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位中國的風雲人物在1989年「六四」期間十分活躍，他當時身處高位。但是後來又在1998年被撤職罷官，判刑16年，罪名是貪污腐敗。從此，他的名字就從中國政壇上銷聲匿跡了。
2013年6月2號，這位風雲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這位刑期未滿、身患癌症的犯人由於病重，曾經住進解放軍北京軍區總醫院的高幹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湯山療養院度過了將近十年的保外就醫生活。
姚監復(《陳希同親述》作者)：那個地方，好比一個三層的小樓，一、二層樓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三樓有兩、三間獨立的房間。外面的人要進去，必須通過樓下的服務員。不是誰都可以進去的。對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見外國記者，國內的記者大概他也沒接見過。第二個不許離開北京市區。
解說：這個2012年還在服刑的犯人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中共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
同年，姚監復執筆、陳希同口述的回憶錄在香港出版。陳希同在書中講述了「六四事件」前後中共高層的內鬥。不用說，這本書成了中國大陸的禁書。遠離政壇十幾年的陳希同再一次站到了爭議的風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時刻》要講一講關于禁書的逸聞軼事，我們就從陳希同的這本回憶錄和它的作者姚監復說起。
*「六四」：北京市長欺騙了鄧小平嗎？*
解說：富強胡同6號座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2004年，姚監復兩次去那裏探訪了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
1989年「六四事件」後，趙紫陽因為「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名被罷職免官，軟禁在這個四合院中將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
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認為，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北京市長陳希同等人向鄧小平謊報情況，誇大了學潮態勢，致使鄧小平做出戒嚴決定，最終發生了1989年6月4號凌晨的血案。
當年，姚監復問過趙紫陽這樣一個問題：「六四」是不是鄧小平受騙上當？趙紫陽對姚監復說：鄧小平如果會上當受騙，那就不是鄧小平了。這句話讓姚監復念念不忘。在趙紫陽故去多年以後，他把這番話轉述給了陳希同。
姚監復：陳希同聽到我的話非常高興，「啪」地一拍我的大腿，說：我完全同意紫陽同志的意見。如果我陳希同能欺騙鄧小平，那你們不是把鄧小平貶低了嗎？把鄧小平說成昏君、庸君了嗎？
所以陳希同和趙紫陽都是這樣的觀點：鎮壓「六四」是鄧小平個人早做的堅決的決定，別人影響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陳希同說，比我多得多，怎麼會得不到信息渠道，用得着我欺騙嗎？北京市的情況，天安門的情況用得着去謊報軍情嗎？
因此在這一點上，陳希同發現，我跟他講的趙紫陽的觀點，他覺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陳希同親述》的故事*
解說：2004年，陳希同獲准保外就醫，搬到了北京昌平區的小湯山療養院。他和姚監復的談話就在這裏進行。陳希同和姚監復兩人本來素昧平生。他們兩人的結識是由一本書開始的。
姚監復：這本書是我見陳希同的「介紹信」，鍾鴻著，《風雨半支蓮》。鍾鴻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師範大學的地下黨員，49年解放以後就是北京市委宣傳部的幹部，文藝處的。她的同事是陳希同的夫人。另外她參加過「四清」，陳希同是隊長，她是隊員。所以她和陳希同夫婦都認識。
她讓我把這本書送給陳希同。我就跟陳希同聯繫了，我姐姐有一本書要送給你。她現在去國外旅遊去了。你要有空，我就送過來。他就通知我什麼時間我去送。
解說：2011年1月份的一天，姚監復帶着表姐的這本回憶錄去見了陳希同。在隨後的一年半中，他們倆見了十幾次，開始了陳希同口述，姚監復筆錄的回憶錄寫作。
姚監復：我想拿個錄音機的話，他會相當緊張的，就得字斟句酌了。這樣（用筆記錄）的話呢，你講你的，我把主要的大意記下來。我當天回來就整理。我覺得主要意思都在，不會丟最主要的意思。另外，我第二次就給你看。如果你覺得有大的違反你的原意，你會告訴我的。
他後來跟我談話，我覺得是真誠的，最少是他內心真實的想法。我問他問題，他都是馬上就回答，不是說我思考一下，用個什麼偽裝，用個掩飾。
解說：陳希同回憶錄最後定名《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書中的主要內容之一是陳希同想洗刷自己貪污腐敗的罪名。
姚監復：他從審判的開始一直到現在，沒有認罪，跟陳良宇不一樣。他跟我說過，他以為最後有機會讓他陳述，他要辯駁。最後到他要陳述的時候，法官說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權利做的最後陳述的機會被剝奪了，因此他高喊：「這是法西斯法庭。」
