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他的經濟學家相比，蔡昉的形象有些「偶像派」：話語不多，溫文爾雅。
作為中國大陸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所長，蔡昉提出的中國大陸將面臨「劉易斯拐點」和中國大陸將「未富先老」的理論曾經引起一片爭執。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意味着中國大陸人口紅利的頂峰即將過去。
從2004年就開始出現一些跡象，如民工荒的蔓延等。拐點會持續多久、轉折區間有多大？蔡昉給出的答案是「還會有很多年」。其最後的結束點將是「城鄉差距、系統差距消失，也就是農村的勞動生產力水平和城市相同。」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更多地看到了民工荒，勞動力價格的上漲，以及城市化步伐的加快等現象，更多的農村人口湧向城市，在這一社會洪流的變遷中，蔡昉所「預言」的部分正在慢慢轉變為現實。
2013年到2015年是蔡昉給出的這一人口變遷的更準確的時間點，隨着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企業乃至個人都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蔡昉甚至預言，如果不能及時處理好社會的變革，中國大陸經濟將面臨失去的10年，甚至是20年、30年。
當中國大陸經濟還在以兩位數的速度快速增長時，很難有人還保持如此冷靜客觀地分析。
在這一巨變中，有一批學者變得更加「文學」，被情緒控制了理論。
也有一批學者變得更加「科學」，用數字和理論尋找經濟發展的冷靜一面。
因為此時是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和轉型十分重要的時刻，所以，能夠被印證的理論都將被歷史銘記。
對中國大陸是否面臨劉易斯拐點的爭論一度在整個學術界被慢慢擴大，甚至已經從學術界蔓延到對個人的評判，這使得旋渦中的蔡昉也受到傷害。
或是攻擊，或是支持，時過境遷之後，蔡昉依舊風度翩翩地站在彼岸，隨着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各種現實的鏡像都開始在佐證他曾經的判斷。
與爭議旋渦時期相比，此刻的蔡昉顯得更加沉靜。
蔡昉所作的另一部分工作，不僅僅是關注經濟學，而是從經濟回歸到人口，再從組成社會的這些元素中，提取出暗藏的洪流。
所以，在蔡昉的學術研究中有很多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注，包括對農民工問題的關注。他不止一次地建議，城市應該引進更多的農民工，並解決農民工的戶籍問題，雖然這與很多城市管理者的意願背道而馳，但是他的建議，實際上已經是大勢所趨。而在記者對蔡昉的幾次採訪中，都能夠很明確的感覺到一點，即對事件發展的「必然」性的深刻解讀。
55歲的蔡昉還保持着一顆「童心」，他曾經「逃會」去拜祭音樂大師的墓園，也會去觀看最新的荷里活大片。因為對生活保持了高度的熱情，所以他的理論一直與現實緊密相連：預測未來，又被未來所佐證。
蔡昉在最近的一次微博中寫道，「一位投行經濟學家跟我談人口結構對房地產影響。他們對未來的判斷是：隨着人口逐漸形成4-2-1代際結構，將來祖父母、外祖父母、爸媽(因離婚率提高還有繼父母)都給下一代留房，最終房價崩潰。巧的是，某地外來人口有個理論：城裏人只顧買房，咱買不起就多生，將來你的房子都是俺孩子的。群眾也是經濟學家。」
未富先老將是大勢所趨
《中國大陸經營報》：很多人關心你提出的中國大陸正面臨劉易斯拐點的觀點，因為，這可能標誌着中國大陸經濟將面臨着一個巨大的挑戰，特別是人口結構變化讓很多經濟學家擔憂，那麼中國大陸正在經歷的人口結構變化的特點是什麼？
蔡昉：中國大陸現在處在怎樣的經濟發展階段，人口結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是我們首先要思考的問題。描述中國大陸人口變化的特點，可以使用非常簡單的一些數據。首先是人口生育率的變化，用的指標叫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是一個婦女終身生育孩子的數。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時候，中國大陸的總和生育率還在6個左右，以後這個指標持續下降，上世紀90年代開始已經降到2.1，目前，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總和生育率只有1.4，而且已經多年在1.5以下。
這種變化帶來的結果可想而知，當年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漸變成合適的勞動力，提供了大規模勞動供給，同時儲蓄率比較高，給中國大陸帶來了人口紅利。但是現在我們發現，這批勞動人口已經逐漸變成高齡勞動力，未來會接着變成老年人口，由於他們的生育率低，後繼無人，中國大陸人口老齡化在加速，勞動人口的高齡化也會加劇，這就是中國大陸在人口方面面臨的問題。
