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和眾多上訪者擁擠在國家機關門前的隊伍中時，當我被那些盼望公正的眼神震撼時，當我和他們一樣感到被敷衍時，我也常問自己這個問題。
美國姑娘朱莉·哈爾姆斯沒想到，與安徽五河青年劉士亮的愛情考驗，還會遭遇到這一茬事兒：上訪。因一起很小的鄰里糾紛，劉士亮以「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名被拘捕。這個堅持認為未婚夫無罪的紅頭髮女孩，在接下來的5個月裏，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中國信訪道路。赴京、排隊、申訴、等待，在經歷了所有中國人上訪必須的過程後，她體認到文化與法律制度之間的差異與隔閡。
5個月裏，朱莉經歷了中國人上訪所有的過程。攝影 王旭華
今天我所講述的，是一個老外在中國上訪的故事。
我，朱莉·哈爾姆斯，31歲，美國人，現居北京。
別笑，這是真的。我頭一次來中國，是被這個國家的神奇所吸引；接下來，我定居在中國，因為遇到了一個中國愛人；現在，我在這裏要做的事就是：上訪。
我為什麼上訪？當我和眾多上訪者擁擠在國家機關門前的隊伍中時，當我被那些盼望公正的眼神震撼時，當我和他們一樣感到被敷衍時，我也常問自己這個問題。
我畢業於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專業，這座全世界著名學府的一個基本治學傳統是：視法治為社會運轉之基石。當經歷過中國式上訪後，我更加覺得，在依靠法律主張權利的道路上，我們應該走得更深入。
開始，我的故事幸福和順遂。按計劃，我和我的中國愛人今年完婚。他叫劉士亮，是一個來自安徽五河的農村小伙子。1999年，我來中國為一家美國出版社撰寫一本關於中國旅遊的書，偶遇在合肥做保安的劉士亮，我們之間擦出了火花。「身份」的差距，並沒有阻擋住我們的相愛。
2007年，一樁意外把劉士亮捲入其中，也改變了我的生活。劉士亮是安徽五河縣雙忠廟鎮劉蔡村人。這個村子的人大多數都姓劉，屬同一個祖先，不過盤根錯節的宗族關係，讓家族成員間也潛伏着矛盾。
劉士亮大哥的孩子，和同村村民劉士勛的孩子發生了衝突。這起孩子間的糾紛，卻使得兩家家長棍棒相見。最後，劉士亮大哥家吃了虧。當時在深圳工作的劉士亮，坐立不安。
2007年5月15日，劉士亮從深圳趕到五河家中，身邊還帶着5個朋友——這很容易被看成是意圖報復和挑釁。
很不幸，劉士亮和劉士勛又發生了肢體衝突。劉士勛輕微傷，而劉士亮重傷顱骨骨折，當即被送到安徽省立醫院醫治。
我引用安徽省蚌埠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裁決書，說明此事：
「劉士勛因鄰里糾紛持械故意傷害他人身體，致人重傷後果，其行為已構成故意傷害罪，劉士勛除負刑事責任外，對其犯罪行為給被害人劉士亮造成的損失，還應負民事賠償責任。」
2008年6月23日，終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劉士勛判處有期徒刑5年，賠償劉士亮1.5萬餘元。但是劉士勛對此判決不滿，狀告劉士亮非法侵入住宅，也走上了上訪之路。
上訪，是中國人特有的權利申訴方式，每年都有大量的中國人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信訪的道路。2004年，中國國家信訪局曾經公佈，每年的上訪案件達到1000萬起，每年的上訪人數超過50萬人次。
整個事件很不幸。在等待劉士亮身體康復的同時，我們開始籌劃在2009年完成婚禮。經歷過這次意外，對步入穩定的婚姻，我已急不可待。
然而接下來的波折，卻讓我陷入更深更大的漩渦中。
小城洋秋菊
2008年3月，五河家人的一個電話打到深圳，我和劉士亮得知：五河縣公安局以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為名，對劉士亮提請逮捕，五河縣檢察院已批准逮捕。
距離那起鄰里衝突已經過去9個月，為什麼這個時候又突然對劉士亮實行逮捕？
直到時隔半年之後，2008年10月，劉的家人才獲悉，早在2008年2月28日，五河縣公安局就對劉士亮網上通緝。
別人告訴我，在中國，只有罪大惡極的，或者重大民事糾紛中的責任逃逸者，才可能被上網通緝。
我的律師吳志君告訴我，在認定當事人逃逸的情況下才會通緝，而且要在24小時之內，對家屬下達書面通知。但是，劉士亮和他在五河的父母稱，一直沒有接到當地警方的書面通知。他們認為，五河縣公安局知道劉士亮在深圳工作單位、住址及電話，但是沒有行使這項義務。
更讓我奇怪的是「非法侵入他人住宅」這個罪名。在中國農村，特別是劉士亮的老家，去鄰里家走動有時十分隨意，不需要預約。
所有的蹊蹺，都使我不得不認同劉士亮父母的推斷：對方不甘受罰，通過關係對執法部門施加了不當的影響。但劉士勛家人否認了這個指控。他們認為，劉士亮依靠人多勢眾製造了事端。