他現在一直都在通過律師要求重審。沒有重審。因此他跟我約定，書你先不出，等我重審的報告申請有回答，說不重審，你公佈。或者說要重審，你也可以公佈。但是我說一年、兩年都沒有回答，你怎麼再等呢？他說，高法程序不對，不戰、不和、不降，用這種方法拖着。
*陳希同在秦城監獄收聽美國之音*
解說：在出版這本回憶錄之前，陳希同也擔心過官方會向他施加壓力。不過，2012年6月1日《陳希同親述》在香港面世以後，陳希同並沒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壓力。
姚監復：陳希同通過媒體知道書已經出來了。他不很高興，因為不知道會受到什麼政治壓力。最後畢竟是沒告訴他這本書什麼時候出來，他沒準備。
他自己也做了估計，各種帽子已經給我扣得夠多了，我已經夠臭了，還能把我怎麼樣呢？他已經進入最底層了，成了秦城監獄的犯人了，還能怎麼樣呢?但是政治太險惡，不知道會怎麼樣，因為把他兒子也抓起來判刑了。
據我了解（書出來以後），沒有更惡劣的影響，因為有一次老同志吃飯，後來去參加吃飯的有人告訴我：「老姚，今天陳希同也去了。」
附帶再說一個事情。我說：「你怎麼知道國外說陳希同貪污的事?」他說，允許帶一個收音機。他聽的就是美國之音。他通過美國之音在監獄裏聽到各種信息。除掉《人民日報》，就是通過美國之音聽到各方面的信息。
高瑜（前《經濟學周報》副主編）：他（陳希同）現在住着三層小樓，算保外就醫，全部國家安排，而且給他安排的司機、專車，還有他自個兒點名的大師傅。張思之是我的辯護律師，原來他要找張思之為他做辯護。張思之一看他現在的待遇，根本就拒絕。
*記者因言獲罪報社刊文被封*
解說：高瑜，上個世紀80年代做中國新聞社的記者、《經濟學周報》副主編。曾經由於「六四事件」被關押一年多。1993年再次被捕，被判刑六年。她提到的這位張思之在中國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國律師界的良心」之稱，參與過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辯護，包括1980年被指派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辯護律師組組長。不過，高瑜對陳希同忿忿不平的真正原因在於：陳希同當年曾經把她寫的一篇報道指為「倒鄧保趙」的綱領。
高瑜：6月30號，陳希同，北京市市長，向人大去做「動亂暴亂」的匯報。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鄧保趙」，就是說這場「動亂暴亂」是有組織、有策劃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鄧保趙」，結果就把我這篇文章給點出來，認為是「倒鄧保趙」的綱領。
高瑜的這篇報道題為《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1988年12月同時刊登在《經濟學周報》和香港的《鏡報》上。報道的內容是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其和著名經濟學家溫元凱關於中國時局的探討。
高瑜：當時的中國經濟過熱，經濟問題很嚴重，搶電飯鍋，最後搶到壞的我也要，都到這種程度。
當時我就問，如果明年他們把經濟上的問題都推給趙紫陽，要把趙紫陽像胡耀邦一下拿下來怎麼辦？嚴家其馬上就冒出一句話：「那就太壞了，太壞了。」指的是這個形勢太壞了。他說，中國現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種非程序性的權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性的權力更迭。
解說：1988年12月，《嚴家其、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同時刊登在《經濟學周報》和香港的《鏡報》上，反響熱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華文摘》第一個轉載。在之後的半年裏，眾多的海內外華文媒體都轉載了高瑜的這篇報道。然而，這篇文章後來所產生的影響卻是她始料不及的。
高瑜：但是6月3號我就被抓了，被綁架了。還沒開槍呢就被綁架了。我在裏邊的時候還給我個電視看。我一看，袁木罵我這篇文章，說這是「動亂暴亂政治綱領」。我88年寫的文章怎麼變成了「動亂暴亂政治綱領」？
解說：1989年6月30日，陳希同向中國人大作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他說：「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同趙紫陽聯繫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於時局的對話――這個對話的核心問題，就是為了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為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
高瑜：我是一年零五個月從監獄裏出來的，6月3號抓的，第二年8月28號給放回家的。等我出來以後才知道，就因為陳希同向人大會議做的這篇報告，點了《經濟學周報》和我的這篇文章，社科院立刻就通過出版總署把報紙封掉了。
解說：除了《經濟學周報》，「六四」之後，北京自由派刊物《新觀察》也被停刊。查封這兩家媒體的是時任中國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
高瑜：那個時候出版總署的署長還是杜導正。杜導正當時還跟人說他有錯誤，說
《新觀察》什麼的當時都是他封的，就我們的報紙和《新觀察》。
