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經濟「高速」發展的實質
重慶經濟發展是薄熙來及其吹鼓手津津樂道的「重慶模式」的最大亮點。表面看來，據稱其2011年地方財政收入1508億元，增長51%，而生產總值接近1萬億元，比2010年增長16.5%，增幅躍居全國第一。實際情況如下：
1、「重慶模式」是靠行政手段壓低了融資成本、生產要素成本、土地房產成本、物流成本和稅負成本，在銀根緊縮的情況下通過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融資數千億，政府聚斂財富，融資實現了高達7600億的固定資產投資。「重慶模式」是由「八大投」完成75%的地方基建，形成了強勢的政府主導格局。
2、另一方面則是把玩土地和金融，掠奪民企資產，再拉巨額銀行債務支撐短期基礎設施和民生建設，繼續大搞傳統計劃經濟發展模式和土地財政。
3、2011年重慶GDP總值近1萬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近30%，而經濟增長僅為16%，可見高額投資屬不計效益的低效投資。
4、在經濟增長僅為16%的情況下，政府財政收入則大幅增長達50%，且政府收入增長遠高於民眾所得增長，是政府聚斂財富，而民生項目則是「寅吃卯糧」，最終仍然要由百姓買單，薄氏宣稱共富和民生完全是欺人之談。
5、表面上，「十二五」期間重慶市財政在基本公共服務投入的資金總量主要用於改善城鄉居民的教育、衛生、社保、住房和出行等方面的條件，讓市民共享公共財政的陽光方面。對此茅于軾提出質疑，重慶大力發展國有企業，國進民退，恰好是降低生產效率的一種方式。在這種情況下你哪來那麼多錢搞民生給大家做好事呢，很可能是靠向銀行舉債。事實的確如此。「重慶模式」整個經濟運作都是靠政府主導的經濟項目，憑藉以地方債務平台為核心的城市經濟運作模式，拉動 GDP，大搞具有短期內爆發力的政績工程。這種經濟運行結果使目前重慶市政府的債務總額已高達5000億元，相對於1000多億的財政收入，實際上政府已經入不敷出，幾近破產，證明這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也恰恰是很多官員所熱衷的中國特色權力經濟的功利主義。
薄熙來的動機和目的和手段
薄熙來對現代民主法治的文明政治毫無概念，缺乏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目中沒有民主法制，只有自己在一大批受文革極左思潮洗腦而深受其害的底層民眾之上戴着「清官」面具的長官意志。在入主重慶時薄熙來自恃高才疾足，認為天降大任於己身，欲登堂拔幟，縱橫天下，想當毛澤東那樣的救世主，一舉解決中國社會問題。正當民主法治政治改革處引而不發之勢，薄熙來對改革一度處於僵局的形勢發生誤判，一方面揣摩上意，認為改革陷入僵局很可能是因為上層喜歡文革極左那一套，可以投其所好，將極左進行到底；另一方面，向下俯察民情，迎合兩極分化導致部分底層民眾的偏激心理和對腐敗的仇視心理，認為毛氏發動群眾的人治路線正好迎合工農大眾。他受封建統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傳統觀念的驅使，精心設計了背離民主法治的「重慶模式」，欲以此先取民心，後得天下。
薄熙來搞「重慶模式」自塑造毛澤東巨型雕像和唱紅之日始，大搞背離民主法治的唯意志論加功利主義，用人治手段推行人治路線，其人治大手筆仍然是打造強勢的政府主導格局。薄熙來以毛氏人治路線執掌政局，仿效文革重新推出毛澤東治國理念，確定了自己搞「重慶模式」的政治路線，其特點是繼承文革政治遺產利用人治方式急功近利地走民粹路線，政治上輿論先行，大造聲勢，用人治方式運動式打黑，運動式唱紅，經濟上大搞權力經濟和背離市場經濟的小計劃經濟，急功近利，由政府主導的追求短期效益的經濟發展，同時宣傳上動用公帑收買孔慶東、司馬南等民間激進人士為自己理念推出的「重慶模式」宣傳造勢。整個「重慶模式」 都是全方位地調動公共資源實行全方位的人治路線，以「文革」政治運動的方式來治理國家，煽動民粹仇富情緒，極左專制，運動治國，企圖用「重慶模式」的強權政治挑戰中央改革開放的既定方針，與中國歷史上即將進行的這場最重大的政治改革唱對台戲，違背中國文明進步的歷史發展方向，完全是倒行逆施，從頭到尾充分體現了薄熙來的唯意志論和功利主義特色。
根據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動機效果同一性原理推究而言，可以看出薄熙來大搞「重慶模式」運動的行為動機完全基於個人野心的權力欲，是在十八大之前暫短的有限時間內，企圖用經濟發展的急功近利而產生爆發力的短期政績工程為自己鎖定的既定政治目標鋪平仕途，爭取十八大上位入常，最終實現文革體制，謀取權力寶座，將可能導致中國萬劫不復的絕對權力發展到極致，自己可以像毛澤東那樣成為民眾領袖穩坐江山，統御天下，傳承萬代。可見「重慶模式」並不是利國利民的政治改革，而是對絕對權力的人治路線重蹈覆轍，乃是薄熙來以十八大為進取目標的一整套有綱領、有組織、有預謀、有戰略規劃時間表的政績工程陰謀活動。因此薄熙來既不是改革家，更不是政治家，而是權欲薰心的唯意志論的野心家陰謀家和急功近利的機會主義和功利主義政客。
如果薄熙來真正是為國為民，他就應當知道，真正的政治家首先應當具有社會發展的遠見卓識，能夠認清並順應歷史發展的方向，妥善地滿足社會需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中國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不從體制入手進行民主法治的政治改革而實行人治路線，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社會問題，反而會使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災難之中。實際上薄熙來的成敗都離不開體制，所謂成也體制，敗也體制。薄熙來假如有民主法治觀念，就能與時俱進，在重慶搞小規模的民主政治改革試驗，搞財產公示，民主監督，法制管理，必然躋身偉大的中國政治家前列。可惜他囿於體制傳統政治觀念不能自拔，濫用權力，走上文革的歪門邪道，也可能正是他本質決定他濫用權力實現一己私利的最終目的，如果真相調查結果出來，完全可能證明他本質上就是這樣一個大貪官。
綜上所述，薄熙來的「重慶模式」再次證明阿克頓勳爵（1834—1902）所說的「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句名言已經成為經過無數次實踐檢驗而不斷證實的世界公理。如其所言，中國所有問題都是權力惹的禍。這種絕對權力恰恰是中國特色的體制弊端。中國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正在於此，用民主法治取代集權人治作為政治改革目標已經成為朝野的共識。隨着運動唱紅的沉寂，《薄熙來之歌》已成絕響，但紅歌仍然是百姓的娛樂活動內容之一，但意在娛樂，屬於人們的自由活動，而不是被精神控制所操縱。而「重慶模式」將隨《薄熙來之歌》成為過眼煙雲，成為中國改革的歷史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