五河縣公安局局長呂興亞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介紹，這起案件責任很明確，打人的一方和侵入他人住宅的一方，都有責任。當時在找不到劉士亮的情況下，才根據有關法規對劉進行通緝。呂局長說，根據當時勘查情況，劉士亮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證據明顯，所以對他提請了逮捕。
我們委託律師遞交了要求撤銷逮捕決定的申訴書，並且在2008年10月到安徽省公安廳、12月到公安部反映情況。但是我和劉士亮得到最多的答覆是：「需要了解情況」。
吳志君律師跟五河縣公安局交涉的時候，得到這樣的答覆：劉士亮必須歸案，因為劉士勛一家也在上訪，兩家的不斷上訪給當地帶來了很壞的影響！
2009年6月17日，劉士亮在深圳被警察帶走，6月28日被羈押到五河縣看守所。
聽到這個消息時，我正在休斯頓，立刻趕回了五河縣。從這一天起，我的生活就被改變了。
本來作為五河小縣城唯一的洋人，我已經夠扎眼了。現在，五河、蚌埠、合肥、北京，在各級公、檢、法機關門前，我這個紅頭髮的老外，又加入到上訪者行列中。
我最早來到的是五河縣公安局。而後，當得知檢察院即將提起公訴，我又來到了五河縣檢察院。吳志君律師說，非法侵入住宅，必須達到情節嚴重，才構成犯罪。對此類案件的處理，一般屬於自訴案件，只有在特別嚴重時，才作為公訴案件審理。
但是，我發現，在縣城找領導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每一次都找不到領導，很多領導不在單位上班，或者「領導在開會」，其下屬也不知道領導在哪裏。
五河縣檢察院一位官員說，既然公安已經提請逮捕，作為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訴是順理成章的。他告訴我：「公安是配菜，我們是炒菜。」
我對「配菜說」的邏輯感到不解。檢察院對於批准逮捕的案件應該做獨立的調查，不能視自己批捕的案子作為一個應景的配菜程序而推卸責任。因為，如果開始就抓錯了人，後來者很可能也會將錯就錯。
開始，我不想把事情搞複雜，跟秋菊一樣，也是從基層反映情況。我知道「越級」會讓當地政府不高興。但是，最後，我還是決定去北京。我的理解是，當人們認為法律在被不公正地執行時，需要到一個更高級的機關來糾正這些做法。
「在程序中」
我的第一份工作和北京有關。2000年哈佛大學畢業後，我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辦事處工作了一年。現在我故地重遊，是為了上訪。
北京酷熱無比。我先是去了位於東堂子胡同的公安部信訪處。我認為問題出在五河縣公安不應該對劉士亮通緝，這是濫用權力。我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求依法辦案。
我去公安部的次數最多，已經5次了。公安部信訪處的人都認識我了，甚至跟我打招呼，「又來了？」
信訪處門前，每天擠滿了各地的訪民。這裏上午發號，下午叫號。人們早早排好隊，希望可以有機會陳述冤情。我看到，有些好不容易排到前頭的上訪者，因為沒帶身份證，被門衛一句輕描淡寫的話打發回家。
訪民們一開始還以為我是個記者，他們向我講述自己的遭遇。許多問題因為經年累月得不到解決，已積重難返。他們似乎對結果也不抱希望，唯一的寄託就是不停地上訪。有意思的是，一個中國人甚至問我：你來上訪是被人指示還是被人花錢雇的？
或許是看到一個老外站在上訪的人群中不好看？一次，公安部信訪處的工作人員過來邀請我進去坐。我謝絕了：我不是小孩子，不需要照顧。我要和其他上訪者一起排隊。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信訪處，在正義路靠近東交民巷的地方，門上沒有牌子，顯得神秘。在那裏，工作人員看到「非法侵入他人住宅」這個罪名都覺得很奇怪，說這構不成重罪。一個59號工作人員，我對他印象深刻，因為他是為數不多能夠認真聽完我的傾訴的人。我甚至分辨出，此人的口音來自呼和浩特。
國家紀檢委信訪處我只去了一次，是坐308公交去的。這個地方一天只發100個號，但是一般是一批同時接待5個訪民。因為往往是下午兩三點開始接待上訪者，我那次是和7個人一起擠進去的。
整個7月、8月，我幾乎天天上訪，對於這些機構的上訪規律門清。為了省錢，我還辦了交通卡，北京坐公交才4毛錢！
我在王府井新華書店買了好多中國法律方面的書，刑法、刑事訴訟法、憲法、信訪條例。看完了這些書，我覺得跟美國的法律條文區別也不算太大，差距來自執行上。
比如按照信訪條例第23條，信訪機構應該給上訪者書面答覆，但是我從來沒有得到。只是偶而得到一張小紙條，告訴我下一次上訪的時間，和我應該去解決問題的地方。
我把一切搞砸了嗎？
我在北京上訪，讓劉士亮代理律師劉詠梅很不高興。她說，本來這個案子很容易，就因為劉士亮有個要過門的美國太太不斷上訪，還找媒體，把本來簡單的事情搞複雜了。
