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一點說，自由總是建立在不自由之上。在美國大學裏教書，一邊是看似漫無邊際的自由，罵罵校長、市長，再罵罵總統，只要是罵得有感而發，有理有據，問題都不大；另一邊是細化又細化，精確到字母的禁忌。而這些禁忌的來源非常多樣化，有些是歷史的沉痛和傷疤，揭一點就痛，所以大家學會像看護鮮花一樣地呵護着這些傷疤，不碰就不引起疼痛。有些禁忌源於對私人空間的保護，有些則是對特殊群體的保護。當然還有的是源於基本的社交準則。
如果有禁忌入門手冊，第一條一定是種族歧視，第二條一定是性別歧視。稍微了解一點美國歷史的都會知道，種族歧視與性別歧視在美國短暫的歷史上都曾經泛濫過。黑人曾經是奴隸，既沒有與白人同等受教育的權利，也沒有投票權。女人曾經等同財產，即沒有與男人同等受教育的習慣，也沒有投票權。當中國的女權先驅在二十世紀初葉挺胸（解放胸，不再束胸）闊步（解放腳，不再纏足）走進新學堂的時候，美國的女人們也正如火如荼地剪短頭髮與裙子，扔掉緊身衣，走進大學學堂，並且爭取到投票權。
美國是一個非常善於向自己的過去學習的國家，所以自淨功能較強。既然種族歧視性別歧視以及伴隨的抗爭讓黑人白人男人女人都不高興，那麼今天就建立一個體系儘量減少他們的發生。不但教授們在課堂上不能有任何牽涉這兩者的言行，這兩個禁忌也被一本正經地寫在我所有的課程提綱裏面，因為對學生同樣適用。
不光是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禁止同性戀歧視，年齡歧視，階級歧視，殘障歧視等等其實都寫在校規里。而冒犯其中一條，無論是終身教授還是剛入學的學生，都有被開除的風險。所以大家在這些問題上十分小心翼翼。這些禁令並不禁止課堂上討論這些話題，而是不能在課堂上有歧視的言行。所以把握難度較高。除非是牽涉這些課題的專業，一般而言，大家都避而不談。
我的課堂上有過同性戀學生，頭髮花白的學生，也有過殘障學生。最政治正確的做法就是在學術評價上一視同仁。比如，在討論同性戀着裝上，同性戀學生並不能因為他們的特殊身份而在討論中獲得加分或者減分。智障的學生一般會提前知會教授他（她）的情況。教授會酌情給予幫助，比如給他課堂筆記，考試時安排單獨安靜的空間等等。不過學業上的標準還是與大家一樣。而大學也有義務幫助身體有殘疾的學生。殘疾人通道幾乎每輛校車，每間教室都有。曾經碰到一個學生是聾啞人，學校便安排了啞語翻譯給他。所以每次他來上課，總要很氣派地佔兩個位子。
在很多問題上，教授們都要有打死不泄露的精神。學生的性取向，年齡，智力狀況，分數，疾病等等，除非是他們自願透露，教授們是不能告訴其他人半個字。因為大學生都是成年人，所以即使他們的父母來問他們的分數，學校也有義務為學生保個密不透風。這些禁忌雖然讓大學顯得條例森嚴，但實際上卻十分有利於大學的多樣與包容。與眾不同的學生們也因此擁有了自由空間：有窮的權力、有老的權力、有病的權力，也有不聰明、考低分、不愛異性的權力。他們不會因此而受到輿論壓力或感覺低人一等。
另外三個頗有共識的禁忌是宗教信仰、政治立場與墮胎。不單在大學，在辦公室，在日常生活中，這些都是能讓每個美國人臉紅脖子粗的非常敏感地帶。墮胎因為與宗教相連，所以十分有爭議。有些教授雖然會毫不在意地表明自己的信仰和立場，但是詢問、評價他人的信仰和政治立場都屬於不符合職業規範的行為。2008年總統競選的時候，同事們最多會問：「去投票了嗎？」而不會問「投了誰？」除非是好得穿連襠褲的朋友之間可以無所顧忌。
最常見的禁忌當然是說髒話的禁忌。再怎麼有個性、鋒芒畢露的教授也絕對不會在課堂上講髒話。The 『F' word似乎永遠、永遠、永永遠遠都不會從教授們口中蹦出。平常的談話中，為了避免刺耳，很多人會用相似的發音來代替髒話，比如shoot用以代替sh*t，darn用以代替damn。而The F word因為意思太強烈，至今還無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