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政治體制改革
一、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
下面談一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以及中央主要領導人對此的看法。
首先說一說鄧小平的主張。1980年以來，直到「六四」前，鄧一方面不斷地講反對自由化，另一方面又多次講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那麼鄧的政治體制改革究竟是怎麼樣的改革呢？總的我認為，鄧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他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主張改革也是真實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鄧小平的政治改革主張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1980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題目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他集中批評了現行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義、權力過於集中、家長制等等弊端。指出這些問題同現行的制度有關，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這裏他還引用了毛主席過去講過的一句話，說像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事，在英、美、法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在分析上述弊端的原因時，還特別提出了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問題。他指出，我們雖然進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義統治和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但對肅清政治思想方面的封建主義影響的任務估計不足，沒有完成。
對於小平講話的這些內容，很容易使人感到鄧是要按照政治現代化、民主化的方向，從根本上改變政治制度了。但實際上不是這麼一回事。鄧在批評了種種弊端之後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中，並沒有超出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工作作風、工作方法的範圍，沒有觸及根本制度，仍然是一種行政改革的性質。
另外，鄧的這篇講話還有以下的背景。當時正在着手解決華國鋒的問題。鄧小平和陳雲都認為華是貫徹三中全會的障礙，陳雲甚至認為華是造反派起家，不可信任。華的領導地位，鄧和陳都不能接受。當時華身兼黨主席、政府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因此鄧講話中所以反對權力過於集中，目的之一就是分散華的權力，首先要華把總理的位子讓出來。另外，當時正在起草總結文革教訓的文件，即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黨深感由於毛的專斷、家長制，把個人凌架於黨之上，以至釀成文化大革命這場大災難。而鄧在文革中又深受其害，對此有切膚之痛。因此當李維漢【233】提出要重視肅清封建思想殘餘的時候，鄧很快就接受了。
鄧在1986年6月聽取經濟情況匯報時，以及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又提出了要搞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他說過，現在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政治體制改革應作為改革的一個標誌；其他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那一年9月在聽取中央財經小組匯報時，又提出對政治體制的改革，要搞一個藍圖。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講話，7月同孟加拉國外賓的講話都一再提到要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還說政治體制改革，是十三大兩個主要內容之一。
但他這些講話所講的政治改革的內容，比1980年講的範圍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內容僅限於行政體制、機構和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他為政治改革規定的內容，首先是黨政分開，解決黨如何領導和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第二，是權力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問題，同時地方各級也有一個下放權力的問題。第三，精簡機構。還有一個內容就是提高效率。這是鄧小平1986年9月13日的講話。他說，我考慮有三條：第一黨和行政機構以及整個國家體制要增加活力，就是說不要僵化，要用新腦筋來對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調動人民、企業以及基層的積極性，增強活力。就其主要內容來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幹部年輕化。調動積極性、權力下放是主要的內容。