解說：有意思的是，當年查封這兩家自由派報刊的杜導正，現在是《炎黃春秋》雜誌社的社長。這家雜誌經常發出與當局主流聲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論，其網站幾度遭到封鎖。
*《李鵬六四日記》引出的是非*
解說：說起1989年給人大做的報告，陳希同在回憶錄中說，那是人家寫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說：「這些報告在討論時，我沒參加。要我讀，我就念。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改。」很多人認為，這是陳希同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為推脫責任。
姚監復：他對「六四」沒有真誠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我問過他幾次，作為市長，你的市民這樣無緣無故地被槍殺了，你有什麼感覺？他只說：我感到遺憾，本來不應該死人的，最後死了人。沒有那種懺悔的感覺，但是畢竟他承認不應該死人，不應該開槍的。
他的這本書的基調跟李鵬的「六四日記」那本書不一樣。李鵬是這是我的功勞，而且你們都支持，我在裏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陳希同）不是這樣，他有一種推脫責任的想法。例如最重要一點，就是李鵬日記說了，陳希同是北京戒嚴指揮部正指揮，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是北京戒嚴指揮部副指揮。
他說，2010年他看到李鵬六四日記香港那本書的翻印本的時候，他說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這麼一個任務，這麼一個重要職務。但是為什麼李鵬沒告訴我呢？當時為什麼不告訴我呢？他說，如果我將來有機會出去，有機會見李鵬，我要問他，你為什麼當時不告訴我，然後你「李鵬日記」里又這樣寫。
北京市長陳希同你有什麼權力調動烏魯木齊軍區、成都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的軍隊？你有什麼權力調動空軍，讓直升飛機在那裏飛？你有什麼權力調動坦克啊？所以現在把它縮小了，是不是掩蓋軍事政變的性質？據說上面有人看了這個書，找我談話的時候也點了這一點，說你怎麼這樣說。就是這一點看來戳到痛處了。
*趙紫陽是被軍事政變搞掉的嗎？*
解說：陳希同提到的這本「李鵬日記」曾經計劃在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但是由於中國官方的阻止，出版計劃最後胎死腹中。不過，市面上流傳着多個版本的《李鵬六四日記》。
金鐘（香港開放出版社社長）：其中有一條是最重要的。5月19日晚上黨政軍開大會宣佈戒嚴，在那天上午，鄧小平主持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高層會議。會議上鄧小平講「兩個司令部」，另外把趙紫陽趕下台以後誰來接班，這些都講得非常清楚。這個材料我們是在「李鵬日記」中第一次看到。他日記中有關於這個會議的非常詳盡的記錄。這個以前那麼多關於「六四」的書，沒有人寫到，連趙紫陽的回憶錄也對那個事情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講，中央開過這麼一個會，但是哪天開的，他時間都搞不清楚。
李肅：因為他當時已經不屬於決策層了。
金鐘：他已經被軟禁了。所以這個在我們看來，這是李鵬這本書的一個價值。他把這麼一個秘密公開了。
姚監復：李鵬承認這是軍事政變，因為他有兩點，李鵬日記透露：第一個是1989年前幾年的春節，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陳雲和鄧小平在上海討論怎麼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那就是你們三個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人，在討論把總書記要撤掉，這就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政變。
另外89年5月二十幾號，鄧小平讓李鵬準備開個「四中全會」前的一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鵬準備好時間以後給鄧小平匯報。鄧小平說，等一等，等軍隊進城以後才有把握，免得別人干擾。那就是明顯的是武裝政變。軍隊進城以後，中央委員也好，人大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誰也不敢說話了。
*禁書和盜版在中國*
解說：我們剛才說過，《李鵬六四日記》這本書並沒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陳希同、姚監復和金鐘一樣，已經把市面上流傳的《李鵬六四日記》看成是李鵬寫的日記。這些各種版本的《李鵬六四日記》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陳希同通過什麼途徑看到了這本書，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來到海外旅行的中國人常常把這類禁書偷帶進中國。
金鐘：中港這條線有鐵絲網，但是它有很多管道。比如那種貨車裏面的空間是很多的，邊邊角角的地方塞一包書也就過了。有些人就是用這種方法進去的，他也可以賺錢。
李肅：他這樣帶能是大批的嗎？
金鐘：當然不能大批，只能是小批量的，那就要看他的本事了，有些人走私，連汽車都能走私，對不對？何況是一包書呢!
