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去世後，他在老家農村種地的親哥哥趕往北京奔喪，沒有買到坐票蹲在車廂接口處，想起親弟弟不禁抽泣，列車員經過問何故，他大哭道：「我弟弟胡耀邦死了。」列車長大驚，趕忙安排臥鋪。（2010年4月17日《羊城晚報》）
「舅爺當總書記時，親戚沒一個農轉非」
左為曾維信，中為曾德盛，右為曾維信兒子曾垂海。
2011年07月01日
晶報記者吳建升/文高雷/圖
胡耀邦(1915-1989)，是現代化中國繞不開的一個名字。而他的清廉，更是有口皆碑。當年，他的哥哥為他奔喪卻買不到火車票；他的侄子至今仍在深圳街頭賣報。立德、立功、立言，他是幾代中國人景仰的楷模。他的一生有寫不完的話題——
在深圳梅崗路口有一個書報亭，它的主人——湖南瀏陽人曾維信已在深賣報17年。鮮為人知的是，曾維信的奶奶胡菊花，是胡耀邦的親姐姐。29日，記者趕到書報亭才知道，曾維信和父親曾德盛已於兩年前返回湖南老家，報亭目前由他妹妹和妹夫代為打理。遠在湖南的曾維信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他回老家是想做點小項目，目前還正在進行，報刊亭算是他在深圳的基業，他不會放棄。提起他按家鄉習俗稱為舅爺的胡耀邦，他說：「我舅爺是個倔老頭！」
跟瀏陽縣「約法三章」
「我奶奶比舅爺大好幾歲，舅爺是我奶奶從小抱大的，他們感情深着呢。」曾維信說，舅爺胡耀邦在家排行老九，是九個姐弟之中最小的一個，奶奶胡菊花是耀邦的三姐。舅爺13歲那年跟秋收起義的紅軍走了，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回老家。「聽我父親講，舅爺當時也沒回家看，住在區政府，我爺爺奶奶帶着我父親到區政府跟舅爺見了一面。」他說，「那時農村生活很困難，我父親曾給舅爺寫過一封信反映情況，舅爺當時對他們說：你們是我的家人，要體諒國家的困難，要顧全大局，要多種棉花，要一步一步來。要想生活過得好，主要還是得靠自己。」
胡耀邦外甥、曾維信的父親曾德盛說，1983年他曾去北京找過舅舅。那次曾德盛在北京呆了9天，胡耀邦安排警衛人員帶他逛了天安門廣場、故宮等風景名勝，還專門帶他去坐了地鐵。走時特意給他買了一件新襯衫，舅媽李昭幫他買好票，並且親自把他送到火車站。
「放在封建社會，我們也算是皇親國戚，但其實沒沾過一點光。」曾維信笑着說，1980年舅爺出任總書記後，當天就給瀏陽縣打電話「約法三章」：其一不開慶祝大會；其二不得因此而在鄉里大興土木；其三不許掛他的像。
親戚沒辦過一個農轉非
1986年，曾維信的姐姐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就到北京去找胡耀邦，想讓安排個工作。恰逢給胡耀邦當了14年貼身警衛的某同志的女兒也來找胡耀邦，明確提出要請老領導幫忙給找份事做。胡耀邦和藹地對警衛員之女說：北京大批知青返城找不到工作，其中有的還是大學生，你又沒有一技之長，找工作確實很困難。「然後舅爺拍着我姐的手對警衛員女兒說，你看她是我親外甥的女兒，也是來找工作的，但我不能夠用我的特權，她在這裏玩幾天，過些日子我還送她回湖南老家。年輕人應該學會自力更生艱苦創業。你爸爸近來身體可好，告訴他我很想念他，請他有空來北京玩玩，你們來一次北京也不容易，我安排你們四處走走，感受感受首都的變化，工作其實在哪裏都是一樣的。」
「舅爺那麼一說，我姐姐也不好意思開口要工作了。」曾維信苦笑着說：「從我姐姐以後，我們這些親戚家人再沒對他抱過任何幻想，舅爺當總書記那些年，親戚朋友沒辦過一個農轉非。」
舅婆誇我自食其力有出息
1994年，27歲的曾維信南下深圳打工。「當時聽說有老鄉在深圳賣報紙賺了錢，我也就試着去干。」曾維信說，頭4年，都是批發報紙沿街叫賣，最開始經常去華強北那些人多熱鬧的地方，發現人流量大的地方競爭也大，不但有報亭，也有好多沿街叫賣的對手，賺不了多少錢，後來就到那些新開發的小區去，結果生意越來越好。
1998年8月的一天，深圳特區報記者得知曾維信是胡耀邦同志的親戚，竟在深圳當賣報郎，覺得不可思議，報道了此事，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深圳市郵局的一個領導聽說後，專門找到了他說：「我們在華富村口剛好建了一個報亭，目前還沒有租出去，你如果願意要就租去吧！」曾維信以1800元的月租租下了這個報亭。後來他把父親曾德盛也接到深圳，父子倆一起打理報刊亭。
2000年初，西湖賓館一位領導也照顧曾維信，把賓館紅線內一塊地方給他做報刊亭。憑着當賣報郎，曾維信於2000年底，買下了一套價值40餘萬元的住房。
曾維信一直有個心願：去北京舅爺家看看。1999年國慶，他去了北京，雖然舅爺胡耀邦已不在，舅婆李昭熱情接待了他。聽說曾維信在深圳賣報，李昭連聲誇他自謀出路，自食其力，有出息。「從那以後，我隔一段時間就去北京看舅婆，去年還去參加了她88歲生日。」曾維信說，飲水思源，他今天能過上小康日子，得感恩深圳這座城市給了他機會，感恩特區報、郵局，感恩所有在深幫過他的人。後來他在西湖賓館的那個報攤，因為城市改造給拆了，現在他最大的心願是，有一天在那裏的報攤能重新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