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換屆的大多數海外報道，都專注於預測新領導層會有哪些成員，並試圖推測他們將帶領中國走向何方。這是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那些雄心勃勃的人都把自己的政見藏了起來，以防犯下可能導致壯志落空的錯誤。但是，此次換屆有一些顯而易見的結構性特點，而且也會對中國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領導共產黨的政客們正在打造相應進程，以便在挽救黨的同時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以下將簡要介紹，中國現任領導人在本周的選拔程序中將要做出的幾個艱難選擇。
領導層換屆是專制政治體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中國面對的最大政治 挑戰是，如何在缺乏公開合法的領導層選拔程序的情況下，進行最高層的權力交接。多數專制政府的倒台原因都是領導層內訌，而非民眾暴動。伊利諾伊大學的政治 學家米蘭・什沃利克(Milan Svolik)稱，1946年到2008年間倒台的獨裁者當中有三分之二都是被內部精英所推翻。近期的薄熙來事件，以及黨內在如何懲罰他的問題上產生的明 顯分歧，已經使得黨的領導人格外擔心內訌的危險。如果他們沒能在這次換屆過程當中妥善完成權力瓜分，黨可能撐不過未來十年。在下一次國內或國外政策危機到來之時，特別是在危機引發公眾抗議的情況下，頂層的激烈較量可能會變成公開鬥爭。 中共領導人仍然記得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教訓：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瀕臨崩潰的並不是抗議活動本身，而是領導層對於如何應對抗議的分歧。
中國的政治遊戲規則 瞬息萬變，因為共產黨要奮力維持精英階層的團結及群眾支持，而市場經濟以及與外界更加緊密的聯繫已為社會帶來了劇變。毛澤東過世後，鄧小平試圖穩定黨的統 治，方法是把任期限制和強制退休變成制度。2002年，共產黨讓時任黨總書記的江澤民卸任，這是一個重要成就，第一次實現了共產黨主要領導人的和平離職。 胡錦濤也會遵循先例，在任滿兩屆之後卸任，這一點沒有人真的懷疑。然而，在你爭我鬥的過程之中，中國政客一直在翻來覆去地更改規則，多數規則既不成文，也不曾公開宣佈。他們有時會擴大約有24個成員的中國最高統治團體政治局及其核心機構政治局常委會以平衡不同派別的勢力。進入政治局的年齡上限漸漸放低，現在是67歲，領導人們通過這個方便好用的招數來摒除對手，並減少合格競爭者的數量。
最高領導機構的規模
希望中國恢復經濟改革的人都應該密切關注，領導集體是否會由九人減少到七人。政治局 常委會以集體決策的方式統治中國，這一管理機構每周開一次會。2002年，常委會的規模由以前的五人、六人或七人擴大到九人，每位成員負責一個具體的方面 (經濟、立法、反腐、國內安全、宣傳等)。
規模較小的領導集體會提高高層決策過程的效率和效力。中國按照一致通過的原則制定政策，如果頂層領導都沒有意願或能力做出最終決斷，這個體系將會停止運行。在 這個方面，黨總書記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都因為領導乏力而招致了國內的惡評。誰也不希望中國出現又一個能夠貿然推行大躍進或文革之類莽撞計劃的毛澤東式獨裁 者。但是，挑戰在於締造一個領導集體，並讓該集體能夠以高效權威的方式遏制黨政軍三方那些各自為政的利益團體。過去十年裏，這些利益團體一直在操控國策以 謀私利。
規模較小的政治局常委會應該可以更好地對抗既得利益，進而嘗試亟需的經濟改革，也應該會傾向於更加穩定明智的外交政策。