李肅：中國大陸採取了什麼措施來嚴防在香港出版的禁書進入大陸？
金鐘：在香港已經出了的書，他們就攔阻、攔截，在海關上設防不讓你帶進去，但是海關的人員流量太大，你不可能每個人的大包、小包全部打開，就是為了一本書，他們防不勝防。你帶一本，我帶一本（就過了）。而且這個書一進大陸就很妙了。有一本進入大陸就一傳十，十傳百。我們也聽說過，也看到過，那個書傳到什麼地步呢？傳到那本書看得就像一朵花似的。
李肅：看爛了。
金鐘：是，看爛了。那個書完全合不攏，書的每一頁都翻爛了，都好像一個花菜似的。
戴晴（前《光明日報記者》記者）：我就有過一次，我在香港買了很多書。香港現在已經有那種小工作人員，因為便宜嘛，住在深圳，坐火車到香港來上班。都是他，背着大背包，給我背過去。因為他天天走，他們就不查他。我就要被攔下來。看看我的包，問問我，看看我有沒有什麼書。我那時侯，也有幾本書。我就跟他說，我是研究農業經濟的。所以現在我在香港就有一個「惡名」，說我過關的時候冒充農業專家。
*中國處處都有盜版禁書*
解說：不過，對於中國大陸的民眾來說，真正能夠接觸到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書的，畢竟還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數人是通過另外一種途徑讀到這些禁書的，那就是盜版書。《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從北京給我寫來一封電子郵件，說很多人打電話告訴他，中國到處都有《墓碑》的盜版書賣，甚至連新疆的克拉馬依、石河子，甘肅的白銀這樣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讀者說，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車上見過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說：「這是一本好書，大家要看呀！」
楊繼繩還說，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黃春秋》雜誌社對面的那條街上，就有《墓碑》的盜版書賣。書販子還跟他說，三里河那個高幹大院買的人最多，買書的都是白頭髮的老頭兒老太太，全是離休的高幹。
戴晴也是一位禁書的作者。她的一本文集在2009年發表，叫做《獨立記者》。她講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長經歷。從在大學學習導彈工程，到畢業後先後擔任軍事情報間諜和《光明日報》記者。從1979年到1989年，她總共出版了10本書。「六四事件」以後，她進了秦城監獄，作品也全部下架。戴晴說，這本《獨立記者》在北京就有盜版賣。
戴晴：後來他們告訴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還是在2010年「六四」前後就有了。賣得特別好，特別火，因為這裏面還有關於「六四」的事，我的入獄，在秦城坐牢啊這些。好多人告訴我這事。這書在哪兒賣呢？都是在中央機關、三里河，就是有幹部來來去去的那些地方。所以我說就這樣的書，它的對象讀者其實是這樣的人，在機關里工作的人。
解說：2012年底，《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來華盛頓錄制《解密時刻》節目。我們也談到了《晚年周恩來》在中國大陸盜版的問題。
李肅：在中國大陸有沒有盜版？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作者）：遍地都是。而且有人因為盜版我這本書被判勞教。人家工商執法隊對書商講，你盜版別的書我不管。你盜版這本書，一本我判一年。
李肅：這是政治任務了。
高文謙：這都是他們從北京回來，跟攤主聊天后傳過來的話。你賣一本判一年。
*禁書作者樂見書被盜版*
解說：對於現代人來說，保護知識產權已經成了一種理所當然的觀念。一般情況下，當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盜版之後，第一個反應就是要維權，要索賠，要打官司。但是當禁書作者們看到或者聽說自己的書被盜版以後，會是什麼反應呢？
我們剛才說到《墓碑》的作者楊繼繩，經常有人拿着盜版的《墓碑》找他簽名。他不但一概照簽，還樂呵呵地寫上一句：「正版書不讓進來，就看盜版吧！」
戴晴在北京看到了她的書被盜版以後，不但不生氣，反而還想幫助盜版書的出版商。
戴晴：有一次我正好在那邊辦事就過去了。我一看，在書攤兒上就擺在那兒呢。他們印的是大本，就是所謂的小16開，大32開這本。他們還把明鏡出版社改成中國的一個亂七八糟的出版社，有沒有我也不知道。反正裏面定價、書號什麼都有。
我就問他們：「這誰出的啊？」（書販）就問：「你要不要，要不要？」好像意思是你要多要我還可以便宜點。
我說：「你看看這是誰啊？」他（看看書，又看看我）說：「嘿，還真是挺像的啊！」我說：「就是我。」我說，你跟你們老闆說，你這裏錯字也太多了。我給你一個E-mail地址，你告訴我，我把電子版給你，你照出，愛出多少出多少。
