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8日，微博傳出消息，庹震已經和《南方周末》編輯部談妥條件，「取消對南方周末的事前審查，總編黃燦去職;明日上班，後天報紙正常出版」。很多網友都認為在中共體制內也最多就是做到這一步了。
1月6日，《南方周末》的總編黃燦就開始主動替庹震背黑鍋，攬下南周事件責任。1月7日，「南方周末新聞職業倫理委員會」發佈一封公開聲明，指南周事件是總編輯黃燦和副總編輯伍小峰在上級壓力下的違規操作。
黃燦也是十分冤枉，在整個修改新年獻詞的過程中，黃燦只是執行廣東省宣傳部的命令。黃燦也曾經給宣傳部反映過編輯們的反抗，但是都被宣傳部給駁回了。
在推特上傳聞，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找到王岐山替《南方周末》求情。這個妥協的結果可以說是民眾的壓力和黨內規則的結果。習近平想要「法治中國」，他碰到的第一個反對者就是體制內的宣傳部。這個事情要是「依法治國」，就應該控告中宣部干涉新聞自由的罪行。
這件事最後確實按照中宣部的命令運作。中宣部的密令是「定性為意識形態鬥爭;嚴重挑戰黨管新聞工作的底線;要加強對微博的管理;有境外勢力參與;廣東的事廣東自己解決」。這麼多中國民眾的努力沒有改變中共控制新聞的本質，只是為《南方周末》爭取了一個「取消事前審查」的一點點寬鬆。
這件事情之後，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需要什麼」。反腐、異地高考、廢除勞教制度，很多人都在說中國需要改變的地方很多。但是，這些卻不是我們根本的需要，這些只是表面的需要。我們真正需要是「自由」!中國人有遷徙的自由，就不會有「戶籍」;有言論自由，就不會有「南周事件」，腐敗就會被暴露在陽光之下;有信仰自由，就不會有迫害法輪功、基督教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