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以翔實的權威資料分析中國各社會階層的形成原因，並指出中國社會不和諧的根源所在。他認為，中國改革以來，蛋糕最大最美的部分被有權人佔有，沒權的人只能得到剩餘，就此造成了社會的「仇官、仇富」現象。而「富二代」和「窮二代」則是「集體世襲」和「階層固化」的產物。
問：為什麼中國人的怨氣卻越來越大？
楊繼繩答：因為出現了不公正的現象。改革以來不公正的主要表現是對改革成本支付和改革利益分享錯位，即對改革成本支付多的社會群體（主要是工人和農民）得到的利益少，而對改革成本支付少的群體（官員和他們關係密切的人）得到的利益多。改革以來，中國的「蛋糕」的確做大了，但有權的人佔有了「蛋糕」最大、最甜美的部分，而沒權的人群只得到剩餘。
問：中國「紅領階層」和「紅頂商人」是怎樣產生的？他們算是那個階層？
楊繼繩答：1992年底中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改革的目標時，我寫了一篇評論：【權力不能進入市場】，表示了我對權力進入市場的憂慮。不幸的是，兩年以後，我看到權力真的進入了市場，1995年我寫了題為【市場經濟不需要紅頂商人】文章，所謂「紅頂商人」是依靠行政權力發財的人。我在文中說： 「紅頂商人是不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交媾的怪胎，是權力和金錢的私生子。」 為什麼權力能夠進入市場？為什麼能夠利用公共權力為私人發財？這是因為權力不受制衡。而權力不受制衡，是因為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缺乏民主。 「紅領階層」（有權的人）和「紅頂商人」（依靠權力發財的商人）他們是中國社會的上層。
問：是什麼社會根源造成了當前的「二代」現象？
楊繼繩答：「二代」現象是社會地位繼承的結果，即階層固化的結果。社會階層固化有以下原因：
第一，行政權力不受制衡。權力進入了市場造成不公平交易，社會地位低的群體吃虧。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本來沒有得到改革的政府職能更加強化。政府職能的強化且缺乏制衡，既造成了「官本位」的強化，也提高了公共權力進入市場後的含金量。
第二，戶籍制度還是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近年來戶籍制度鬆動了不少，但還是阻礙社會階層流動的一個重要障礙。在城市很多地位較高的職業，是以「有城市戶口」為招聘條件的。進城農民只能從事那些經濟地位、聲望地位、權力地位最低的工作。
第三，教育不公平。教育是提高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重要階梯。教育資源（教育經費、師資等）分配不合理。地區間、城鄉間和學校間的生均經費水平差距很大。城鄉之間、不同地區之間受教育機會不平等。近年來，高等學校生源來自農村的比重下，來自城市的比重上升。
第四，社會地位高的就業崗位繼承現象突顯。好不容易考上大學的窮人孩子，上學的花費靠借債，畢業後他們的面臨的緊迫的任務是拿工資還債。一旦找不到工作，他們的家庭就陷入了困境。由於中上層的職位被繼承，工農子弟能夠找到一個低級職位，那就謝天謝地了。最近出現了「蟻族」，即「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他們大多來自農村，好不容易大學畢業，還是處於社會下層，是「窮二代」。過去寄以希望的「知識改變命運」這條路被堵塞了。
與「窮二代」相對應的是「官二代」。「官二代」的形成不僅僅是官家的主觀願望，還有一種利益機制。這種利益機制形成的制度條件是，經濟市場化了，權力還是高度集中，大量的經濟活動需要官員們審批。與高官有關係的人，是接近審批權的通道，有了他們的幫助，就有了貸款，就有了訂單，就有了地皮。高於子弟最接近權力，他們成了市場上最稀缺的資源。
因此，只要權力參與市場交易，只要幹部選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幹子弟即使老老實實地呆在家裏，也會有人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高幹子弟依靠權力升官發財利益機制是這樣運行的：公共權力參與市場交易→要升官發財必須親近權力→拉攏高幹子弟，讓高幹子弟升官發財→讓高於子弟升官發財者，自己升更大的官發更大的財。有了這種動力機制．不僅是高幹子弟，連高幹的跟班、司機、情人，也有了升官發財的機會。
問：您在書中提到城鄉差別，戶籍制度是否也是一個因素？
楊繼繩：戶籍最近一些年放開了一些，但是還有影響。比如農民工進城以來，對城市貢獻很大，… …但很多地位高的職業不讓農民工進，必須要本市戶口。農民工子弟上學，現在放開了，可以上，但只能上比較差的學校，好學校進不去。所以，都在城市，明顯地把城鄉差別帶進了城市，農民工在城市裏，還是二代，三代地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