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西藏不斷發生僧侶自焚抗議的悲劇。3月23日，人民網指達賴喇嘛煽動藏人自焚並向藏民傳播納粹思想。此前中國衛生部官員承認中國的器官移植供體來自死刑犯，讓人聯想到法輪功多年來的指控：器官移植的供體有不少來自不明不白死去的法輪功學員。所有這些都讓人清晰地看到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中國政治與宗教的衝突達到前所未有之緊張程度，而且這緊張不限於法輪功，還包括藏傳佛教、新疆的伊斯蘭教，以及中國的基督教家庭教會與天主教。
面對這些矛盾，無論是北京當局還是中國人（指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幾乎很少有人能夠從宗教與社會之間的結構功能關係這一角度理解。大多數漢人都在想：我們給了少數民族許多經濟上的幫助與政策上的優惠，為什麼還會出現這種情況？至於對待法輪功，許多人乾脆除了重複北京宣傳的那種「邪教」說，甚至不願意多花點時間傾聽一下其呼聲。這種內涵上與官方相近的態度，源於中共政治與宗教之間那種與生俱來的緊張關係。
西方的文化學者一直將宗教視為「解讀人類文明的鑰匙」，很重視研究宗教文化。但中國對宗教的態度卻完全不同。1949年以後，中國的宗教生活曾被禁絕，宗教研究也陷於荒廢。我在大學時曾專門選修過《世界三大宗教》這門課，但內容很淺，其宗教史觀主要是馬克思的「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這一理念的闡釋。對明清時期非常興盛的民間宗教，我本人了解也是由淺入深，隨着對史料的接觸逐步了解的。根據我自己的閱讀與思考，中國政治與宗教的緊張關係，需要從三方面加以理解：
一，來自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但這點必須分成兩個層面分析。
第一個層面：歷代王朝雖尊儒，對佛教道教始終持容忍態度，儒佛道三教均被視為正統。雖然曾發生過「三武一宗」四大「滅佛」事件——這些「滅佛」事件的原因有文化的，比如信奉儒學的士大夫們反對。但更重要的是經濟上的，因為寺院僧尼不事生產，不納稅賦。但當時滅佛造成的緊張與恐怖遠非今天中共政府禁絕法輪功可比，即以死亡人數最多的唐武宗「滅佛」為例，整個過程因各種原因死亡者約300人。北周武帝宇文邕只是強迫幾百萬僧尼還俗，並未強迫他們改變信仰，在家當居士也一樣可以信佛。周世宗更文明，只是規定，出家前先得獲得父母、親屬同意，統一設置戒壇，不允許私度僧尼，同時還禁止宗教習俗中一些傷害身體的殘忍方式。大多數時期，朝廷對佛道等允許存在發展，一些皇帝及皇室成員、達官貴人還是信奉者。與中共建政以來對宗教的嚴酷控管完全不同。
第二個層面：歷代王朝對民間宗教大多都持警惕態度，明清兩朝統治者甚至視之為禍亂根源。在儒釋道三教之外，中國其實一直存在名目眾多的民間宗教。這方面的研究不多。宗教史學者王慶德在2010年曾發表一篇《中國民間宗教史研究百年回顧》，梳理了中國學界對民間宗教史的研究並指陳其優弊。他指出，將民間宗教納入文化視野的不是對其持貶斥態度的中國士大夫，而是荷蘭漢學家格魯特(1854-1927)，在1892年到1910年間,他先後撰述六卷本的《中國的宗教體系》和二卷本的《中國的教派宗教與宗教迫害》，專注於中國民間存在的非制度化、非系統化的信仰與儀式，試圖在此基礎上建立有關中國民眾宗教的體系。20世紀40年代,陳榮捷將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分為兩個層次，一個是尋常百姓的層次，即民間宗教；一個是知識已開者的層次，即儒道釋三教等制度化宗教，從而在社會中給定了民間宗教本應有的位置。但這點學術上的突破，完全因為中共的政治文化而被摧毀。
二，中共與宗教的關係緊張前所未有，源於共產主義學說本身。在社會科學領域裏，只有共產主義學說為人類的終極價值提供解釋，這是其他所有社會科學沒有的特質，因為只有宗教才為人類提供終極解釋。信奉此學說的共產政權建立的都是極權政治，其特點是不僅要管理人間與人的思想，還要管理神界，負責對世界做出終極意義上的解釋，因此將一切宗教視為威脅其統治的異端邪說，將一切有組織的力量視為對其政權的威脅。這就是中共政治與一切宗教（組織）之間必然存在緊張衝突的內在根源。即使在改革開放後對制度化的宗教如佛、道、天主教有管控地開禁，也不允許民間宗教的存在。與此對應的就是宗教史研究上的極權文化特點：對宗教的界定更多是政治學意義上的，由於流傳於社會下層即民間的各種教派之思想信仰與社會的正統觀念有所牴觸，其組織獨立於一元化的社會體制，有的教派（如白蓮教）還成為反政府的民眾運動的主角，遭到官方和法律的禁止，明清兩代統治者將這些民間宗教稱之為「邪教」，今天的研究者有不少也認同這一定義。
正因如此，法輪功在其初起階段，是以氣功組織而不是以宗教組織的名義存在，否則不可能有任何活動空間。
2000年北京政府決定消滅法輪功，中國知識界幾乎一致認定這種消滅具有政治正當性與合理性。直到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過程開始後，北京在西藏與新疆遇到的麻煩才逐漸為國內公眾所知。中國人開始模糊了解到，西藏問題遇到的最大的一個結就是宗教問題，新疆的衝突同樣也包含着中共政治文化與伊斯蘭教的衝突。習慣性地認同政府消滅邪教的中國人，在法輪功的問題上可以與政府一致，但在西藏、新疆、基督教家庭教會與中共政府的政治衝突上感到困惑。
如何理解宗教現象？馬克·布洛克曾有言，宗教「就像一個結，這個結將社會結構與社會精神大量迥異的特徵纏繞在一起。簡言之， 宗教信條涉及到整個人類環境問題」。任何宗教（包括中國民間宗教）的興起和傳播都有植根於社會土壤的強大的原動力，並履行一定的社會功能，如心理安慰功能、社交功能、濟助功能、治病健身強體功能、謀生功能、晉升功能等等。除了這些功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宗教所發揮的精神紐帶作用。
中國政治與宗教之間的衝突，將會構成中國今後社會矛盾的重要內容。北京當局如果只採用政治暴力簡單地取締、打壓各類宗教，結果只會加深中共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內在緊張，造成政府與各宗教群體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