《中國大陸經營報》：在這種人口趨勢之下，中國大陸的經濟將面臨着巨大挑戰，包括勞動力供給等問題，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人口的變化有哪些同步的效應？
蔡昉：為了反映勞動力供給，我們可以計算一下人口撫養比。15 歲以下是依賴性人口，還有65歲以上老年人口，這兩類加起來可以變成分子，而分母則是從16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這樣計算的話，人口撫養比越低，勞動力供給越充足。今後5年，到2015年，中國大陸的人口撫養比降到最低點，2015年以後就不在下降了，而是上升了，用這個指標來定義人口紅利，意味着我們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機會窗口在逐漸關閉。
我們和發達的、同等發展水平、以及比我們發展水平低的國家相比，表現出來的一個重要特徵可能會是未富先老。中國大陸現在的老齡化比例大大超過國際水平，65歲以上人口比重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但是中國大陸的人均GDP僅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也就是說我們在比較低的經濟發展階段迎來了比較老的人口結構，因此我們把它定義為未富先老，以前充沛的勞動力供給會逐漸消失。
《中國大陸經營報》：每年都會出現的民工荒以及現在正在發生的農民工工資上漲，是否是這一趨勢的顯現？
蔡昉：農民工進城是為了滿足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到2015年，中國大陸的農民都走出農村也不夠城市使用的，因此從2015年以後，全國適合勞動的人口就是負增長。從2004年到現在我們年年喊民工荒，一年比一年嚴重。
任何東西稀缺了價格就要上漲，勞動力短缺，工資水平就一定上漲。2003年以後，農民工收入上漲速度每年是10.2%。而種植糧食所僱傭的勞動力的工資，最近幾年增長速度更快，說明農業生產中也出現了勞動力短缺，這不是說農業中沒有了大量富裕勞動力，當然還是有，但是跟原來比已經大大減少，也證明中國大陸的剩餘勞動力的確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但這也是必然的趨勢。
人口紅利結束經濟將失血？
《中國大陸經營報》：人口紅利的結束是所有經濟界人士關心的問題，目前中國大陸經濟還在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依賴於廉價勞動力的時代一旦結束，中國大陸經濟的出路又在哪裏？
蔡昉：我們做出過一個判斷，「十二五」期間的五年，普通勞動者工資上漲仍然會持續，而且會成為一個常態。之所以中國大陸經濟還在高速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投資導致資本勞動比提高，但是政府主導的投資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能維持投資，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下降。
到「十三五」時期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降到7%，就業增長則會是負貢獻，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也不會有明顯的起色，這是人口結構變化導致的對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一個負面影響。
《中國大陸經營報》：你經常提到一個理論即中等收入陷阱，隨着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紅利的消失，中國大陸是否會進入到這一狀態中？
蔡昉：人口結構變化和中等收入陷阱是有關係的，經濟增長理論經常提醒我們這一點。窮國和富國在全球化中獲益很多，中等收入的國家相對獲益比較少，這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美國天天在抱怨說中國大陸把他們製造業給消滅了，其實美國的製造業還是比我們強。我們處在一個舊的比較優勢逐漸失去，新的比較優勢還不能確立的中間狀態，這是比較尷尬的狀態。
日本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日本是高收入陷阱。因為日本是在上世紀90 年代以後，人口紅利才逐漸消失的，但是那時候日本人均GDP已經有兩萬多美元。隨着經濟的停滯，政府的干預越來越多，因為政府怕企業經營不下去，怕那些產業衰落。於是政府給企業大量的補貼，導致該滅亡的產業、企業不死，最後日本殭屍企業盛行，因此整個經濟也是沒有效率的，而其他相應指標比如全要素勞動生產率等也全部表現不好，因此日本經濟經歷了所謂「失去的十年」，這就是日本的教訓。
《中國大陸經營報》：當說到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時，必然讓人聯想到拉美國家，中等收入陷阱對一個國家的改變是什麼？
