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一年一度的兩會結束了，從開幕到閉幕，「幸福感」這個詞自從被中共總理溫家寶解釋了以後，兩會的代表紛紛附和，接着媒體繼續熱炒。一下子，很多中國人感到突然被幸福了。2010年大陸評選出的中國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中，浙江杭州排名第一。旅德著名學者、工程專家王維洛博士就來自杭州。3月9號他從自己的親身經歷，講述了他們這一代人是否擁有過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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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博士，您好！您為什麼主動來找我談幸福感這個話題呢？
王維洛：【錄音】 因為42年前的今天，我們就一起上山下鄉了，從杭州到黑龍江的北大荒，去插隊落戶去了，在1969年的3月9號。講我們這一代人，1947年到1953年這段時間生的中國人，他們自己說是在中國最不幸的一代。他們怎麼說的呢？就是說，當我們長身體的時候，就碰到了3年餓肚子的時代，就說沒飯吃的；當我們要上學的時候，就是要學習的時候，那麼就是「文化大革命」；當我們要想高考的時候，那麼就全部都下鄉了；等到我們要回城了，要成家、立業、結婚了，他們自己說了，那么正好趕上了只能生一個孩子了，就都是獨生子了。那就是說，現在的80後的這一代大多數就是我們這一代的孩子。那麼等到我們好不容易回城以後找了一個工作呢，那麼就開始講「文憑」了。因為我們都沒有上過學，我們最多只上過中學，象我這樣下鄉時應該只是初二的學歷。那麼等到我們回來的時候，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那個時候就開始要講「學歷」，要講「文憑」了。沒學歷、沒文憑的都下崗了。
主持人：是，中共建政後所有的政治運動都讓這一代全趕上了，而且是受到很大的傷害。那麼，到現在，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這一代人是否感到了幸福呢？
王維洛：【錄音】等到現在了，這一代人他們其實自己的希望都沒有實現，那麼就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就培養孩子，讓孩子上大學，做研究生、做博士生，那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他自己一生省吃儉用的都把它投入到孩子身上了。那等到孩子出來的時候呢，孩子現在大學畢業了。大學畢業的時候就找工作特別困難。本來想孩子出來以後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收入，它現在又不行了。那麼現在又碰到了孩子他要結婚、要房子、要車子。真的就是，我們有的同學給我們寫信，給我們講他們現在的這個生活的時候，有的時候真覺得他們很可憐。就是說他們自己手上還有一套房子是那個時候（分的），但是現在是孩子要結婚了，對方是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就告訴你沒有房子我不和你結婚。自己只有一個獨生的孩子，這孩子結婚的事情對他來說是最大的事情，那孩子結婚以後沒有房子，沒有房子怎麼辦呢？只好就是老爸、老媽把房子讓出來給孩子結婚，而他們自己住到什麼地方去呢？有的是在、就把陽台隔一下，他們就住在陽台上；有的人是住在樓梯間裏頭，就是你們家的樓梯下面還有一個地方，住在那個地方，把房子讓出來給孩子住。就說現在房價高的受害者，其實正好是我們這一代人他們的子女。他們現在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給孩子買房子，沒有房子的話，他們的孩子結不了婚。孩子結不了婚的話，這當爹媽的好像是這日子也不能過，因為他把自己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因為他們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目標沒有實現，而只能把這個理想和目標強加給下一代。自己就沒有過一個幸福的生活。就象我們這一代人，這一輩子其實真是和中國整個社會的這60年來的不幸，基本上都是連在一起的，他們基本上是被直接所涉及的這麼一個（群體）。
主持人：王博士，您自己是插隊後回城考上的大學，後來又出國，成為博士、專家的。但這不是這一代人中的普遍現象。
王維洛：【錄音】就象我一樣，後來又上了大學，又到國外來的，那也是很少很少的，這並不代表了我們這一代人裏面的大多數，而是我們這一輩人裏面的大多數的人，他們確實是沒有一個幸福的生活。要講「幸福」的話，其實每一個人對他自己能不能滿意，這是一個「幸福」。你國家，你說你定個什麼指標來衡量你的幸福的話，那其實是一種假象吧。「幸福」是你心中的一種感覺，對不對？其實我想，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我們是最不幸的這一代，誰也不可否認的。因為講到現在，其實我都可以說，儘管我現在有博士學位，但是我會知道我們以前所缺乏的、那個基礎教育的東西是我們失去的，我們永遠彌補不回來的。因為我們在整個知識結構裏面缺了這個最基本的教育。後來象我自學的什麼東西，和系統學的那是不一樣的，就差很多。
主持人：王博士，您個人怎麼理解幸福感這個概念？為什麼42年前的插隊給您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你們當時是怎麼選擇的呢？