有人認為，鄧有時講一下政治體制改革，不過是做做樣子，以獲取人民群眾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認為，鄧的政治體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貫徹始終，是由於形勢所迫，或受到某種阻力的緣故。我覺得這兩種看法都沒有充分的根據。問題的實質在於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樣的改革？在鄧的思想上，政治體制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兼容的。所以他每次講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或者在這之前之後，甚至是同時、同一篇講話中，往往又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強化專政等問題。就在他1980年8月那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著名講話前，在1979年3月理論務虛會上，他所做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就是在思想理論界思想剛趨活躍的時候，加在思想政治領域的一個緊箍咒。而在1980年8月講話之後的12月，他所做的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的講話中，強調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必須加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器。指出階級鬥爭雖然不再是社會上的主要矛盾，但是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特別指出，國家機關要通過適當法律法令，規定罷工、罷課事先要經過調處；遊行示威要事先經過允許；指定時間、地點，禁止不同單位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串連，禁止非法組織的活動和非法刊物的印行；在鬧事嚴重的地區，必要時要實行戒嚴。
1986年、1987年，是鄧小平集中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期。正如上面提到的，就是在這期間，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要搞政治體制改革。這些都說明，鄧所主張的政治改革與一般人的理解，即國家現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決共產黨和國家機關的活力和效率問題，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鄧在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時說，一般地講政治改革都講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義不是很清楚；民主是我們改革的重要手段，民主怎麼搞法，還是個新問題。
鄧對西方國家的多黨制和三權分立、議會制，是特別反對和堅決拒絕的。差不多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他都要說上一段絕不可採取西方那樣的政治制度。他所反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首先就是指這個。1980年9月鄧在講到政治體制改革要把黨政分開放在第一位時，就指出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987年6月同南斯拉夫外賓的那次談話，對這個問題講了很長一段話。他說，資產階級講的民主，實際上是壟斷資本的民主，無非是多黨制、競選、三權分立，我們能搞嗎？在起草十三大報告的時候，他幾次向我打招呼，說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議會政治的影響，連一點這方面的痕跡也不能有。平時在講到人大、政協作用的時候，他多次批評說有些人想把人大、政協搞成兩院制，想把政協搞成上院。
1988年我提出要進一步發揮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作用的時候，他反對在人大會議期間民主黨派建立黨組，進行黨派活動。對於選拔民主黨派人士到政府擔任實職，他也只允許以個人身份，不能以黨派身份參政。可見他在這個問題上連一點點小口子也不讓開。
鄧非常欣賞和喜歡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那種集一切大權於個人或少數幾個人的集權統治的政治體制，厭惡和鄙視分權制衡的制度。他在那次同南斯拉夫外賓講話時說，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這方面總的說，我們效率是高的，決定了就馬上執行。我講的是總的效率，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鄧把不受牽制，不制衡，權力絕對集中，作為我們總的優勢。不能實行西方的三權鼎立，要保證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類話他講過多次。
