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9日，是中央某機關公務員李乾源的人生轉折點。
在此之前，他是令人羨慕的國家公務員，結了婚，分了房子，工作也有奔頭，生活平穩有序。在近5年的機關生涯里，儘管也做過信訪幹部，但那些冤屈和不幸終究是別人的事，對他而言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並無切膚之痛。
弟弟因為交通意外去世後，為了替他討個說法，李乾源成了一個上訪者，原有的生活秩序徹底被打亂。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多次奔走於北京和福建家鄉之間，到處遞資料和申訴，在遭遇了無數的白眼和歧視、經歷了不斷的爭吵和周旋、動用了大量社會關係、花費了近10萬元之後，李乾源終於看到了解決問題的曙光，但他也很無奈，「這個結果不是我想要的，但如果要達到理想，一定會影響工作生活，代價會更大，我也不想繼續下去了。」
不能接受的現實
2009年3月29日是星期天，李乾源還處在剛剛裝修完房子的疲憊當中。上午8點多他接到妹妹打來的電話，弟弟李乾民在前一晚因為車禍已經去世了。晴天霹靂之下，李乾源坐上了上午11點回廈門的飛機，再從廈門趕往家鄉南安市的殯儀館。
李乾源的家庭是村里人羨慕的對象，兄弟倆一個從政，一個從商：2004年，法學碩士畢業的李乾源幸運地考入了某國家機關，弟弟李乾民和妻兒則長期在安徽做生意。2009年3月28日下午，李乾民坐飛機從合肥回南安市水頭鎮家中，臨上飛機前，他撥打了一個叫車服務電話（後來被廈門市公安局定性為非法經營電話），預約一個多小時後來廈門機場接他，下機後坐上了約好的捷達小轎車，出了機場，車被另一名乘客攔住，他要前往離南安市不遠的晉江市。於是，李乾民和這名乘客就以「拼車」的形式一起駛向了夜雨中的歸家路。
在當地，類似的黑車是一種公開化的存在，日益加快的城市化進程，使得當地的公用設施建設遠遠落後於居民的需要，供需矛盾之下，黑車遂日益泛濫起來。儘管有媒體連篇累牘的報道，黑車的存在和使用仍然屢禁不止，時有惡性事件發生。
當天21時許，福廈路324國道234公里850米處南安市水頭鎮仁福村路段，李乾民的家已近在咫尺了，車輛突然沖向路右側並碰撞到路旁的房屋。根據南安市交警大隊的事故現場勘查筆錄，司機和另一名乘客當場死亡，李乾民則被送往海都醫院進行搶救。
回家後的第二天，李乾源來到了醫院，急救病歷上顯示的心電圖直線，讓受過醫學訓練的李乾源疑竇頓生。「其實我弟弟當時就已經沒有生命特徵了。 120醫生到事發現場，確認車上人員均已死亡後，開車回了醫院，而交警擅自以死者手有餘溫為由，用警車將我弟弟送到了醫院，轉了一圈就直接送到殯儀館了。」李乾源感到非常氣憤，他認為南安市交警弄玩屍體、不尊重死者尊嚴。
到底「兩死一傷」還是「三死」，其中的差異並非僅僅關乎尊嚴，按照交通法規的規定，三人以上死亡為特大交通事故。李乾源認定，就是其中牽涉的地方安全生產考核任務，致使南安市交警大隊瞞報漏報。
帶着弟弟的病歷複印件，李乾源到了南安市交警大隊。他得知，事故車輛並非司機張建峰所有，車主另有其人，是江西省吉安市永豐縣人鄒軍，由其弟弟鄒火生負責該車的營運管理。「鄒軍和鄒火生長期營運多輛私家車，無照經營，他們已經構成了非法經營罪」，李乾源認為，正是他們運營的「黑車」使弟弟喪命，他要求見車主。然而，南安市交警大隊的詢問筆錄顯示，這輛車是借給司機的，與鄒家兄弟並沒有關係。「交警做完筆錄就讓車主走了，我問他們車輛登記表上的電話是僱主鄒火生的嗎，交警說不是，也不給電話，反正就是遮遮掩掩的，剛開始萌發出來要跟車主、僱主溝通的想法被交警阻攔掉了，我們不知道該找誰，感覺孤立無援。但我當時還想這是不是人家的私隱，交警不方便透露。」李乾源憤憤地說，他覺得自己太過書生氣。
