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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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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江青起勁地掀起「評《水滸》」運動的時候，周恩來病入膏肓。
1975年9月7日，周恩來在醫院裏會見羅馬尼亞黨中央書記伊利那・維爾德茨。這是他平生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周恩來說：「馬克思的請帖，我噎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
周恩來頗為感慨地回首當年：「時間過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參加喬治烏・德治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四個多鐘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連四分鐘也走不了了!」
在這次會見之後，周恩來病危，9月20日要進行第四次手術。這是一次大手術。如果發生意外，他躺在手術台上將永遠不會起來。他意識到這一點，也意識到江青正咄咄逼人。為了防止後患，他在進入手術室之前，囑令秘書調來那份他在1972年6月23日關於伍豪事件專題講話的錄音整理稿，用顫抖的手，在第一頁上簽了名，還寫了：「於進入手術室，1975年9月20日。」病重的他，漏寫了「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前」字。他在這樣的時刻，仍不忘那份講話稿，表明了他對江青的嚴重不安。他知道，江青會鬧事，會拋出伍豪事件往他臉上抹黑!
在周恩來病情惡化的日子裏，毛澤東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澤東的一隻眼睛，由北京廣安門醫院眼科中年大夫唐由之施行手術。動手術的時間，據張玉鳳回憶，是1975年8月中旬，而蘆荻則告訴筆者說是7月29日――應當說，蘆荻的回憶更準確。
手術是在毛澤東住處做的。動手術時，周恩來不顧病體，和鄧小平一起在外間守候。手術很順利。不久，毛澤東的一隻眼睛復明了。
可是，毛澤東的肺氣腫轉為肺心病，日益嚴重。他的講話變得困難，發音含混不清。有時，不得不由張玉鳳根據他的口形、表情進行揣摸，說出他的意思。如果他點點頭，表明揣摸對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1975年9月，毛澤東另裝了一架「專線電話」。「電話」的這一頭是毛澤東，另一頭是政治局。政治局開會，靠此人去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況，則靠此人來到毛澤東的病榻前匯稟。
這架「專線電話」，便是毛澤東身邊的「聯絡員」。
此人乃毛澤東之侄毛遠新。「文革」之初，紅衛兵們廣為印發一份傳單，標題為《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毛遠新的名字才為人們所知。藉助於毛澤東的威望，這個從大學畢業不算太久的年輕人，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
其實，這「聯絡員」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發佈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響着中國的命運。
毛遠新充任「聯絡員」，使江青與毛澤東的聯繫變得密切：那時的她，與毛澤東分居。她住釣魚台，毛澤東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屢受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噎看出她有野心。她這「第一夫人」，與毛澤東之間已隔着一堵牆。
江青在1975年1月7日寫給張玉鳳的一封信，噎清楚地反映出她與毛澤東之間關係已日益疏遠―――
玉鳳同志：
那筆錢能否取出八千元?因為如從1968年算起，我應歸還八千元，從1969年起我應歸還七千元。當然，可以不歸還，不過還了心安理得。這七八千元，主要用於照像、購買燈光裝制(引者註：「制」似應為「置」)，燈光我送給新華社了，沒有算錢。是黨和國家財產，不應算錢，不能慷國家之慷(引者註：應為 「慨」)。如不取，請在主席暇時，報主席，再請主席給八千錢。
江青
1975.1.7
江青找毛澤東要錢，得給張玉鳳寫信，而且要張玉鳳在「主席暇時，報主席」，這位「第一夫人」其實早已只是徒有虛名罷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眾場合露面，總是說：「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們來了」，「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主席身體非常健康」……她竭力用這樣的話語，在群眾面前為自己樹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毛澤東與張玉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