記得有一次，大約是八十年代前幾年的事，談到蘇聯出兵阿富汗，鄧說，我看美國搞不過蘇聯，蘇聯政治局開個會就能把這件事辦成，美國能辦到嗎？另一次鄧與外賓談話時說，美國有三個政府，同他們打交道不知道誰能拍板，誰說了算，他們之間互相牽制，互相扯皮，想辦一件事很難。所以鄧每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總是告誡人們一定要保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這個優勢，千萬不要搞西方三權分立、互相牽制的那一套。因此不論進行什麼樣的政治改革，鄧都不會允許觸動這種高度集權、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
鄧小平自從掌握最高領導權以後，非常強調要保持政治局勢的穩定，穩定壓倒一切。他認為沒有穩定，亂糟糟什麼事也辦不成。為了維護穩定，主要手段就是專政這個武器。在我印象中，鄧是在老人中強調專政、對專政念念不忘最為突出的一位，至少是其中之一。他常常提醒人們不要忘掉使用專政這個手段。每當他強調穩定的時候，必然強調專政。他不僅反對政治制度建立什麼分權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厭惡人們用遊行、請願、鬧事的方式表達意見。他主張用立法的形式，實際上達到禁止人們進行這樣的活動。一旦出現這樣的事情，他就主張快刀斬亂麻，用強硬的手段予以壓制。因此，鄧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專政是不允許動的。
鑑於斯大林和毛澤東晚年的沉重教訓，以及鄧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鄧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弊病不是沒有覺察的。因而他也不時提到要擴大黨內和社會上的民主，廢除家長制，肅清蘇聯影響的問題。但如果要真正解決這個問題，就勢必要觸動高度集權的政治，而鄧的信條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允許挑戰，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因而他講的民主，廢除領導人特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影響，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過是空話而已。當他感到形勢逼人、專制體制受到威脅的時候，他連這方面的事也不會談了。就連1986、1987年鄧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條提出的黨政分開，雖然只是堅持黨領導下的職能分工，目的在於提高國家行政系統的統一和效率，但是1989年「六四」以後也就不再提了。所謂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除了幹部年輕化、精簡機構和中央地方、企業適當分權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東西。實際上這種改革還是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範圍。
二、政治體制改革阻力重重
政治形勢另外一方面的問題。十三大基調是反左。除了講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外，還特別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如何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前進一步。那一段政治環境進一步寬鬆，思想、理論、文化、藝術方面也比較活躍。同時由於改革開放十年來國外的一些影響，包括西方價值觀念和政治制度的影響；蘇聯的政治改革，公開化；改變對持不同政見者的政策，所有這些都鼓勵了中國的知識界、青年學生和青年工人，要求進一步推進民主建設。
本來我們應該因勢利導，很好貫徹十三大已經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如黨政分開，公務員制度，重要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同人民協商，對知識分子較多的單位在民主建設方面也先行一步，滿足知識分子政治參與的要求等等。如果我們能夠切實貫徹已提出的、已作了部署的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把大多數要求推進民主的人，引導到這個軌道上來，按十三大設計的逐步的循序漸進的擴大民主，加強民主政治建設。這樣大多數人的要求可以滿足，剩下少數，比較偏激的也就沒什麼了。
但是實際上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很難開展，很難搞下去。首先，包括鄧小平和一些老人，他們雖然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有不同意見，但在政治體制上看法卻基本一致。都不主張改動原有的政治體制。生怕政治體制上的任何真正的改革，會向共產黨的權力挑戰，會削弱共產黨的權力，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本來我們認為在中國條件下馬上實行多黨制不行，輪流執政也不現實。繼續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是歷史造成的。但執政方式一定要改變，不能像過去那樣共產黨把一切權力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實行高度集權，全面專政，這種東西不適合時代要求，群眾也不能接受這種統治方式。所以，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十三大設計的這一思路是可行的。