兩天以後，李乾源見到了僱主鄒火生。南安市交警大隊在李乾源的要求下組織了第一次調解，鄒火生的態度在他意料之中，「他說這是他哥哥的事」，李乾源隨即質問交警：「鄒火生到底是不是全權代表。」交警答覆他，「人家只是來這邊辦別的事。」李乾源感到絕望了，「一開始我們氣憤的只是車主和僱主，對交警還是比較信任，把發現的證據都交給了他們，但是交警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開讓我們逐漸把重點轉移到了他們身上。」他開始對南安市交警大隊試圖扮演的 「公親」（閩南話，意為中間人）角色產生了徹底的懷疑。
2009年4月8日，李乾源做了兩件事，先到泉州市信訪局用朋友的身份證登記，「出事的三個人分別在惠安、晉江和南安，我預感到這事最後肯定要到管轄這三個地方的泉州市」，李乾源坦言自己當時並沒有真的想信訪，只是覺得應該去「掛個號」。另一件事，就是聯繫當地的律師，幾個律師都不接手。這在李乾源的意料之中，「我自己是學法律的，也覺得打官司的意義不大。」李乾源感到無奈，但他並沒有放棄打官司的想法，只是覺得時機未到。
4天後，南安交警大隊的交通事故車輛技術檢驗報告卻真正讓李乾源火了。
車輛檢測報告激化了矛盾
事故車輛的檢驗由南安市交警大隊委託福建方正司法鑑定所完成，結論是「制動系統和轉向系統各機構、部件除事故損壞外，無其它故障缺陷，原技術狀況符合車輛使用有關規範要求」，當李乾源看到「左右前輪無異常磨損」字樣時怒不可遏：「那左右後輪呢？南安交警大隊難道不知道一部轎車有幾個輪？」他覺得南安市交警大隊已經沒法讓他信任了。
事後他承認，正是這份報告促使他下定決心搜集證據，逐級向上反映情況。4月24日，他用特快專遞分別寄給南安市交通局和南安市交警大隊事故股，前者沒有任何回應，後者給他的回答則是：「找不到該信了。」
不得已，李乾源動用自己在司法部的關係，做了第二次車輛鑑定。新的鑑定推翻了之前的結論：左右後輪不符合技術要求。這就證明了車主的責任，李乾源認為自己已經抓住了關鍵點。拿到報告後的第二天，他就把報案材料寄向了南安市豐澤區公安局，控告車主鄒軍和僱主鄒火生的非法經營罪，並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工作單位，事發以來，李乾源第一次把自己格外珍惜的身份落到了白紙黑字上，報案材料卻同樣石沉大海。
5月7日，李乾源等待已久的事故認定書姍姍來遲，南安市交警大隊承認了事故車輛存在安全隱患，司機應承擔全部責任，李乾民和另一名乘客無責任，至此，「病車」成為共識。車主也從開始時的0賠償到4月20日決定賠償1萬元喪葬費，但李乾源仍然認為南安市交警大隊迴避了很多重要問題，關鍵事實未體現在認定書中，而且對方的1萬元是出於讓他無法接受的「人道主義」。面對對方拋出的「妥協」，他決定向更高一級部門反映情況。
5月11日，他把手裏的資料同時撒向了福建省公安廳、福建省交通廳、泉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隊和泉州市公安局。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給他的覆核結論是，維持南安市交警大隊的認定；泉州市交通局給他的回覆是無法認定非法經營行為。