但是，將金字塔頂層 的人數縮減為七人會加劇權力瓜分的問題。現在，權力僅次於政治局常委會的20人政治局當中有八位成員的年齡符合提拔要求。如果常委會只有七個席位，那麼除 習近平(下一任總書記)和李克強(下一任總理)已經佔據的兩個席位之外，這八位角逐者中只有五人會得到任命。(還有可能，一顆格外耀眼的新星從政治局之外 直接升入常委會。)壯志落空的的三個人會默默地湮滅在政治荒漠中嗎?還是會產生不滿情緒、像薄熙來為晉升造勢的時候那樣去爭取大眾的支持呢?由於缺少公開公正、有約束力的選舉過程，失意者出現不滿情緒的風險就更大了。
國內安全和宣傳事務領導的級別
關注中國人權、法治和新聞自由的人應該注意，國內安全和宣傳事務的負責人是否會被降到政治局一級，而不是繼續出現在常委會裏。
過去十年中，這兩個負責控制的官僚機構一直在誇大群眾騷亂的威脅，以便爭取更多預算，擴大自己在社會上的勢力範圍。中國社會學家以及其他批評者抱怨，這種所謂的「維穩」活動正在把中國變成一個只會拒斥公眾的警察國家。正當法律程序幾近完全喪失，原因是最高法院、司法部以及基層法院都聽命於安全事務首腦周永康手下的中共政法委員會，周永康已經成為中國最有權力的人物之一。在 宣傳事務首腦李長春的治理下，中國實施了大範圍的審查行動，封鎖並過濾那些對其他任何人來說都似乎無傷大雅的網上信息，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如果把這 兩個部門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將是一個重大信號，表明其他領導人願意挑戰這些強勢官僚機構，藉此改善黨的聲譽。這也會增加中國實施相關改革、賦予法院 和媒體更多不受共產黨干預的自主權的可能性。
外交政策領導層
關注中國在氣候談判、中美關係以及與鄰國領土爭端當中的表現的人應該留意，中國對外政策方面的最高官員，亦即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是否能夠躋身政治局，獲得更大的權力。
中國尚未在世界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以 目前狀況而論，中國對外政策方面的高級官員缺少對該領域的管轄權，原因是各種機構和國有企業把這個領域擠得滿滿當當，都在推銷自己的議程，稀釋了外交部的 權力。這個領域的首腦只是有着300多名成員的中央委員會當中的一名普通成員，政治級別與普通的部長或將軍一樣。難怪在任的外交首腦戴秉國抱怨，當九個非 軍方海事機構、國有能源公司以及人民解放軍海軍擅自進入南海並引起亞洲鄰國憤怒的時候，他試圖對它們進行約束，但卻無人聽從他的號令。
如果 中共領導人已經意識到，必須以更有效的外交政策來控制中國挑釁行為所帶來的日益 強烈的反作用，他們就應將下一任對外政策首腦晉升為政治局委員，就像20世紀90年代的錢其琛那樣。習近平需要負責的事情太多，無法獨力協調外交政策。正 因為此，在大多數其他政府中，外交部長都是最重要的內閣成員之一。
黨和軍隊領導
任何了解中國軍隊快速現代化，擔心近來出現的軍隊不服從命令跡象的人應該密切關注胡錦濤卸任共產黨總書記之時，是否還會讓出軍委主席職位。
2002年，其他領導人通過允許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職位直至2004年，幫 助他順利退休。兩個分開的權力中心並存的局面——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但江澤民繼續對軍隊發號施令——讓包括軍隊官員在內的整個高層都很不安。尤 其是在外交和國防問題上，沒人知道究竟是誰在掌權。兩年後，江澤民終於卸去軍委主席一職並將其移交給胡錦濤。但很多消息稱，江澤民利用這兩年過渡期鞏固了 自己在人員任命和政策決策領域的個人影響力。
很多中國批評者把胡錦濤時期政策過程的不穩定性歸咎於他在江澤民後續影響力的陰影中 不能完全堅持自己的主張。如果胡錦濤同時卸去所有職務，這將強化他在促進共產黨執政制度化、清楚界定民權高於軍權上所留下的政治遺產。但這也會讓他自己、 他的盟友以及家人在反腐敗調查面前失去一部分保護層，這種反腐敗調查在毛澤東以後的時期成為了高層競爭的一種手段。
挑選領導人的程序
有些人關注的是共產黨統治的脆弱穩定性，對他們而言，影響最深遠的問題是，此次是如何挑選領導人的。如果在煙霧瀰漫的決策會議室里的高層領導無法達成一致，那麼他們會選擇讓中央委員會首次通過選舉產生新一屆領導人嗎?