但老人們因為要保持共產黨的領導權，不敢改變執政方式，擔心改變執政方式就會削弱黨對權力的壟斷，這是他們真正的顧慮，思想深處的問題。在起草十三大報告時，小平一再提醒我不要受西方三權分立的影響，甚至說連三權分立的任何一點痕述報告上也不能有。他所說的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是行政改革，如精簡機構、精簡人員、克服官僚主義、提高效率等，沒有涉及政治制度本質的問題。
我曾設想過，把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真正豐富它，完善它，使之真正發揮參政作用，使這個制度是真的，而不只是形式。這樣才能使各民主黨派活躍起來，真正發揮參政的作用，監督的作用，使社會上那些政治參與感強的人，通過民主黨派這種形式實現自己的政治參與願望，不致在體制外再形成一種與黨對立的組織。這樣做實際上也算分一點權吧，使共產黨不致全面壟斷權力，但絕對不會對共產黨執政地位挑戰。為此我曾提出把「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改為「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雖然差別不太大，但領導是個政治問題，領導下就是一個組織問題了。
我還建議把民主黨派中有能力的人提拔到國務院各部門當副部長或部長，解放初期我們就是這樣做的。另外，有些事不要等共產黨有了決定再告訴民主黨派，沒有定下來就可以聽取民主黨派的意見，使協商成為真正的，而不僅是形式。吸收民主黨派成員參加國務院各部的領導工作，得到了鄧的同意，而且說要抓緊辦。還有，在人代會期間如何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問題。既然是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就要讓它發揮黨派的作用，不是只起一個人大代表的作用。
我有這種想法，當然也沒有最後定。也有人說，人代會期間共產黨建立黨團組織，為什麼民主黨派不可以建立黨團組織。這件事不知怎麼傳到鄧那裏，他那裏傳話給我的秘書李勇說，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講講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我們原有的，大家已經認可的制度，都不能有真正充分的實際內容，你再談其他的改革，談何容易啊。
關於黨政分開問題，工廠實行廠長負責制問題，黨內顧慮阻力很大。相當多的地方黨委是反對的，他們習慣於黨委總攬一切，壟斷權力，黨政一把抓，書記說了算。實行黨政分開，書記似乎就變成虛的了。所以當時對確定廠長是中心人物，是法人代表。書記不對工廠實行全面領導，而主要負責黨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地實際上頂着不執行。黨政分開，廠長負責制實際上涉及權力分配問題，既得權力的一部分人不願放棄權力，改革相當困難。
我曾說過，要加強和改造政治思想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實行改革開放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這當然是對的。問題是怎麼加強？按照過去的路子會適得其反。雖然我們原來政治思想工作有許多好東西，但1957年以後，差不多20年的時間，思想政治工作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政治工作，實際上是把群眾看成改造的對象，控制的對象。所以思想政治工作不講什麼道理，不做什麼說服工作，基本上靠帽子壓人。「階級鬥爭為綱」對思想政治工作造成非常壞的影響和習慣。同時政治工作官僚化、行政化非常嚴重，機構非常龐大，大量的脫產人員。
我提出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要從根本上改掉這些年的做法，繼承和發揚戰爭年代的傳統，重新探索，重新塑造一種新型的思想政治工作，很大程度上是要重新探索重造。我說出這個口號後，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老同志反對，各地黨委的同志也反對，特別是工廠里搞思想政治工作的更反對，全國一大批靠政治思想工作吃飯的人認為是要革他們的命。
那時我就感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步履維艱，經受困難，經受風險的承受能力很低，稍遇挫折就議論紛紛。至於政治體制改革那就更是寸步難行。因為政治體制改革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要改變過去黨的執政方式，行使權力的方式，辦事的方式。歸根到底，就是要改變黨對權力的看法和對權力的全面壟斷，所以阻力很大。
政治體制改革的阻力首先來自黨內及各級領導。如果說經濟體制改革容易得到各路諸侯的擁護，而政治體制改革他們中很多人是消極的、抵制的。但當時我感到，政治體制不改革，經濟體制的改革就很難深入下去。譬如選拔幹部的標準，還是過去那一套，並不是把贊成和支持改革作為主要標準。中國的改革雖然搞了10年，但並沒有突出去解決各級領導掌握在改革派手裏的問題，所以經不起風浪。有一些地方對改革採取實用主義的辦法，對他有利的就執行，對他不利的他就阻止，有利的方面就加以擴大，不利的方面就加以縮小，加以限制。