或許真應了劉律師的話，2009年9月14日，五河縣人民法院開庭，這是事隔三月後，我第一次看到劉士亮，但是這次開庭沒有宣判就結束了。
吳志君律師認為，五河縣公安機關羈押劉士亮，沒有超過法律規定的羈押期限。正常情況下，法院要在1個月到一個半月內，開完庭並作出一審判決。開庭後，檢察院有兩次補充證據的權力，每次為時一個月。如果法院在一個半月內審結不了，可以向上級法院請求延期一個月。
五河縣外宣辦工作人員李向前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表示，這個案子其實不大，之所以現在沒有宣判，就是因為搜集到了新的證據，法院要把這個案子辦成鐵案。
李向前告訴記者，「朱莉想利用外國人的身份對案子施加影響是行不通的。因為，現在中國已經不是『做洋奴』的時候了。」
11月2日，我去了五河縣法院，刑庭庭長告訴我，案件已經上報安徽省高院，並且已經獲得批准，可以延後宣判。11月7日，我帶着劉士亮的父母去了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傍晚時分，得知五河縣法院已將案件退回五河縣檢察院。
劉詠梅律師說，這次是五河縣檢察院主動撤訴的，他們還要重新起訴。
在看守所里，劉士亮已經迎來送往了幾撥獄友。劉詠梅說，原來與他同被關押的兩人，一人有前科，此次又是翻牆撬鎖，並打傷了人且不認罪，才被判處六個月，離開了看守所；另一人被判了三個月，也走了。因為劉士亮「拒絕認罪」，我們取保候審的要求沒有被允許。現在，劉士亮被羈押時間已近半年。
我也自問，是我的倔勁惹惱了地方官員嗎？
一些中國人會說，中國法律和美國法律肯定有一些區別，中國的法律還在完善，因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但是，我覺得在中國有的地方，法律還是靠人、靠關係。
沒見着奧巴馬校友
我擔心案子無休止拖下去。11月12日，我在網上發現了一家航空公司當晚去北京的單程機票，4折。我決定當天從深圳飛往北京。
11月13日，我一口氣去了三家公檢法部門。在公安部，我又謝絕了進門坐坐的邀請，交談在門口就結束了。在最高法院，警衛告訴我，沒有判決書不會被接待。
下午，我還到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我來過兩次，他們都認識我。警衛告訴我，上次接待的59號工作人員已經調到國家信訪局，讓我去信訪局找以前的59號，才會知道案子進展。這期間，我還做了一件在外人看來很「離譜」的事情：找奧巴馬上訪。11月15日奧巴馬總統來中國訪問，我知道他一定會去美國大使館。我想：讓美國總統和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知道我這位「洋秋菊」的存在，或許能促進事情的解決。既然司法渠道和輿論監督的路都碰壁了，我想試試中國的傳統方式—「告御狀 」。
11月17日下午，我登記進入了美國大使館的一道門，我走進院子，發現第二道門站滿了等待總統的使館要員和美國特工。我走上前，說明了我的境遇，向他們遞交了我的信件。但是他們嚴肅地告訴我：不能接收和代我轉交任何東西給總統先生，並讓我趕緊離開。
我表示理解，但是我並不服氣。奧巴馬算是我的哈佛校友，一個美國公民向自己的總統求助並不為過，況且我還曾經投過他一票。
我沒轍了，也不知道下一步怎麼辦。你知道，上訪對於我是不得已而為之。在美國，沒有「信訪辦」，美國人到各州首府和華盛頓上訪的人少之又少，因為表達意見的渠道很暢通。
這一次，我在北京待了半個月。每天像上班一樣，上午出門上訪、找律師和記者，晚上回酒店，天天擠公共汽車。
在我上訪的所有過程中，「在程序中」是我聽到最多的詞彙。信訪的處理進展從來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我始終不知道「程序」究竟到了哪一步？
11月26日，在北京寒冷的街頭奔波了一天，我又冷又餓，傍晚經過建國門一間「SUBWAY」的時候，看到櫥窗里「火雞半價」的紅色招牌，我突然意識到，這天是感恩節。
此刻，我的父母還有我親愛的奶奶，正圍坐在休斯頓家中享受着大餐，而我獨自在中國奔波。我的身邊沒有可以分享心情的人。劉士亮，此刻他在做什麼？
12月2日，是劉士亮在五河縣法院第二次開庭。前一天，我又一次來到了公安部信訪處。出人意料，這一次我受到了熱情接待。一位信訪接待人員告訴我：「公安部對你的事情很重視，部長几次就你反映的問題進行了批示」。
我不知道這意味着什麼。中國的事情太複雜，我這個老外還沒有摸准它的「弦外之意」。
上午10點，我匆匆離開公安部，趕上了北京開往蚌埠的火車。多日來的奔波讓我疲憊不堪。我不知道將來怎樣？只是想把眼前這場難關渡過去。
（12月2日，劉士亮案件在五河縣法院第二次開庭，五河縣法院介紹，法院將擇日宣判。劉士亮仍在羈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