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暴政俱樂部成員國想馴服社交平台這台「網絡怪獸」，一定要向中共政府請教。
中國從有了微博這物什，網民們開始「微博問政」以來，中共當局「與時俱進」，在「摧毀」(關閉)與「佔領」之間選擇了後者，先後採取了三套措施：一、讓各地政府開「政務微博」引導輿論，搶奪微博這塊新輿論陣地的制高點;二、審查與打擊並行，在日常審查從未放鬆的同時，「深度修理」了一些大V，出台「傳播謠言罪」，震懾之下，總算是在微博上宏揚了主旋律;三、在關注度高的個案上，巧妙地讓微博為政治服務，在打擊某些政治勢力時，用其作為政治工具，起到很好的民意動員作用。
最後這一方法，最近才小試鋒芒，對中共當局而言，效果不錯。試舉兩例：
「傳播謠言罪」為何不保護「公主
李鵬家族成員與其他紅色貴族的家庭成員一樣，一直是「國家一級保護」對象。這些家族如何積聚財富，對平民一直是不宣之秘。我用「太子黨」三字作為關鍵詞用國內百度搜索，查到的都是他國太子黨的消息，連美國太子黨的消息都有，獨缺中國太子黨。
即使有了微博，類似消息也被封鎖得痕跡全無。2012年溫家寶家族財富故事不幸被《紐約時報》兩度曝光，不僅國內網站討論區不見這類消息，就連難於控制的微博上，這類消息也是見光死。我曾看到一條「溫總理正在數27億顆星星」的微博，十來分鐘後就消失不見。溫公子發表要追究《紐約時報》的法律責任這類聲明，也得在香港媒體上。因為當局知道這事在國內「說不得」，哪怕是澄清，都會起「反向傳播效應」，《紐約時報》為此還遭受黑客攻擊的報復。
李家過去也同樣享受這種「一級保護」。比如李鵬之子李小勇與新國大集資事件的關係，國內報道切割得乾乾淨淨;華能國際變成其家族產業的報道剛出爐，幾天後作家就進監獄。但這次情勢顯然不同，首先，張宏偉在美國訴趙閎這個在美國不受關注的小案子，卻有人去指點《英國電訊報》關注並提供一份法庭庭審文件;其次，這邊一見報，國內微博上立刻瘋傳，網管卻對此視而不見。就在李小琳這位「公主CEO」涉及內幕交易的消息在微博瘋傳之時，浙江餘姚發生百年一遇的洪災，儘管官方媒體也在報道水災，卻有兩位女子因「傳播水災謠言」被抓，可見網管沒有打盹，他們很清楚誰該抓誰不該抓。
既然網管部門不抓「網絡謠言」，李小琳只好不靠組織靠自己了。中國電力10月11日晚間發佈官方微博，稱受公司董事長李小琳的委託發佈一份聲明，稱「李小琳未與任何保險公司有個人往來，也不認識什麼保險公司的人;網上關於其涉及什麼保險交易的謠言，純屬惡意卑劣的中傷;其本人保留追究造謠者、傳謠者法律責任的權利」。
國內媒體及網站立刻給予大幅版面予以報道，「李小琳回應『涉保險交易』：純屬惡意卑劣的中傷」，但百度上關於其夫君任新華人壽總經理助理的簡介卻仍然保留。如此「闢謠」，正好起了傳播學中所講的「反向傳播」作用。香港的喉舌媒體如《大公報》等也沒閒着，紛紛幫助闢謠。
身為「公主CEO」的李小琳這時真該用腦子想想，就在8月下旬，《新快報》記者劉虎因實名舉報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馬正其被刑拘，她這「前黨與國家領導人」的公主身份有如「國家一級保護」物種，比馬正其這「國家二級保護」物種要高。黨既然不幫助她抓捕「網絡謠言」，只能說組織上要「挫磨挫磨」她了。再想想以下時勢：論黨內地位身份，陳雲家地位高於李鵬家，陳元已從國開行總裁位置上榮休;論時局，中石化總裁蔣潔敏可以入獄，官方媒體經常發表「落馬國企高管盤點：多執掌肥差過半涉受賄」，國企高層正在大洗牌，是不是該下船了?總書記都沒搞終身制，國企CEO當然也不能搞終身制。這道理還不明白?