我也挺高興的，雖然不給我錢，但是就沒錯字了。
他特猶豫，說：「那你就說吧。」把我的E-mail地址寫完了以後，說：「那你叫什麼啊？」我說：「你說我叫什麼啊？」他說：「哦，知道了，知道了。」然後他也沒有敢給我來信。
解說：英國華裔作家張戎和丈夫喬·哈里戴花了10年的時間寫了一本關於毛澤東的書，叫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在香港出版中文版沒多久，中國大陸就有了盜版。
金鐘：我有朋友（在大陸），我就委託他們給我們收集了好幾種我們的書的盜版。像張戎的那本書，有幾種盜版的版本，封面﹑內容都不一樣。有的就是用原來的照片，有些就全部改排。我們是直排的嘛，他們的全部改成橫排的簡體字，重新打過。
李肅：這還花了工夫呢。
金鐘：花了工夫，結果賣的還很便宜。我們(賣)100多塊錢的書，他們就賣二、三十塊，就這麼推銷。
李肅：你們遇到這種被盜版的情況拿他們沒辦法？
金鐘：完全沒辦法。張戎也對我講過，像她這種出名的書，(如果)在世界各國出現這種情況是有專門的公司，有律師會保障她的權利，一定要打官司，要交涉的。但在大陸沒辦法。張戎也笑笑對我說，那算了，就算幫我們宣傳好了。
*中國禁書在台灣受阻*
解說：說到《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這本書的出版還有一個故事。本來中文版計劃由台灣遠流出版公司發行，可是中間出了一段插曲，最後才由香港的開放出版社發行。
金鐘：張戎這本書本來她是很挑剔的，我跟她也是認識﹑相熟，但是出版之前我都不敢提出這個要求。
李肅：在你這齣？
金鐘：因為我們的實力比起台灣大實力的出版社來講當然不夠，我根本沒提這事。她就交給台灣「遠流」，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後來因為什麼問題呢？因為其中涉及到對國民黨將軍胡宗南的評價，胡宗南和中共的關係。張戎認為他跟共產黨是有聯繫的，不單是他，還有衛立煌，共有四個將軍。
當然張戎作家提出來是有她的根據。其它的文字(包括)英文版，法文版都已經出版了，都保留了。但到了中文版來到台灣出版，就受到胡宗南的兒子胡為真（的壓力)，他是(台灣)國家安全局的首長。他就出來抗議，當然還有國民黨的一些胡宗南的部下一起來起鬨。給這個出版社施加壓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了出版合約。
解說：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曾經實行嚴格的書籍審查。從日據時代的日文書，到任何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沾邊的，乃至留在大陸，沒有和國民黨軍隊一道遷往台灣的學者的書，一律查禁。
直到1980年代初，隨着社會的逐漸開放，台灣的書籍出版才慢慢解禁。80年代中，台灣解嚴，開放了黨禁報禁。
今天的台灣，是一個相當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然而台灣與大陸的特殊關係仍然對出版界有着特殊的影響。
金鐘：台灣確實有一種趨勢，就是說他們和大陸的關係比較靠的近一點，他們不想在這方面找麻煩，尤其是台灣的統派。你知道台灣一個統派，一個獨派嘛。藍營和綠營。這個藍營，馬英九是藍營，是統派的總統。當然他說，他要做全民的總統。但是在兩派中間，在出版業中間，統派的影響還是比較大。
解說：1994年，毛澤東20多年的貼身保健醫生李志綏所著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台灣出版時就遭遇過審查。
金鐘：李志綏的這本書的中文版是在台灣出的，中時出版社出的。有一次，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著名大教授余英時教授，在《中國時報》寫了很長的一篇文章，就說到這本書其中一個情節，是什麼呢？是有關鄧小平的。
鄧小平在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他打桌球時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所以他沒參加廬山會議。他在休養時，李志綏（按照）毛的指示，派了毛的兩個女護士去照顧鄧小平，後來有一個女護士肚子大了，聽說就把她打發回老家了。就這麼有關情節，這個主角當然是鄧小平了。在英文版中有，但是中文版中就沒有。我們只看中文版的就不知道這個故事。但是余教授很專業，很用心的，他是中英文對着看的，就發現(在中文版里)這個情節沒有了。為什麼呢？因為94年鄧小平還在嘛，怕得罪鄧小平，這是很明顯的事。
*笑話也被禁*