還有腐敗問題。1988年我在廣東過春節，在接觸許多情況後，我深深感到搞市場經濟以後，經濟是活躍起來了，但腐敗問題也出現了。當時我提出「經濟要繁榮，政府要廉潔」。政府就是指幹部，指掌權的。後來我越來越感到廉潔是個大問題。在舊體制轉變為新體制的轉軌時期，如果沒有監督，腐敗就會滋長起來。權錢交易、官倒、官商、貪污受賄。解決這類腐敗問題，最根本的是解決透明度，解決民主監督問題，包括新聞監督、輿論監督和司法獨立。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如果司法不獨立，法院不能獨立辦案，檢察院不能獨立行使職權，即使立了法也不能真正實行。這就涉及司法和黨的關係問題。
我深感政治體制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當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逐步地實行民主的、有監督的共產黨執政制度。權力絕對不能壟斷，權力必須有監督，人民群眾有這樣的要求，形勢有這樣的需要，十三大也原則上提出了這樣的改革。但是，要真正着手政治體制改革難度非常大，黨內那些老同志幾乎沒有人支持這種改革。所以十三大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實際上處於停滯狀態。
這就發生了一個問題，一方面人們要求民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另方面十三大以後政治改革沒有什麼行動，這就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人民的要求，特別是知識界的要求同黨的想法差距很大，矛盾很大。
由於當時政治氣氛還比較寬鬆，人們還是敢於講話的，不像「六四」以後的高壓，這種反差反過來使人們更加要求民主，以至出現了過激的主張和行動，激化了矛盾。當時宣揚引進西方議會制的言論也出來了。一個叫陳軍的在美留學生，回到國內串聯知識界名人，要求釋放魏京生【234】。在美國也有人發起一個簽名活動，給鄧小平寫信要求釋放魏京生。香港也有動作。1989年人代會期間，香港有一個代表團進來，要求人權，要求釋放魏京生。國內校園也十分活躍，各種各樣的沙龍、論壇，也有過激的言論。一些思想偏激的知識分子紛紛到大專院校發表煽動性講話。方勵之在國外還直接點名對鄧小平進行人身攻擊。這些都給借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的人一個口實，拿這些事向老人們挑動，使鄧和老人們神經更加緊張，認為政治方面不能有絲毫鬆動。
1988年以後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方面在十三大以後出現政治環境比較寬鬆的情況，同時一部分知識分子和黨的關係出現了緊張。1989年出現的那場政治風波不是偶然的事情。鄧小平不是說有國際和國內的大氣候和小氣候嗎？我想如果講國內小氣候，就是我上面講的這些。固然當時人民對物價是不滿的。但更加不滿的，尤其在知識界和青年中，是經濟改革停滯、全面收縮、全面復舊；他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途發生了懷疑。而另外一方面，政治體制改革沒有動靜，不見行動。人們對腐敗不滿，也認為腐敗問題如果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共產黨的執政不受到監督，就無法解決。對這種狀況人們感到沒有希望，非常不滿。「六四」學潮中間雖然不滿情緒多種多樣，很複雜，但根本上，是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停滯，政治體制改革無望的現狀的不滿。所以學潮本質上是要求深化改革，反對保守勢力。有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子，當時社會議論的中心是物價問題，但學生們謹慎地避開了這一敏感點一一怕把行動引向反對改革一一而是反對不民主，反對「官倒」。
李先念在掀起倒趙風當中是非常賣力、非常積極的，扮演了一個組織者的角色。【235】他既站在前台，又是後台。在1988年10月份十三屆三中全會時，本來要通過一個關於治理整頓的公報。這時王震突然發難，慷慨激昂地提出《河殤》問題，要中央表態。當時我把他應付過去了。事後葉選寧告訴我，王震在他面前大罵鮑彤，說鮑彤是個壞人，《河殤》就是他支持搞起來的，並且說，這是李先念告訴他的。這完全不是事實。鮑彤根本沒有接觸過《河殤》，也從來沒有向我談起過《河殤》問題。看來王震講話可能還有保留，李先念講鮑彤問題實際上就是講我，暗指《河殤》是我支持的。也可能王震本人對《河殤》就有看法，李先念藉機把《河殤》同我聯繫在一起，挑動王震對我的不滿。從王震口中知道，說鮑彤支持《河殤》，李先念為了挑撥一些老同志對我不滿，不惜造謠。「六四」以後，報紙上公開對我批判時，《河殤》成了一個大問題。很多東西完全是無稽之談。說我支持《河殤》，下令複製了多少錄相帶分發全國，還說我壓制對《河殤》的批判等等，完全不是事實，是造謠。
1988年秋，海南有個洋浦開發問題。本來這是件很好的事情。當時有一個名叫張維【236】的，大概是清華大學一個教授吧。他對此事有看法，認為出租土地使用權給外商涉及國家主權。這當然不對。但人家提出一個看法可以討論嘛。但李先念知道這雖然是田紀雲在主持搞的，而是我支持的，就抓住這件事在一個文件上批判說，這樣做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可見李先念不僅到處罵我，而且抓住一切機會攻擊我，煽動別人反對我。王震同志過去和我沒有什麼矛盾，有些事同他說說，可以得到支持。但1988年以後情況就變了，積極反對我。至於「六四」以後，更說我是反革命，是小艦隊【237】後台。這恐怕同李先念的挑動與鄧力群的影響有關係。