「微博民意」有時成倒持劍柄
微博上對李小琳的民意，正好為當局所用。無論黨與人民如何隔膜，在反腐敗這一點上，當局的口號總與民意高度重合，只是民意總覺得當局在反腐上雷聲大、雨點小。反腐後面那些利益考量，民意既不清楚，也不認為合理。
但微博上的「民意」來源多元化，有時候並不總有利於「民」。比如瀋陽小販夏俊峰案，因為其子夏健強臨摹畫作被指抄襲，導致民意發生指向性變化。
持續了數年的夏俊峰案，之所以引起如此多的關注與討論，主要因素在於中國人對城管體制及當局執法過程中草菅人命的強烈不滿。在夏執行死刑前後又加入了一個新因素，即網民對當局保護公權力，賦予自家人免死的法律特權深感不公。
對公權力的保護，是指法庭在量刑時根本不考慮夏俊峰殺城管是在遭受城管毆打後的防衛過當，免死法律特權是指毒殺海伍德的薄谷開來只判死緩。網民將夏案與谷案比較後，認為谷開來預謀殺人獲死緩，夏俊峰殺城管一案既非預謀殺人，又有可宥情節，不應該判死刑，因此，網民指責官方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謊言。
以上是夏案討論意義所在，考慮到國際社會多年呼籲中國廢除死刑的努力，最後只有貪官與特權者享受到這一「人權進步」果實，中國確實需要這種討論。但幾乎隨之而來的其子強強畫作抄襲的事情，不僅讓其妻張晶處於非常被動的地位，還改變了夏案討論的方向。
強強的繪畫作品之所以能夠出畫冊，與其說是因其畫作有天分，還不如說是人們在幫助夏俊峰時找到了一個可以用來打動人心的訴求點。張晶並非行內人士，缺乏相關知識，並不知道臨摹畫作加以修改不能算自己的創作。幫助出畫冊的人也可能沒看過幾米的作品，總之是疏忽之下出此紕漏，有可諒解之處。幾米此時維權，外人當然沒辦法就其時機的選擇加以質疑，但一些人確實「四兩撥千斤」，藉機成功地轉變夏案討論的方向。
夏案討論轉向，出自「民意」還是「官意」已經不重要，但足以說明一個事實：在政府管控下的微博，在表達公眾意志上，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有時普通公眾想用，卻成了倒持劍柄。
中共要在微博上體現意識形態霸權
面對嚴苛的審查，以及大V被抓後產生的寒蟬效應，國內人士已經意識到：中國微博作為一個「民意動員型平台」的時代已經結束。
劉亞洲最近在《解放軍報》上發表「西方敵對勢力妄圖以互聯網『扳倒中國』」，稱「意識形態較量的實質是制話語權。誰擁有了制話語權，誰就能引導民眾」，「誰掌控了互聯網尤其是微博客資源，誰就擁有最大的話語權」，「要爭奪制話語權，就必須重視輿論生態和媒體格局的深刻變化，與時俱進創新理念和手段。否則，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軟辦法不頂用，那就非常危險了」。
其實劉亞洲完全不用擔心，習書記不是胡書記，中共政府現在是新辦法會用，硬辦法敢用。目前的微博，在中共不計成本的巨額資金投入之下，已經漸被馴服，正在逐漸構建中共的意識形態霸權。海外的推特(Twitter)，從其政治生態及推友構成的多元化來說，暫時還不能起到與國內微博同樣的作用。
(《中國人權雙周刊》第115期2013年10月4日—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