在此期間，李乾源找了公安部和交通部信訪辦，「那麼多人都跑到北京來信訪，我守着這個資源沒理由不利用」，李乾源開始嘗試從上到下的另一條路。 「公安部算是挺重視的，還派了一個交管局的年輕人來了解情況。」他覺得這已經很給他情面了。公安部和交通部交辦下去之後，仍是同樣的結果，維持原狀。
端午臨近的時候，李乾源決定利用去安徽出差的機會順便回家。他找了福建省信訪局和泉州市信訪局，同時想到了報警，以過失致人死亡罪、交通肇事罪、非法經營罪控告鄒氏兄弟，連續報案的4天裏，他每天都要和公安局、交警隊的人吵一架。「交警大隊的人說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報警的。」李乾源回憶當時的情景。
報警和吵架並沒有產生什麼實質效果，8月初，南安市公安局以不予立案回答李乾源。「3條人命，研究四五個月，填充8個漢字，法律文書還錯1個字」，李乾源看到把「犯罪事實」寫成「犯罪現實」的不予立案通知書，更多的感受不是憤怒，而是可笑，「這就是他們的水平」。
8月下旬，李乾源又回家了，他再一次動用了關係，找了福建電視台的一個朋友報道這件事。也許是新聞報道起了作用，南安市交警大隊聲稱要組織重新調查，在李乾源看來，並沒有什麼實質意義，「只是認認真真走過場」。8月27日，南安市交警大隊組織了第五次調解，最終車主願意將「人道主義」賠償提高到 2萬元，李乾源諮詢律師後，提出的賠償數額是75萬元。「其實真正的調解也就兩次，中間幾次車主和僱主找各種理由不來。」李乾源至今仍堅持，如果他們的態度好一些，能夠誠懇地道個歉、請求寬恕，他不會一直追究。
不立案，調解終結。李乾源覺得再去找泉州市的信訪部門已經沒有意義了，他決定只向省級信訪部門反映情況，過年前的最後一次回家，他仍抱着一絲僥倖找了福建省信訪辦的領導，不出所料，結論還是不變。他還曾多次給省長信箱發郵件，得到的答覆也是無法立案、非法經營罪無法認定。與剛開始的愕然相比，李乾源已經能夠很平靜地面對了。
在此期間，對方及有關部門要反告他的傳言一直不絕於耳，說泉州公安局要來找他算賬。12月中旬，出差回來的李乾源看到了南安市交警大隊寄給他單位的一封信，雖然措辭含蓄，但希望單位領導給予過問的意圖很明顯。「單位領導對我的處境表示理解，他們也感到很氣憤」，在此之前，李乾源的同事大都不知道這件事。「這是我的私事，跟單位沒有關係，我不想把個人的事帶到工作的環境裏。」李乾源不想讓自己的公職牽涉其中。傳言和來信相繼到來的時候，憤怒之餘，他感到了一絲害怕，2010年春節，擔心遭到報復的李乾源第一次沒有回家過年。
2010年初，南安市政府提出要為整件事「埋單」的時候，李乾源一口回絕了，「我不是乞討，不是向政府要錢，我們要的只是一個理。」「兩會」期間，他和對方在北京見了面，南安市政府明確提出賠償40萬，李乾源有些動搖了，他已經筋疲力盡。雖然一年來工作生活沒有出大的紕漏，但他已經錯過了太多發展機會。
一年得與失
弟弟李乾民出事的時候，李乾源調到現在這個期盼已久的崗位不到一個月，他壯志滿懷地要好好工作、積累經驗，橫禍的降臨讓美好的計劃和憧憬戛然而止，出國機會懶得去爭取，托福、雅思和資格證的考試也懶得準備，弟弟的死讓他完全失去了奮鬥的熱情。「其實我上高中後就很少跟弟弟見面了，他初中畢業後就出去做生意，我們一年也就見一兩次面。」在李乾源的記憶里，兄弟倆有時候會吵架，弟弟對他這個大哥也常常不服氣，暗暗競爭。「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李乾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帶弟弟來北京玩。