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一結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就會舉行會議，投票選出新一屆領導班 子。根據中國共產黨的黨章，由300到400名中央黨政官員、省級領導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將領組成的中央委員會有權選舉坐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領導 人，其中包括總書記。然而，時至今日，中央委員會還從未在候選人上有過真正的選擇餘地。相反，少數高層領導通過秘密且高度集中的程序定下候選人名單——候 選人數量和空缺職位的數量相同——中央委員會的成員一直只能老老實實地投票，讓這些人正式當選。
最神秘的事情之一是，那間煙霧繚繞的房間裏都有誰?大部分觀察人士認為，核心成員包括現任領導(胡錦濤)、下一屆領導(習近平)和前任領導(江澤民)，不過可能也會徵求政治局常委會的其他一些現任和前任成員的意見。
圍繞着誰出任什麼職位會進行討價還價，而要了解這一切基於什麼，便出現了另外一個讓 人迷惑的地方。許多人認為，談判的核心是在個人派系之間分配職位。個人派系是指效忠於不同的高層政治人物的官員和這些政治人物的同事、老鄉、校友及其鼎力 提拔的門生的關係網絡，比如江派和胡派。其他一些人則認為，現如今，諸如國有企業和國內安全機構這樣的利益組織之間的平衡比派系平衡更重要。
在1993年的《中國經濟改革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書中，我把中央委員會稱作「篩選人」(selectorate)。這是一些精英選民，儘管他們從未真正行使過選舉領導人的權力，但他們的偏 好卻不得不被考慮在內。決策會議室里的政客們不確定，中央委員會裏的官員是否會在什麼時候鼓起勇氣說不。在前蘇聯的歷史上，中央委員會曾兩次否決了官方提 名的高層職位人選。如今的越南共產黨(Vietnamese Communist Party)也會在中央委員會內部進行差額選舉，選出領導人(得票最多的人出任總書記，得票數名列第二和第三位的人分別出任政府總理和國家主席)。
為了避免「篩選人」失控，中共會進行非正式的調查，收集中央委員會成員的偏好信息。 這樣的調查分別在2007年黨代會之前和幾個月前進行過。然而，高層領導不願真正放棄他們對選拔過程的壟斷。畢竟，那意味着他們將喪失任免權，退休後自己 以及家人擁有的保護也少了，並會引發一股難以預料的趨勢，即黨內外的公開政治競爭。這正是為什麼他們從未宣佈過調查結果，也不接受調查結果的束縛。
非正式調查還只是代表着邁向滿足黨內民主需求的一小步。過去20年來，黨內民主的呼 聲日益高漲。倡議人士中的許多人都服務於中共的智庫機構。他們稱，在黨內實行差額選舉將改善黨管理社會的能力，並將在更大範圍內帶來和平的民主化進程。自 1987年以來，黨代會通過投票選出了中央委員會成員，選舉中的候選人數量略微多於應選出的成員數量。2009年9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發佈的指示明確呼 吁，要在黨內進行更具競爭性的選舉，由此引發了外界對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選舉的預期。
如果 中共領導人在煙霧繚繞的決策會議室里就新一屆領導集體 的構成陷入僵局，如果他們想降低不滿的失意者可能會製造麻煩的危險，以及消除中央委員會可能會和他們對着幹的一點點可能性，現在可能正是他們將選擇權交給 中央委員會並成就自己黨內民主設計師美名的時候。制度變革就是這麼產生的，靠的不是宏偉的設計，而是關注自身利益的政客通過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博弈來實現 的。如果他們這一次還是緊緊抓住過時的辦法不放，秘密分配權力，那麼這種分配方式可能會在未來十年內瓦解，並導致中共的傾覆。
Susan L. Shirk是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國際關係和太平洋研究學院21世紀中國項目負責人、中國和太平洋關係教授。本文最初以英文發表於中參館(ChinaFile)，這是紐約亞洲學會中美關係中心最新出版的在線雜誌。
翻譯：梁英、張亮亮、陳亦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