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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高房價和高物價料引發社會動盪

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發表數據顯示,今年一月份中國消費指數同比增長4.9%。這是中國消費指數繼去年底超過4%後再創新高。在每年例行的"兩會"即將來臨之際,物價和房價給中國社會造成的困擾,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中國社會前所未有的潛在不安和動盪,值得密切關注。

高房價拉大貧富差距

近年中國的房價一路攀升,在相當長程度上已經引起中國社會廣泛的不安。如果說十年前大陸房價只是香港的十分之一,那麼近年以毗鄰香港的深圳為例,當地的房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向香港靠攏。北京、深圳、上海的中等地段的住房,其每平方米的價格已由十年前的三、四千元人民幣上升到三、四萬元人民幣;有些地段的最高價格甚至已經突破十五萬元人民幣。與此同時,大陸普通工薪階層的收入在過去十年間卻沒有呈十倍乃至二十倍的增長。

中國大陸房價的飛速上升,迅速拉大了城市內的貧富差距,而且從長遠看勢必形成食利一族和被迫租房的一族;而與歐美情況不同,中國文化的傳統是"居者有其屋"。在少數人靠買賣房屋迅速致富,而大部分人則無法實現其擁有物業的夢想時,一個本來屬於經濟領域的問題便會迅速轉化為社會乃至政治問題。

北京高層顯然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因此,當2009年整年中國房價飛漲之後,2010年北京先後出台了"國十條"等抑制房價的措施,但2010年全年中國房價上漲速度雖有減緩,但卻依然呈上升趨勢。到了去年下半年,中國大陸各地忽然又出現物價上漲的現象,而且無論是上漲程度速度還是幅度都令人吃驚。房價加上物價,令中國大陸的城市居民雪上加霜,叫苦不迭。

中產階級受到嚴重擠壓

今天的中國,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諸如三農問題、農民工問題、暴力拆遷、工人維權和貧富不均等難題,各地層出不窮的暴力拆遷、維權和工人罷工已經讓人看到歐洲資本主義早期的革命火種。但城市房價和物價的飛漲,則使城市居民生活變得負擔日益沉重,尤其使中產階層不堪重負。

有學者曾用橄欖形結構來形容一個健康的社會形態,即富人和窮人兩頭較小,而中產階層則較為強壯;然後今天出現的現象則似乎是一個啞鈴型,即兩頭大,中間小,貧富兩頭人數都很多,而原本支撐社會發展的中產階層則受到嚴重擠壓;與此同時,中產階層因利益多元化而產生的利益表達訴求不斷受到打壓,媒體氛圍這一、兩年明顯緊繃。凡此種種,都讓人感到今天的中國在經濟模式出現偏差之餘,其後果正在向社會領域蔓延。

政府與民爭利,治標不治本

北京高層繼去年一年抑制房價未果之後,今年又繼續出台限購令和銀行高利率等措施,試圖打擊房地產市場的炒作行為。在地方層面,重慶和上海也先後宣佈將徵收房產稅。然而,這些措施似乎都將焦點放在房地產供需關係的需方,而忽視了來自上游供方的問題,那就是土地價格昂貴,而土地價格的昂貴則又來自許多地方政府靠賣地得以維持的"土地財政"。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地方稅務收入大部分流向了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相當程度上只能依靠賣地來獲得主要財政收入,其間又催生了許多官商勾結的行徑。這是中國房價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

然而,中國迄今的抑制房價之舉均集中在對下游需方的限制,而高房價的真正禍首 - 政府土地財政,則在此輪抑制房價風潮中毫無觸及。更主要的是,房產稅和高利率對打擊炒家的作用有限,而真正打擊的則是老老實實買房的中產階層;至於限購令雖能抑制炒風,但從長遠看則無疑與市場經濟的原則背道而馳。

今天的中國,國富民窮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政府與民爭利也已司空見慣,房價高居不下只是一個縮影。高房價和高物價已經令城市中產階層不堪重負。然而,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出台的抑制房價之舉,舍本求末之餘讓人隱約感到,一個更大的危機還在後頭。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德國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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