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重慶的打黑除惡專項鬥爭進行得可謂「如火如荼」。儘管一些人拍手稱快，但最近發生的一些事件，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思和憂慮。比如，李莊律師的所謂「偽造證據案」，裏面疑點重重，已經引起了律師界和普通民眾的廣泛關注。就在此時，12月18日，新上任的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林育均在重慶「主城九區律師工作座談會」上說：「在當前的打黑除惡專項鬥爭中，重慶律師必須顧大局、講誠信、守紀律、重操守。」並強調「重慶律師要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12月19日《南方都市報》)
　　其實，人們一聽這話並不陌生，因為早在今年8月，某官員就已經講過類似的話，要求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從法理上講，從我國的《憲法》和《律師法》的規定上講，這樣的要求完全誤解和扭曲了律師的角色，把律師當成了政客或者官僚，當成了利益政治(而非「原則政治」)的附庸，當成了權力的幫凶，背離了法治精神和人權保護原則。我們的《憲法》確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基本原則(第三十三條)。那麼，如何保障公民的人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允許公民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公民這種聘請律師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在三大訴訟法中都有規定，不得受到侵犯。
　　根據我國《律師法》的規定，律師是「接受委託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第二條)。律師的職責是「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同上)。在這裏，律師的角色定位很明確，他們是「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人」，不是「為政治提供服務的人」。他們的職責是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不是維護「政府官員的權力」；是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不是維護「紀律的恣意推行」；是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不是維護 「戕害公平正義的大局」。
　　從這個意義上講，律師只需要「遵守憲法和法律，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律師法》第三條)，不應當「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如果要求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那「憲法、法律、律師職業道德」該放在什麼樣的位置上？難道「政治」、「大局」和「紀律」高於憲法和法律？從法理上講，憲法可是人民意志的體現呀！難道還有高於人民意志的「政治」、「大局」和「紀律」？
　　也許有人會說，人家所說的「政治」、「大局」和「紀律」與「憲法和法律」是一致的。那麼，我的疑問是：既然二者是一致的，那還有必要再用不同的詞語重複一遍嗎？實際上，從語義學上講，「政治」、「大局」和「紀律」與「憲法和法律」在含義上是差別很大的，硬說它們一致恐怕有悖定義的規則，導致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所揭示的那種對語言的濫用。
　　退一步講，即便要求律師「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做法有一定道理，也根本無法公正地實施。誰能說清楚這條「清規戒律」的含義究竟是什麼？律師需要講「什麼樣的政治」，什麼才是「政治」？律師需要顧「什麼樣的大局」？什麼才是「大局」？律師需要守「什麼樣的紀律」？什麼才是「紀律」？
　　如果不是玩文字遊戲的話，我相信，沒有人能說得清楚。這種含混模糊的口號根本不適用於法律領域，根本無法要求一個律師去遵守，因為法律領域裏講求確定性，只有具有相對確定含義的規則，律師才能遵守。這正是法治的基本要義之一，否則的話，就要淪為人治――一種喜怒無常的治理模式。我相信，沒有多少人願意回到人治時代，願意生活在不講規則的危險社會裏，因為在那樣的社會裏，哪怕一個擁有很高權力的人也無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權利。
　　法治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律師是推動法治和保護人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律師這個群體，就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就沒有對人權的有效保護。現代公民所擁有的所有基本權利，幾乎都是律師堅持不懈地幫助當事人爭取來的。憑藉自己的專業知識，律師既捍衛了當事人的權利，又促進了整個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對於這樣一個群體，公權力機關和社會各界都應當呵護和尊重，應當捍衛他們神聖和高貴的辯護權利。
　　然而，不幸的是，近幾年來，在我們這個社會裏，律師的辯護權利屢遭侵犯，甚至出現了一些律師因正當行使辯護權而被治罪的案例。一些政府官員仍用陳舊的眼光看待律師，把律師看成自己權力的敵人，想方設法刁難和壓制律師。這種錯誤的態度和做法不僅違反了憲法和法律，而且阻礙了法治的進程。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