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動身去中國之前並沒有寫書計劃。在北京時這個念頭在心中一閃而過。回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認真考慮這個想法。所以我把這個謝辭內容劃分成三個階段：去中國前、在中國期間和離開中國後。第一、二個階段對本書做出重要貢獻的朋友們當時並不知道他們正在幫忙我。
第一階段，我特別要感激倫道夫‧關（Randolph Quon）。他對中共太子黨與中國金融方面的研究使我受益匪淺。隨着時間推移，他成為我的中國宗師和親密朋友。沒有他睿智的教導和鼓勵，我到不了北京。其它鼓勵我成行的朋友們還包括：保羅‧衛利奇（Paul Weyrich）、瓊‧提佛‧德萊爾博士（Dr. June Teufel Dreyer）、羅傑‧羅賓遜（Roger Robinson）、法蘭克‧格夫尼（Frank Gaffney）和丹尼‧謝特（Danny Schechter）。在我離開之前的幾個月，米米‧詹姆斯（Mimi James）和泰瑞‧哈爾塞（Terry Halsey）邀請我住進他們在紐約的家裏 ，環球視野（Globalvision）提供了辦公室，波托馬克基金會（Potomac Foundation）的丹尼爾‧麥當勞（Daniel McDonald）提供了最初的基金。
在中國期間，倘若沒有美中兩國同事（和每天往來的商界朋友）親密無間的友情和坦率，那麼每天就如同走馬觀花一樣乏味，沒什麼好說的了。有些朋友我可以提及名字，譬如麥克‧福斯特（Michael Furst）和孟克文（Chris Murck）。其它一些朋友我必須為他們隱姓埋名。您知道您是誰，也許個別朋友會對這本書感到不高興或受到觸犯。個別地方也許是我的錯；雖然我有極佳的記憶能力，但不是完美無缺的，因此如果有任何紕漏或誤解，都是我的問題。
另外，我很感激我的公關公司的管理人員，無論是在中國的還是在美國的，感謝為我提供了一個平台並始終站在我一邊。 在美國大使館，我特別感謝那些曾幫助我的武官；而在商務處，我要感謝龐韜文（Thomas Lee Boam）和史蒂芬‧安徒生（Stephen Anderson）所展現的洞察力與遠見。在北京外國新聞界，特別感謝多位記者（一些已離開北京），包括潘文（John Pomfret）、亨利‧朱（Henry Chu）、麥克‧雪力頓（Michael Sheridan）、夏雷（Shai Oster）、諾亞‧史密斯（Noah Smith）、白安儒（Andrew Batson）、 克里斯‧畢林（Chris Billing）、愛德華‧楊（Edward Young）、西蒙‧卡列基（Simon Cartledge）、安得列‧莫列維基（Andre Mrevije），特別是白克爾（Jasper Becker）。幾個北京人士對這本書的特點也頗有影響：金‧巴內（Kim Barnet）、丹‧布羅笛（Dan Brody）、湯荻（Tang Di）、艾麗斯‧傅（Alice Fu）、黃孟度（Po-Wen Huang）、胡蘭（Francesca Dal Lago）、哈里‧米勒（Harry Miller）、 福里達‧莫克（Freda Murck）、托德‧史帝福克斯（Todd Stellfox）、以及羅素‧楊（Russell Young）。在互聯網方面，我要感謝麥克‧魯賓遜（Michael Robinson）樂意出現在紀錄上， 既使他不同意我的一部分結論。還要感謝他耐心向我解釋中共的防火牆先進技術。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提供的精采分析不僅通俗易懂，而且持續提供新的線索和信息來源。 我同時要感謝《標準周報》（Weekly Standard）鼓勵我研究互聯網的題目，並負擔最初的研究費用，並且要感謝理查德‧史達（Richard Starr）的純熟編輯技巧。
離開中國後的階段，我希望感謝我的父親，戴維‧葛特曼（David Gutmann），他說服我爭取這本書的合約。厄哈特（Earhart）基金會慷慨提供的研究經費，讓我得以回到中國幾個月，做一些深入的訪問，以填補其中一些重要的空白。我要感謝戴維‧甘迺迪（David Kenndy）和厄哈特的全體職員，特別是英格力‧美利可斯基（Ingrid A. Merikoski）和卻瑞爾‧高斯基（Cheryl D. Gorski）。也感謝丹‧麥克‧邁克（Dan McMichael）指點我尋求厄哈特的贊助，並且特別感謝對迪克‧艾利恩（Dick Alien）從一開始就是我這本書的導師。
鑑於這本書引用了許多背景資料，我要感激江雪琴（Jiang Xueqin）、詹姆斯‧穆文諾（James Mulvenon）、阿瑟‧沃卓倫（Arthur Waldron）、馬英（Ying Ma）、戴維‧衛爾克（David Welker）、馬克‧貝約克（Mark Bayuk）、史蒂芬‧許（Stephen Hsu）、肯尼斯‧伯曼（Kenneth Berman）、阿倫‧托爾森（Alan Tonelson）和劉雅雅（Ann Lau）。 丹‧薩若藍得（Dan Southerland）、彼得‧拉洛克（Peter Lovelock）和麗貝卡‧麥其諾（Rebecca MacKinnon）出於善心，讀完原稿並在最後階段提供建議，切實有用。我要感謝杰弗里‧費得勒（Jeffrey Fiedler）和勞聯-產聯下屬的食品與服務業部門的工作人員（AFL-CIO Food &c Allied Services Trade），感謝他們提供的檔案文件。也要感謝加利‧司密特（Gary Schmitt）和新美國世紀項目持之以恆的支持。
我的編輯，彼得‧可利爾（Peter Collier）精心編輯了這本書。他對本書原稿傾注了不少心血，為突出主題所作的努力無法衡量。我寫作冗長且用詞苛刻，他不得不多次加工修改原稿，手法和技巧嫻熟得像個優秀的外科醫生。我還要衷心感謝卡羅‧史達衛克（Carol Staswick）為本書最後付梓所作的貢獻。
這個謝辭無法表達我對妻子所作貢獻的感激。除了在校對和編輯方面她是最佳人選之外，是她把我帶進中國，又是她把我帶回美國。 即使她知道我的寫作會給她的中國學者生涯帶來麻煩，但是她從未要求我更改任何言詞的語氣。這種支持一直像伊森‧查雀利（Ethan Zachary）的祖母喬安納（Joanna）所給予的那樣，直到母親緊急住進醫院才突然替代了這一創作過程。出於所有這些原因，也為其它更深的我無法表達的緣由，我要說這本書屬於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