蔡昉：歷史上最有名的通貨膨脹都發生在拉美，甚至高達5000%、8000%，這樣的通貨膨脹是非常可怕的。世界上最高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也發生在拉美，達到0.6、0.7。有一次我在講解人口問題的誤區時，談到要防止中等收入陷阱，便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經濟學家太實用主義，全世界的資源根本沒有辦法支撐中國大陸成為發達國家，中等收入對中國大陸來說很好。我的回答是，我也覺得中等收入很好。但是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中等收入的水平持續「幸福地」待着，這是一個經濟規律。真正窮的國家，可以有幸福感。發達國家、福利國家也可以有幸福感。中等收入的國家是沒有幸福感的。比如對巴西的中等收入者而言，白天開着豪華車，晚上有一個安全的環境停車就是一個最大的幸福。墨西哥也類似，一些研究人員在墨西哥因為治安的混亂已經不敢進村。中等收入陷阱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社會的混亂。
產業結構調整將點燃新的希望
《中國大陸經營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中國大陸的東南沿海帶來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大陸的製造業如果失去了人口優勢，應該怎樣做出抉擇？
蔡昉：在日本，曾經出現過一個產業經濟學提到的概念即所謂的雁陣模型，也就是說以前日本也生產服裝，是世界低端製造業國家。上世紀60 年代迎來了日本的劉易斯轉折點，上世紀90年代日本人口紅利也消失了。於是日本開始產業升級，將主要產業轉型到重化工業，又轉到電子產品，之後轉移到高端製造業、IT業，把原來勞動密集型產業丟給了亞洲四小龍。隨後亞洲四小龍同樣將低端製造業轉移到中國大陸沿海地區，東亞國家之間形成了一個轉移的梯度，這叫做雁陣模型。
中國大陸地區之間有巨大差異，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水平也處在不同階段，沿海地區成本逐步提高，中西部地區卻還處於工業化不足的階段。中西部地區發展工業化完全可以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因此，過去在國家之間存在的雁陣模型可以改成中國大陸版本，可以適用於中國大陸的不同地區。
《中國大陸經營報》：那麼我們能否像日本一樣做出比較正確的產業結構升級抉擇？
蔡昉：產業結構升級其實有很多含義，現在說的沿海地區製造業升級，應該是向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特別是有全要素生產率支撐的產業結構調整，同時，有些產業必然要向中西部轉移，因為中西部還具備勞動力比較優勢。此外，還要挖掘服務業的價值。我們並不想發展印度，孟加拉等國的所謂服務業，比如隨時給你引路，擦鞋等等，這些服務也提供不了多少附加價值，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生產型服務業，產業結構升級才會分化出對這些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從製造中心分化為運籌中心，營銷網絡服務業的比重在擴大。我個人認為，未來中國大陸服務業比重真正擴大主要在於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這一趨勢本身已經孕育在我們製造業升級當中了。
觀點
●中國大陸經濟的確特殊性太多了。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人家讓我回答：你說現成的理論更重要還是生活更重要？我一定會選擇後者。
●從中國大陸農村改革的經驗來看，我們看待制度變革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中國大陸任何領域的改革都是逐步推進的。制度改革不是革命，並不是立刻推翻一項制度，而往往是在新制度中有舊制度的因素。新的因素是在探索中形成的，也要在實踐中增加，改革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推進並最終完成的。
●改善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要吸取歷史教訓，應推動這些地區的體制改革，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避免中西部地區過度依賴資本的投入，而非自身的比較優勢。此外，目前投資過度集中於資本密集型產業，中西部地區已經出現偏離比較優勢的傾向，值得警惕。
●大幅度提高企業的資本構成之外，通過職工教育水平的改善，仍然存在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潛力，而我國經濟發展還沒有達到通過提高資本密集程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階段。
——蔡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