解說：《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也好，《晚年周恩來》也好，這些嚴肅的書籍被禁，我們還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網上的笑話，有時也會遭禁。姚監復曾經給我們講過一個笑話。他說，他講的這個笑話實際上是文革後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給他講過的一件真事。
姚監復：有一個笑話是真實的故事，是紀登奎告訴我的，紀登奎不當常務副總理，就在我們農研室當研究員了。跟他一起出差的時候，他告訴我的。我們經過貴州，他說，貴州的第一任革委會主任叫李再含。周恩來總理讓我調李再含開會時的講話錄音審查。審查以後發現講話錄音內容沒什麼問題，基本上都是重複中央的《人民日報》精神。就是喊口號時候，一般是喊兩個口號，他喊了三個口號，第三個口號有問題。最後結束的時候，一般文化大革命喊：敬祝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第二個就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他加了第三個，祝貴州的「小月亮」李再含主任的身體永遠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比較健康！！！
記者：真的假的？
姚監復：真的。我說給他處分了沒有，他（紀登奎）說沒有。他說，後來想想，你們是北京的紅太陽，他（李再含）就是個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貴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錯啊。你們萬壽無疆，永遠健康，他才比較健康，這不能算錯吧。但是你沒有資格就第三個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李再含，因此以後不准再喊了。
我說完以後，吃飯的時候，朱厚澤在場，朱厚澤笑完以後說，老姚你瞎編的，我當過貴州省委書記，我怎麼沒喊過永遠比較健康啊？我說，這是67年上海奪權以後，全國實行的。你那時候幹什麼？他說，我勞改。我說，你勞改，你沒權利祝萬壽無疆啊！
結果旁邊一個縣委書記，沿河縣的縣委書記，貴州的，說，朱書記，老姚說的是對的。我們那時候開幾萬人的大會，都是很嚴肅地祝李再含身體比較健康！比較健康！！比較健康！！！他說，還有呢，我們縣革委主任，以為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統帥永遠健康，省里是比較健康，那我縣裏呢？我也得喊一個，我說省里都比較健康，你縣裏喊什麼？他說我們那時候就喊，祝貴州省沿河縣革委會張三主任身體勉強健康！勉強健康！！勉強健康！！！這是真的。所以我就寫到我的笑話集裏了。
我在網上寫了一個50個笑話的笑話集，最後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們機關黨委書記，書記警告我，說安全部門告訴我，你在網上寫笑話，安全部門警告我說，不准你姚監復再在網上寫笑話。我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沒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准在網上寫笑話呀。我說這本身不就成了一個笑話了嗎。他說，你寫笑話不是一般的笑話。叫我不要寫。
有一個人說了，老姚，把你這笑話收集起來，咱們印一個《姚監復笑話集》，我說你要印出來又得成為禁書了。哈哈。
解說：2013年5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監復的新作：《姚監復政治笑話集》。
*莫言抵制禁書作者*
解說：如果說，官方對禁書和禁書作者的打壓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的話，一些作家對禁書作家受到壓制所表現出來的冷漠更讓人感到世態炎涼。
德國的法蘭克福書展是全世界出版業的盛會。法蘭克福書展有個傳統，就是每年邀請一個國家作為主賓國，在書展上大力推廣這個國家的文化。在2009年的法蘭克福書展上，中國第一次成為主賓國。中國非常重視這次展示形象的機會，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親臨書展開幕式，中國還派出了一個陣容強大的代表團，其中包括作家莫言，就是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
法蘭克福書展的主辦方也挑選了一些他們認為的優秀中國作家，邀請他們到德國參加研討會，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詩人貝嶺。這兩位持不同政見的作家獲得邀請,讓中國官方很不高興。
戴晴：結果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拖時間，把我的邀請信退回，把我的飛機票給取消。我這人，這會我也無所謂，但你不讓我去，我當然要去了。我就去了。
