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埃事件的核心自然是民眾與專制獨裁政府之間在經濟層面和政治層面矛盾的激化，還有民眾對自由、公平等普世價值的訴求。而不能忽視的是，這兩個國家的民眾能夠走上街頭，大面積團結起來向專制極權發出挑戰，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宗教信仰的影響對其社會大眾的凝聚力。本文此處不對兩國現有的任何一種宗教本身作評論，只強調宗教信仰的影響力在突、埃革命中對民眾陣營所起到的聚合作用，這也正是中國社會目前所缺少的一個條件。
社會學家們早就發現，早期部落生活中乾旱時期的祈雨儀式對部落群體具有相當大的隱性影響。拋開祈雨本身是否能達到目的不談，就其集體的祈禱行為來說，卻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部落成員的凝聚力。一方面，部落成員在祈雨過程中的自省會減少部落內部的紛爭與衝突；另一方面，共同的信念和集體祈禱的行為都在增強着部落成員的相互認同與情感交融。
突、埃兩國的革命中，民眾在街頭集體伏地禱告時同心同德，抗議時一呼百應，其效果可見一斑。他們抗議的出發點也許只是單純的自由與公平等普世的訴求，但宗教信仰對其社會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這些革命者無形的精神後盾。
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團結的精神基礎是集體意識。集體意識是一般社會成員所共有的情感和信仰的總合。突尼斯政變的導火索是一個學生商販遭城管毆打後自焚的事件，此類事件在中國並不鮮見，甚至更為慘烈，但在中國卻沒有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
在中國社會，一，人們對家庭之外其他社會成員的基本情感所剩不多；二，沒有大規模的宗教信仰力量對社會群體的隱性凝聚作用，這種凝聚作用除了對虔誠的信徒有影響，也能影響其他大面積非虔信人群的思想和行為；三，社會缺失宗教信仰影響本身也恰是社會成員之間缺少基本情感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很多突尼斯民眾的視角來看，小販的自焚不僅僅是一起專制強權下的民眾被逼上絕路的社會事件，在另一個對其社會有着舉足輕重影響的層面－－宗教層面上，很多突尼斯民眾還看到了一個穆斯林兄弟的遭難；當然，在政權的支持者一方中也可能有虔誠的回教徒結成的力量，但如果其陣營的選擇也受到了其宗教思想的影響，只能說明這些人對其教義的解讀不同，而其集結行為的本身同樣體現着宗教信仰的凝聚力。
簡單說，埃及人畢竟能結成陣營，中國人甚至難以形成陣營。中國2010年廣受關注的跳樓事件所引發的罷工潮實際上是一次很好的茉莉花契機，但除一些城市的工人群體受其鼓舞而響應和參與之外，沒有像在突尼斯和埃及一樣得到社會更大範圍群體的支持；年底至今引起數億人關注的錢雲會事件也是如此。同類事件在突國而未在中國引起民間強烈反彈進而誘發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群體反抗缺少精神後盾。
中國社會表面上也有不少宗教，但這些在「愛國教會」 等機構「領導」下的教眾們，可以說，有相當大數量的人是抱着「國家」准我就上教堂信、「國家」不准我就自己心裏信信得了的下午茶式心態，其信念的自發性、堅定程度和教友間的相互認同感無法與前者相比。
中國也有真正虔誠的、人數眾多的信仰群體，如法輪功的習練者等。但也正因為其確實虔誠，當局視其為真正的威脅，其信眾很多被關押在監獄、勞教所等地，其餘也處於當局嚴密的監視、控制之中，想必目前難以在政治層面發揮出直接的作用。
那麼中國人有沒有可能在不久的將來也在一種共同信念的激勵下跨階層、跨群體、跨民族、跨所有背景、大面積地走上街頭，向極權專制說不，進而引發革命？我認為，有可能，而且在未來的幾年中就有可能發生。中國目前正在無形中形成一個這樣的人群，一個由一種逆向生成的共同信念逐漸匯聚在一起的人群－－退黨者。
人們可以因認同一種理念而匯集到一起，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力量，同樣，當人們否定與摒棄一種理念和組織的時候，也會形成一種巨大的群體性力量。而一個巨變前夕的社會所需要的，恰恰是否定的力量。中共強權可以削除或花瓶化所有的宗教、會道門，但已無法消除中國大面積人群內心日益對其執政理念和其黨組織的徹底否定與叛離。
在退黨現象出現後，中國社會裏由此正在形成這樣一個龐大的具有共同信念的群體，他們來自不同的階層，不同的職業領域或不同的民族－－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就是否定和清除中共的邪惡理念，讓人們退出中共，解體中共，消除中共的禍害。他們的口號就是「沒有你，對我很重要」，他們反思和去除自己身上共產黨文化的行動就是最有誠意的懺禱，他們在社會中日漸擴大的隱性影響有望成為中國茉莉花革命的精神後盾。
此退黨形式還有兩個最大的好處，一是在促進國人精神覺醒的同時沒有暴露退者的身分和位置，即可以不斷地積蓄力量，而當局無從下手，是一個無形大道；二是退黨人士來自中國的各行各業、各個階層和群族，達到一定的數量後，再遇到歷史契機，可以打破以往群體事件中只局限於相關的群體參與而處於無助的局面，有利於形成突、埃式的全民反抗。目前退黨的人數還不夠，等達到一定規模，時機一成熟，中國的茉莉花革命黨人最可能從他們中出現。國內外有識有心者，不妨參與和推助退黨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