應也莫名其妙，不合邏輯。按理說，普世派應該回應說，你官員派搞無限上綱是完全錯誤的，廣大民眾都是衷心擁護共產黨的嘛。你怎麼這麼不相信群眾呢?你怎麼連這點制度自信道路自信都沒有呢?
可是普世派沒有這樣回應。普世派的回應是：「同學啊，你怎麼連我們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的話都聽不進去?」這個回應聽上去只是在為自己辯解，在口氣上顯得很軟，而且在邏輯上也顯得不通，答非所問。這不是很奇怪嗎?
以上三句話，語氣上很緊湊，但邏輯上卻顯得不關聯。可見，在這三句話背後有豐富的潛台詞。如果我們把潛台詞找出來了，前言後語的邏輯關係就一目了然了。
為什麼普世派僅僅是說要聽取百姓的呼聲，官員派立馬就扣上大帽子，說別人就是想要共產黨下台呢?在這裏，官員派的潛台詞是：既然你我明明都知道，如今中國老百姓的意願就是要我們共產黨下台，你偏偏要我們聽取百姓的呼聲，這不就是要我們共產黨下台嗎?你打着聽取百姓呼聲的幌子，掩蓋你要共產黨下台的目的。你以為我們傻，看不出來呀。
普世派被點破要害，因此有些被動。不錯，普世派可以搬出官方宣傳話語，說廣大民眾是擁護共產黨的，讓老百姓說話，共產黨的統治不會垮台的。不過普世派深知，這套話語純屬謊言，只是對外宣傳用的，只是用來欺騙老百姓欺騙外國人的。真人面前不說假話，在自己人面前，在內部人面前再搬出這套針對外部的謊言就毫無意義了。
按照普世派的道理，普世派本來應該理直氣壯地說：既然大多數老百姓就是想要共產黨下台，共產黨就應該下台。或者反問一句：如果大多數老百姓就是要共產黨下台，難道共產黨還不應該下台嗎?
可是這位普世派不敢這麼說。於是他只好搬出「從小一起長大」的老關係老交情，試圖讓對方相信我們要你們聽取百姓呼聲也是為了你們好，我們對你們沒有惡意。
官員派發現普世派在迴避，於是氣勢更盛，進一步責問：「你他媽還是共產黨員不是了?」這話的言外之意是：是共產黨員，就該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就該把維護黨的壟斷權力放在第一位。不過官員派也感到，露骨地強調黨的利益黨的權力，總不太好。於是他又接着說出一句：「你還有信仰沒有了?」畢竟，一說到信仰，就顯得堂而皇之，很崇高很神聖了。
可惜的是，就是這句反問「你還有信仰沒有了」，讓普世派抓住了狐狸尾巴。普世派反問：「那你有信仰沒有啊，你把你的老婆孩子全放到美國去，那你有信仰嗎。」官員派理屈詞窮，無言以對，於是乎惱羞成怒，大爆粗口，老拳相加。
這場紅二代的爭吵，以官員派的大敗而告一段落。不過普世派卻也談不上取得勝利。因為這位普世派不敢明確說出「如果大多數民眾想要執政黨下台，執政黨就應該下台」這麼一條普世的公理;並進一步指出，共產黨也無權例外。顯而易見，這位普世派有所迴避。他為什麼要迴避?這種迴避說明了什麼問題?會引出什麼問題?且聽下回分解。
從紅二代吵架談起(中)(胡平)
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資料圖片)
上次講到，兩個紅二代吵架，官員派理屈詞窮，惱羞成怒，敗下陣來，但是普世派卻並未取得勝利。因為普世派不敢公開說出「如果人民想要共產黨下台，共產黨就應該下台」。
按理說，如果大多數人民想要執政黨下台，執政黨就應該下台。這個條件命題是普世真理，諒那共產黨自己也不敢公然否認的。但問題是，在共產黨那裏，誰說了這句話誰就是犯了頭號禁忌。在共產黨那裏，維護黨的絕對權力是不准質疑的。
因此在黨內爭論中，理屈詞窮的一方總是率先給對方扣上你們反黨，你們分裂黨，你們就是要搞垮共產黨的大帽子;而對方不敢明確地說，這樣的黨就該反，就該分裂，就該垮台。他們只是一味地辯解，我們不是反黨不是分裂黨，不是要黨垮台;我們也是為黨好，為了黨的統治長治久安。他們甚至還可能展開反擊，說，要是象你們這樣搞下去，黨才會垮呢。可是由於他們的這些說法本身也已經承認了維護黨的統治是第一位的這條錯誤的前提，因此他們無法擺脫被動，更無法戰勝對方。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把這一點看得更清楚。
我們知道，在1958年，毛澤東發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結果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導致三千多萬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更不可思議的是，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達到最高點。這實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驚人的巨大逆轉究竟是怎樣發生的呢?其內在邏輯究竟是什麼呢?