到了會上以後，德方的組織者在德國傳媒和德國社會的壓力下覺得不應該這麼對待我。於是就給了我10分鐘，說你可以到台上正式去講講這是怎麼回事。我就答應了。我講這番話的主旨，因為本來中方的喉舌已經把我罵成敵人，說絕對不能邀請這樣的敵人。我就想，既然已經來了，我終於來和你們坐下來一起開會了。我就覺得中方真是一個進步。中方同意了，也就是他們在某些問題上是可以讓步的。這個才是現代社會最主要的特點。我就想上台誇誇他們，說你們還是有進步。
結果沒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國代表團，前三排，人家退場了。一看就剩一個人，就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秦暉，只有他一個人還坐在那兒。都退場了，莫言就是其中的一個，就是抗議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上台了。可是我是中國公民啊，我是作家啊，我是可以在台上講講我的經歷的。
解說：當時也在現場的貝嶺後來回憶說,那真是一個戲劇性的場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講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臉、一聲不響地隨着政府官員和官方學者們集體起立，魚貫離席。他轉述莫言的話說，我退場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是中國作協和新聞出版署邀請出來的，我是中國代表團的一員，我就當然只能夠按照領導的指示退場。
其實，身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莫言，其作品不乏對中國歷史、現實社會的尖銳批評。小說《酒國》描繪了共產黨員燒烤吞食嬰兒；《天堂蒜薹之歌》揭示了中國尖銳的官民矛盾。莫言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的命運更是大起大落，1995年出版後一度成為禁書，兩年後又獲得中國文學界的大獎。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說《我們的七叔》三次送審卻沒有通過。
戴晴：我想講的就是，莫言的行為和1989年以來所有一連串的，從新聞出版總署，到最後審稿的編輯，他們的行為都是一樣的。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黨保持一致的話，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這個體制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處，於是他就採取這個辦法。
解說：就在那次法蘭克福書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從小他父母對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一定要少說話」，因此他後來寫作時並沒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謨業，而是用了一個筆名--莫言。
莫言：就是「不要說話」的意思。
解說：從某種意義上講，莫言也算是「禁書作者」了。他對戴晴和貝嶺的冷漠態度使我想到了德國牧師馬丁·尼莫勒(Martin Niemoller)。馬丁·尼莫勒曾經支持納粹領袖希特拉，而且發表過反猶太人的言論。後來，他反對政府對教會的控制，開罪了希特拉。希特拉親自下令將他送進納粹集中營。他在那裏被關押了八年，而且險些被處決。1963年，馬丁·尼莫勒公開對自己曾經有過的反猶太觀點道歉。不過，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流傳於世的詩句：
起初他們追殺社會主義者，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者；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接着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
最後，他們沖我來了，
這時已經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我們今天談的中國禁書逸聞軼事，從根本上說，就是言論自由受到壓制和侵犯的問題。我想，馬丁·尼莫勒的話提醒着我們每一個人。當他人的言論自由受到侵犯時，如果我們不為他說話，那麼在我們的言論自由受到侵犯時，誰會為我們說話呢？我是李肅，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