愛寫詩的李乾源用階梯體的詩歌寫了控告書、還為弟弟寫了一首《滿江紅》的詞。這一年來，他寫的材料和文章大概有10萬字。當地公安、交警部門寄來的報告和答覆後面，幾乎都有李乾源的批註。「幽默一下：警察調查希特拉的手下，他殺人了嗎？沒有！回過頭來問希特拉：你殺人了嗎？當然沒有。於是得出結論：希特拉沒有殺人。照貓畫虎，之前某交警調查了車主、僱主沒有犯罪『現實』！！」在泉州市交警大隊寄給他不予立案的信訪件答覆函後面，他如此寫到。李乾源把泉州市公安局的報告稱作「三無報告」——「民事無賠償、行政無處罰、刑事無立案」，他自己針鋒相對地寫了一份「三合報告」——合情、合理、合法，從事故示意圖到當地政府部門應該如何聯合調查，再到怎樣打擊黑車，無所不包。
其實，李乾源對信訪並不陌生，剛到單位時，他就在信訪辦工作，「開始工作的時候，我覺得雙方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應該相信誰，時間長了之後才有了一個切身的感受，老百姓真苦。」他覺得沒有人會特別願意大老遠跑到北京來上訪。「大部分信訪都是因為地方政府的不作為或者亂作為。」
雖然幫助過很多來信訪的人，但輪到自己維權時，最初的信心也在漸漸流失，「我一開始很有信心，首先我覺得自己維權能力比較強，其次有信訪的工作經驗、而且或多或少還有一些資源，最重要的是，我一直相信理在我這邊。」一路下來，他只剩下了一個感受：在中國維權太難了。「但我從來都沒有絕望過，」李乾源相信正義和公理在他這邊，「面對這件事，有的人選擇拳頭相向，有的人選擇直接打官司，有的人甚至去堵政府大門，我的要求合情合理，我的行為理智、合法。」
上訪一年多，李乾源的體會是信訪的人先要會寫三種文章：給領導的，要以情動人；給媒體的，要發掘其中的社會意義；給公檢法的，則要懂法律，引經據典。其次要有證據意識，「很多老百姓的維權能力和意識不成比例，不懂得拿證據，最終，對自己有利的客觀事實無法上升為法律事實。」第三還要有耐心，「現在的信訪條例規定，有關部門15天內決定是否受理，60天內給予答覆，必要情況下還可延長30天。這樣一來，一個層級就需要105天，一層層下來，至少得一年多。」但對時間有限、能力不足、沒學法律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同時具備這三樣又是何其難。
在李乾源看來，維權之所以這麼難，一個原因是信訪過程中信息傳遞方式的片面性，社會底層的信息在行政體系內逐級傳遞過程中急劇縮減、錯漏，才會有這麼多信訪人拼命向上反映，以達上下信息均衡；另一個原因就是基層執法機構和人員的素質和知法、守法水平堪憂，再加上地方利益的盤根錯節，使得很多明顯的錯誤遲遲得不到糾正。
「弟弟的生命換來了我的進步」，李乾源平靜地說自己變得更加堅強和理智了。這一年他讀了大大小小50本書，包括交通事故法規、公安法典、交通法典、疑難問題解析、刑事犯罪、交通肇事罪、車輛鑑定檢測等等。從對交通事故糾紛完全不懂到熟知了其中的細節，一些專有名詞的解釋，他馬上就能背出。「我跟一個朋友開玩笑，我現在已經完全具備去你們公安系統就職的資格了。」李乾源自嘲。為了引起媒體的興趣，他甚至還讀了新聞採編方面的書。
現在李乾源已經能夠做到上班的時候不想這件事情了。前些天，他去了北京立水橋一家書店，從午後兩點直到晚上7點，買了幾十本書。也許對這個走出校門5年多的年輕人來說，讀書才能帶給他最終的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