王維洛：【錄音】一個人，什麼是「幸福」？你有一個希望，你有一個目標，那麼你最後實現的和你的這個目標相差多遠？那麼，這個是你所謂的「幸福」和「不幸福」的感。就是離這個目標越遠，那麼你的幸福感就越差。那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其實他們並不幸福。那麼當時很多人他們就會說，你們這代人上山下鄉那都是自己自願去的，是自己自願報名的，響應黨的號召，那都是自願去的，沒人強迫你去。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也是我們同代人寫的，我覺得他寫的很好。他說我們沒有一個人是自願去的。那麼我想什麼是「自願」，什麼是「不自願」？有選擇的，你有個選擇，比如說我選擇了上山下鄉，那是你自願的；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那麼上山下鄉是唯一的一個路，就是說你只有走這條路，那麼任何人的選擇都不是自願的，都是被迫的，因為你沒有選擇。我記得，大概是我們上山下鄉30年的時候，北京辦了一個知識青年的展覽會。那麼這些家長都很願意把自己的孩子帶去，讓他們來了解一下父母以前的生活。但是有一個孩子和他爸媽說，爸媽，你說你們的生活那麼苦，你幹啥不能練攤呢，非要上山下鄉呢？練攤就是現在是指在農貿市場、在哪兒擺個攤，做小商小販。就是說，我們那個時候連練攤的機會都沒有，所有的人都必須下鄉，唯一的區別就是你可以到近郊去上山下鄉，你也可以到黑龍江去上山下鄉，或者到黑龍江的農場去，或者到黑龍江的兵團去。這個差別就可能在一個去處，但是我們沒有選擇。在任何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那你就不能說我們是自願去的。
主持人：您還記得當時離開家去插隊時的情景嗎？王博士！
王維洛：【錄音】對啊，我去的時候也就是16歲的時候去的。我記得42年前的今天，當時是我們在杭州，在南新橋車站裏，而且那天送的，就是爸爸、媽媽、哥哥、姐姐、朋友都特別多，在整個車站上都擠滿了。後來說，最後是撿鞋子都撿了幾車的鞋子，擠的都已經是，爸爸媽媽送我們的時候跟着車跑，把鞋子都丟了。我們當時在車上，車上沒有一個人哭的，也沒有一個人流淚的，當時覺得好像裝的都很堅強似的。但是火車開了以後，火車開到嘉興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火車開到嘉興的時候，也不知道誰第一個帶頭哭了，我們那個車上、車廂上、全的車廂都哭，一直哭到上海。後來到了佳木斯以後，我們車廂就打架、打架，就是知青和知青打，打的整個車廂全部都打爛了。打架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當時有兩派嘛，或者三派，就是當時那個氣還沒有出完呢，就出來在那裏打架、打。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到那邊是3月12號，我們一共坐了4天的火車，3月12號到那邊的，3月15號就是打珍寶島。就因為我們去的那個地方正好是中蘇邊界，正好是打仗的地方，所以我們整個車都是被解放軍押下來的，就是說被趕下車去，因為他們當時要調部隊上去，調裝備上去。
主持人：這麼多年過去了，您認為當時中共當局為什麼會把幾百萬青年打發到農村去呢？
王維洛：【錄音】當時的時候，其實我們都還是孩子，都不懂事的，也是被利用了。我自己後來在這裏看了法國的一個學者的博士論文，就寫的是中國知青的整個事，為什麼毛澤東要把所有的知青全部都送到農村去？他說他有兩個目的：第一個是懲罰這些所謂的「紅衛兵小將們」，毛澤東當時是利用了紅衛兵小將們搞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後來發現這些紅衛兵小將不聽他的話了，所以他要懲罰他們；第二就是中共政府當時它想很快的解決就業問題，這麼六屆的學生，它就這麼一下子全部都當農民去了。說的挺好聽的，「向貧下中農學習」。那麼現在也有一樣的。這次兩會的時候還有代表說，希望大學生畢業以後都去當農民去。其實不是說農民沒有前途，但是整個趨勢來說，從事第一產業的人總是越來越少。你不能就象以前一樣把大學生還是往農村送，這其實不是一個正確的政策，它也不會使那些人感到幸福。
主持人：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們，在挨餓，失學、插隊、失業、買房難等一系列人生痛苦中生活着。王博士，您認為根本的社會原因是什麼？
王維洛：【錄音】關鍵在於你制定政策時，你的出發點是什麼。如果你的出發點是從每一個個人、每一個個體來出發、來考慮問題的話，那麼他制定政策和現在就不一樣，就不會一樣。就象我們前面說的，就是當時毛澤東它不是把知識青年都送下鄉的話，他還是有選擇的，他還是能讓知識青年去練攤的，對不對？哪怕就裏面只有 10萬人去練攤的話，10萬人他也是一個另外的選擇。你現在看他的政策，他就象部隊下命令一樣的，所以它沒有改變它整個決策的這麼一個機制。人家說了，你中國已經進入了所謂的市場經濟了，市場經濟你和五年計劃這個體制是格格不入的。五年計劃的體制是從蘇聯學來的，其中它這個五年計劃是中國的最主要的控制經濟發展的手段，它其實和市場經濟是矛盾的，它不屬於市場經濟裏頭。哪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是實現這種五年計劃的？無論是自由的市場經濟，還是所謂的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象德國這麼實行的社會市場經濟。它從來沒有制定過五年計劃這麼一個東西啊。但是中國到現在為止，它一直還是在沿用着這麼一個舊的體系。而它的這個舊的體系它從來不回頭看看，它所提出的那些目標它有沒有實現？它只是給大家畫一個很美好的遠景噢，說你的錢能多掙多少，而你就不想想，你喝的水永遠是不乾淨的。
主持人：感謝王維洛博士！
聽眾朋友！您剛剛收聽的是希望之聲的《天地人》專欄，本期節目是《50後這一代人的不幸福感》，我是唐音，感謝您的收聽。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