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理解的宗教信仰
每天，大昭寺里人頭聳動，來自藏區各地的朝聖者絡繹不絕。人們說，沒有大昭寺，就沒有拉薩。大昭寺才是拉薩城的跳動的心臟。
朝聖者們捧着哈達，提着酥油壺，口裏默念經文，一步一步靠近心中的神。他們的身體緊緊挨着，蛇形的隊伍密不透風，在酥油香氣氤氨瀰漫的昏暗大殿裏，宛如一道人體鑄成的銅牆鐵壁，靜默而有序地挪動着。
看起來這是最自然的宗教活動，然而在信奉無神論的漢族幹部眼裏，這副場景卻觸目驚心。一方面，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藏族幹部參加宗教活動，將一切民族隔閡歸咎於境外的十四世達賴。在舉行"慶祝西藏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慶典前夕，當地《西藏日報》已經連續發表30多篇文革大批判式的社論，嚴詞譴責達賴集團的分裂用意。但是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出巨資補貼僧人、翻修寺廟、修造靈塔，就像中央政府來始終標榜的，中央政府與大陸過去60年一直無償支援西藏，每年財政補貼數百億計。
然而要換得藏人的內心歸順，效果甚微。有漢族幹部抱怨，現在年輕藏民的思想更複雜，他們不像老一代藏人，還曾經歷過60年前喇嘛統治的苦難。讓幹部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藏民的心裏，感恩的對象永遠是那些被供奉的菩薩？
逐漸被邊緣化的藏文化
另一方面，長期推行漢化教育的效果也在逐漸顯現。
在八廓街一家書店裏，18歲藏族青年扎西（化名）用流利標準的漢語，主動和顧客搭話。作為書店經理引以為豪的兒子，扎西從小成績突出，被錄取進"藏族班"，嵌入大陸的普通中學接受漢式教育。
在初中階段，扎西和藏族同學們還上藏語課；等到轉到另一個省份上高中後，就接受漢式普通高中教育，藏語課取消了。藏文分數也不計入最後的高考。問到平時看不看藏文書，扎西說，"看，主要是歷史類的，因為我關心我們民族的過去。"
但是全拉薩的藏文書店屈指可數。在北京中路一家藏文書店裏，陳列的藏文書籍不到二百種。除了藏漢詞典、藏英詞典外，最顯眼的是藏文版的中國偉人傳系列，鄧小平、魯迅傳被擺在最前面。
藏文書店裏沒有報刊、雜誌，也沒有藏文報刊。對此，藏文書店店員低聲解釋道："藏文雜誌，我們不允許賣的。"即使在拉薩最繁華的市中心街道兩旁，也沒有大陸城市常見的報刊亭，絲毫感受不到大陸的媒體文化。
進入國家體制，藏族青年的範式道路
在剛剛結束的高考中，扎西成功考上上海一所高校，專業是行政管理，"因為將來還是要回西藏工作的嘛。"
--"想像過將來做什麼工作呢？"扎西有些靦腆地笑了："可能會去政府工作，當公務員。"
像扎西這樣，憧憬當一名公務員，這在中國國進民退的趨勢下，不僅是眾多大陸青年的理想職業，更是許多西藏人的首選志願。原因是，西藏的經濟產業單調，就業面狹窄。而在政府部門工作，意味着有一份穩定、體面的收入。此外，因為有豐厚的特區津貼，西藏公務員待遇在全國比也是高的。
但是，進入政府體制的藏族幹部，必須接受一定的體制制約，最突出的，宗教信仰。原則上，公務員不允許公開參加宗教活動，如轉經，膜拜等。這也使許多篤信宗教的藏族幹部，內心充滿掙扎。
對此，18歲的藏族青年扎西表示自己"宗教信仰當然從小就有，也不會放棄"，但對未來進入體制後如何取捨，躊躇滿志的他似乎還沒有考慮這麼多。
以藏治藏
無論扎西是否明白，從被送到大陸藏族班的那一刻起，他就和無數同齡人共同被挑選進入了一個"以藏治藏"的軌道。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便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把一些優秀的藏族子弟選送到大陸上漢語中學，而後升入全國重點高等院校，多學習中共黨史、行政管理等政務專業，學成後再送回西藏自治區政府部門，逐步培養成為自治區的藏族幹部精英。
現在，藏區黨政機關已經有越來越多這樣的藏族"海歸"--或者用"漢歸"可能更準確。而18歲的扎西則是他們的後繼者。
據一位漢族幹部介紹，西藏黨政機關更樂於優先"安排"藏人，對於過去的貴族家庭來說，進入政府機關門檻甚低。符合條件的藏人被錄取比例高，公務員考試難度也比大陸低很多。比如西藏唯一的大學--西藏大學，每年畢業生約1萬名，而面向他們的公務員名額多達7000個。在輕視手工、機械的文化傳統下，政府部門不僅成為藏人大學生的最大僱傭者，也是藏族的最大單一僱傭部門。與喇嘛統治時代相比，藏族社會出現了一個新的龐大階層：藏族官僚。
這些逐漸壯大的無神論的、漢化的藏族官僚，正在充當統治佛教徒的藏族民眾的合作代理人（Co-Agent）。然而在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下，雖然藏族享有名義上的自治權，但在自治區內的任何層級，漢族幹部總是充任着黨的領導，通過執政黨的嚴密體制牢牢控制着藏族幹部的行動、思想和決策。
儘管如此，與其他自治區如新疆相比，因為地理、生理、語言和宗教的特殊性，藏族官僚的規模增長佔有絕對優勢。於是，一個"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的以藏治藏模式已然形成。
作者：秦戈
責編：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