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研究中共的人都很快面臨兩個尖銳的問題。第一是為何一個黨製造了這麼多悲劇卻仍然大權在握——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1958—1960年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的饑荒導致三千五百至四千萬人死亡，除了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外，還沒有出現任何嚴重的威脅。二是為什麼它仍然自稱是「共產主義政黨」，即使當今中國對任何有着平等夢想的人看來，似乎更接近於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殘酷無情的資本主義。
第二個問題比較容易。1979年，務實的新中國設計師——鄧小平在回答「四個基本原則」時說，最重要的一條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利德對今日共產黨高超的描述是引用一個不那麼浮誇的同義反覆：長征元老和中央計劃經濟的英雄陳雲的兒子，陳元，也是人行高管，曾說，「我們是共產黨，我們決定什麼是共產主義。」
這種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甘願拋棄意識形態包袱的行為，還有助於解答第一個問題——黨為什麼有着驚人的生命力。由於黨自1978年起就同時領導和適應着痛苦的變化，靈活性早已成為了核心。用毛澤東——一個不那麼務實的共產主義者——的話來說就是：「正確地處理矛盾」。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民已經學到了享受毛的領導下不可想像的自由和繁榮。馬利德正確地指出，該系統仍然的終極手段仍然是依賴恐怖。但黨的統治不再是恐怖的絕對代名詞。
通過故事和實例，《金融時報》的長期駐華記者馬利德，闡明了最重要的矛盾和悖理。舉其中一個顯而易見的為例，市場經濟的需要 vs.黨的控制。馬利德描述了一個幾乎是滑稽的戰場：中國國有控股公司在海外股票市場的上市。華爾街銀行家曾絞盡腦汁地力圖描述黨委書記在企業中的角色。約翰·桑頓，高盛公司的前老闆，描述在一個「大開眼界」講座中，他作為中國的某董事會成員了解到：該委員會負責六大功能，「而且都是最重要的事。」招股說明往往通過避免提及黨的角色來解決這個難題。
這方面的矛盾一個更讓人噁心的例子是在2008年，一家乳品公司，三鹿的部分產品已被發現受到污染，正在危害和導致兒童死亡。僅從商業邏輯來說，更遑論基本的人道，都要求這批產品被立即召回。但是老闆首先要效忠於黨，黨要求控制壞消息，以免破壞當時北京奧運會的氣氛。
最生動地顯示在1989年的北京，然後黨只有依賴軍隊才保住了政權，接下來是因此而出現的緊張態勢。這種依賴導致了迅速膨脹的軍隊預算，將軍們用來配備高科技設備。這些讓他們認為自己是作為職業軍人在保衛中國，其實他們的工作是為黨服務。偶而媒體上出現神秘的（非公開的）反對軍隊「去政治化」和「國家化」的呼聲，這些論述也顯示出局勢的緊張。
第三，還有一個悖論，中國的領導人認識到，對他們的權力主要的威脅是腐敗，但他們的權力建立在讓腐敗變得基本上無法避免的體系之上。事實上，正如馬德利所說，腐敗已經成為一種「象交易稅那樣東西，讓統治階級在內部分配不義之財……這成為黏合整個系統的膠水。」外人不允許有超過黨的權威。馬德利注意到，獨立的反腐敗運動「可以帶動整個大廈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