本來，到了1961年，面對大饑荒的嚴峻形勢，毛澤東不得不暫時退卻，讓劉少奇等務實派領導人出面，放棄了一些荒謬的說法和做法，調整了經濟政策，使中國走出死亡峽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會議上通過的黨章，黨代會5年一次。61年就該開九大了。毛澤東深知，倘若如期召開九大，三面紅旗的問題，大饑荒的問題，免不了會提上議程，他的錯誤勢必會遭到某種批評追究，即便不下台，其權力也必然會大幅度削弱。因此，毛澤東耍賴，硬是把黨章扔在一旁，就是不開九大。
可是不開會也不是辦法，因為黨內有壓力。於是在62年1月開了個七千人大會。七千人大會主要是檢討大躍進的缺點錯誤。劉少奇代表中央作書面報告和講話，坦承經濟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關於黨內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好歹做了一點自我批評，毛澤東鼓勵大家暢所欲言，營造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讓人說話，天不會塌下來」。強調要「發揚民主」，也多少讓與會者出了點氣。
七千人大會不是公開舉行的，會上沒有改選，也沒有發佈公報或決議。毛澤東的職務沒有任何變化。在社會上，一般民眾由於不知情，因此毛澤東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在黨內，尤其是在黨內上層，毛澤東的個人威信已經一落千丈，降到最低點。
然而，最不可思議的事發生了，七千人大會結束後還不到8個月，在62年9月份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變被動為主動，一舉奪回了話語權，也就是對黨的主導權，重新強化了自己的領袖地位，並且把黨的工作重點從搞經濟建設變成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那麼。毛澤東這場翻身仗是怎麼打贏的呢?分析分析他在會上的講話就清楚了。
實際上，還在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就為接下來要開的八屆十中全會定下了調子。在8月9日中心小組會上，毛澤東一上來就說：「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
可以想見，很多來開會的人一聽到毛澤東這句話，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七千人大會不是說好要進一步調整政策，恢復經濟嗎?不是說好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讓人批評嗎?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共產黨垮台不垮台的問題了呢?
不過他們很快就明白過來了。是的，共產黨犯下了這麼大的錯誤，不改不行;可正因為錯誤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來，要改徹底，改得起嗎?中國的民眾遭受了這麼大的災難，真要發揚民主讓人講話，他們能饒過共產黨嗎?
不錯，從表面上看，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似乎還是穩固的。由於長期的洗腦，由於封鎖消息掩蓋真相，大多數民眾對他們身處災難的嚴重程度以及共產黨錯誤的嚴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麼強烈的不滿和要共產黨下台的意願。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層是知道的。正如後來萬里所說：「如果這些情況讓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產黨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層不能不有危機意識，他們知道毛澤東的講話並非危言聳聽。
接下來兩句話就更讓與會者擔心了。接下來毛澤東說：「共產黨垮了誰來?反正兩大黨，我們垮了，國民黨來。」眾所周知，國共兩黨之間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產黨掌權後，對殘餘的國民黨勢力更是不遺餘力地殘酷鎮壓。國民黨重新上台無疑是共產黨的最大夢魘。中共高層意識到，共產黨的統治正面臨空前的危機，因此大家必須抱團，把捍衛政權放在第一位。毛澤東的責任不能追究，要是毛澤東倒了，共產黨還站得住嗎?在這種情況下，誰還敢進一步批評三面紅旗，誰還敢追究三年大饑荒的責任呢?誰還敢議論毛澤東的是非呢?於是，不是靠別的，而是靠着共同的罪惡感，中共高層達到了新的團結。而罪魁禍首毛澤東則理所當然地又成為全黨無可質疑的最高領導人。
毛澤東之所以能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贏回主導權，說到底，就是利用了共產黨的所謂黨性，這種黨性要求黨員必須把黨的利益、黨的權力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倘若在北戴河會議上，當毛提出「今天來講共產黨垮得了垮不了的問題」時，與會者就說：是的，我們黨闖下了滔天大禍，我們對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無以謝天下。或者說，共產黨下台不下台要讓人民來決定，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一黨專制，我們必須實行民主。那麼，毛澤東接下來的戲就沒法再唱下去了。反過來，既然黨內沒有人敢於說這樣的話，所以這個黨就祇好服從毛的邏輯。就這樣，毛澤東走出低谷，贏回主動。一個大惡魔，在對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後，不但沒有倒下，反而在短暫的退卻後東山再起，而且獲得了比原來還大的權力。
從紅二代吵架談起(下)(胡平)
圖片：廬山會議前後的毛澤東與彭德懷。(網絡資料)
上次講到，毛澤東之所以能在犯下滔天大罪後，不但不倒台，反而能在短暫的退卻後東山再起，重新贏得主導權，就在於他善於利用共產黨高層內部的罪惡感，使大家在共同罪惡的基礎上達成團結一致，這樣，象毛澤東這樣的罪魁禍首自然就成了這個犯罪團伙的最高領袖。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極權主義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裏專門寫了一章，題目就叫「為什麼最壞者當政」。哈耶克寫道：「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在我們看來似乎是構成了現存的極權主義制度的最壞特點的那些東西，並不是偶然的副產品，而是極權主義遲早一定會產生的現象。着手計劃經濟生活的民主主義的政治家很快就會面臨這樣的選擇：是僭取獨裁權力，還是放棄他的計劃，而極權主義的獨裁者不久必定會在置一般的道德於不顧和遭受失敗之間作出選擇。正是因為這個緣故，那些無恥之徒和放蕩不羈之人，才在一個趨向極權主義的社會裏有更多的獲得成功的希望。」
毛澤東的情況正是如此。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導致空前的大災難，於是，共產黨就面臨重大選擇：要麼，它接受失敗，承擔責任，這就必然導致一黨專制的瓦解;要麼，它強詞奪理，以錯為錯，甚至變本加厲(如廬山會議那樣);或者是，在維護專制權力的前提下對某些實際政策作出有限的調整與改革，這就必須文過飾非，並且時時不忘用鐵腕鎮壓一切敢於揭露其罪惡和挑戰其專制權力的人們。顯然，這種事只有壞人幹起來才最急切最得心應手，所以最容易奪得主動;但凡還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為其難，所以就被邊緣化，就淪為附庸。於是乎就形成了最壞者當政的局面。
不錯，共產黨內也有好人，但是在共產黨內，好人總是吃不開，好人總是被壞人綁架。壞人做了壞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維護黨的統一，要維護黨的權力不容挑戰，就必須維護政治高壓以震懾人民，就必須替壞人背書，就必須默許甚至支持壞人對民眾的鎮壓。這就讓壞人拖下水了，這就讓壞人主導局面了，這就和壞人同流合污了，到頭來也就使得自己變得和壞人差不多了。
胡耀邦不愧為中共最有民主思想的領導人。胡耀邦在當總書記的時候講過一句很精彩的話：「如果人民不歡迎我們，就該我們下台了。」
回到紅二代吵架的事情上來，當普世派說要聽百姓的呼聲，官員派反問「你的意思不就是要共產黨下台嗎?」時，如果普世派就借用胡耀邦的話回敬：「如果人民不歡迎我們，就該我們下台了」。試問官員派何言以對?
現在不少人討論政治改革，有些人提醒大家，討論政改必須注意不能踩紅線。什麼是紅線?黨的領導就是紅線;也就是說，討論政改必須以承認共產黨權力不容挑戰為前提。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認為，時至今日，要使得政改的討論有意義，我們必須突破紅線。不突破這條紅線，就無法擺脫壞人對好人的綁架，就無法避免最壞者當政，因而也就註定了我們希望的政治改革永遠打不開局面。不消說，體制外的異議人士早就突破這條紅線了。現在的問題是，體制內的人士也需要突破這條紅線。事實上，有些體制內人士已經突破了。現在需要的是更多的人跟進。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