再講一個批租土地利用外資開發的問題。房地產市場固然有炒買炒賣出現過熱的現象，把這個問題解決，開放土地市場，對我們改革開放、加快城市建設、改善投資環境，具有很大的意義。在改革開放中，把土地作為一種商品，參與市場交易，形成房地產行業。這是一個很大的、很重要的政策。多年來我們憲法上規定土地不能轉讓，不能出租，所以這個問題長時期未能得到解決。改革開放後，只是在深圳曾劃出一塊土地給胡應湘【238】進行開發，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的爭論，說劃給外商的土地太多了，至於在其他地方，仍然不允許這樣做。
在改革開放中，吸引外商到我們這兒投資開工廠、辦企業，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基礎設施不行。而要搞基礎設施，就要很大一筆投資。我們沒有這麼多錢，事情就卡住了。多年來搞開發區，首先就是把土地開放出來，使土地變成商品，在土地上搞「三通一平」【239】，搞基礎設施，然後蓋廠房，蓋寫字樓。當時計算過，一平方公裏面積這方面的費用就要一億多元，現在恐怕要更多。所以開發區往往進展很慢，我們城市建設都是這種情況。市政建設修路沒有錢，搞三通一平沒有錢，許多土地閒置在那裏。
記得在1985年或1986年吧，我同霍英東【240】談話時談到，市政建設沒有資金。他說你們有土地怎麼會沒有錢呢？當時我覺得奇怪：有土地是一回事，沒有資金又是一回事，二者聯不在一起。他說，市政府有土地就可以批租出去，增加一批收入，讓別人開發嘛！是啊，香港那個地方我也知道，一塊土地很快就蓋起大樓，蓋成一條街，很快就改變了那一塊地方的面貌，而我們就非常困難。霍英東當時這麼講，我覺得有道理，就建議他到上海去，把這個看法跟上海的市長、書記談談，後來不知道他去了沒有。他這個看法對我有啟發。我們有土地沒有錢，而香港政府每年批出一些土地，不僅政府有了收入，而且很快就把那塊地方建設起來了。後來我到上海也有這個感覺。上海浦東這個地方同上海市區就隔了一條江，發展上海如果把這個地方搞起來，是非常好的事情。但要開發這個地方首先要投入一大批資金，搞基礎設施，再招來外商。大約是1987年，上海介紹一位美籍華人林同炎【241】先生到北京來找我。林提出，可不可以把浦東這個地方租給給外商，只要有優惠政策，外商是願意的，但時間不能太短，要30年到50年。土地出租以後，要給他一個轉讓的權利，他們可以向銀行抵押貸款。我問他，出讓這些土地後外商願意來投資嗎？需要什麼條件？他說，這容易辦到，不需要特區那樣的條件，只要像閔行經濟區那樣就行了。我當時想，條件比閔行更優惠一些，接近於特區的條件也可以考慮，所以很有興趣。因為這位美籍華人是汪道涵【242】同志介紹給我的，我就讓汪道涵負責這件事。考慮到上海這個舉動會各方矚目，為了能疏通各個方面，我考慮除了汪道涵，還要把陳國棟【243】拉進來。他與陳雲有些來往，他的話陳雲也容易聽得進去。我知道陳國棟比較謹慎，對此可能有保留，那也沒有什麼，可以繼續研究。我知道這個事情很大，因為過去想在上海搞開放，陳雲有顧慮。82年時他講過對上海、江浙這些地方要謹慎，因為在那裏搞資本主義，人們熟門熟路，滑下去很容易。所以，上海改革開放所以推遲一是這個地方舉足輕重，另外與陳雲的態度是有關係的，所以這個問題一直拖到後來。聽說去年【244】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講到上海搞晚了，我想這是對的。如果當年早一點搞，情況就會有很大的不同。
浦東開發的問題，現在是解決了，實際上86、87年就醞釀這個事，開發的方式也是批租。浦東的事，我曾向陳雲談過，他沒有表態。這個事我也向鄧做了宣傳，他非常贊成，說這樣好的事，要趕快搞。但我當時感到老人們意見不完全一致，繼續研究醞釀吧。
洋浦的開發問題。洋浦在海南儋縣，這個地方完全是一片不毛之地，又沒有水，什麼都不能種。我們要搞有困難。如果出租給外商，他們可以很快搞起來。當時許士傑【245】、梁湘【246】按這個設想同外商熊谷組【247】接觸，人家很有興趣，願意拿幾十個億來搞。但當時國內許多人對此沒有想通。我國原來是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壓迫啊，租界啊，大家對主權問題非常敏感。當時張維他們去進行考察，寫了個報告，說大批土地租給外國，成了國中之國，是出賣主權。1989年人代會期間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引起一場風波。許士傑在會上作了解釋，但那些人根本聽不進去，反對的調子非常高，有無幕後原因我不知道。當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群起相應，堅決要把這個計劃撤消，而且要追究海南的責任。李先念知道這一情況後，給小平寫了封信，說這種開發是喪權辱國，出賣主權，絕不能這樣搞。鄧不了解情況，看到當時那麼多人反對，就說此事暫不要搞。也是在這個前後，陳雲也轉一個材料給我，批示說此事要慎重。
由於當時爭論的焦點是主權問題，所以我叫特區辦搞了一個詳細材料，說明洋浦開發不涉及主權，我把這些材料轉給了陳雲，同時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說這些土地只包給一家是不是好，還可以研究，但這決不涉及主權問題。陳雲看了我的信後沒有再說什麼了。就在這個時期，我到鄧那裏去，他又問洋浦的事，我就說這件事實在是一件不了解情況的誤會。我說，洋浦這麼一塊荒地，你如果不包給外商，放在那兒再過十年二十年，仍然是塊荒地。包給外商，他來開發，那裏很快就成為繁榮的地方，和港口配起套來。人家拿幾十億港幣來投資都不怕，我們怕什麼？說是涉及主權，完全是沒有常識。鄧聽後說這是好事，原來我不清楚，我原來說的不對，還是要搞。後來梁湘、許士傑直接給鄧小平寫信，詳細匯報洋浦開發的打算。鄧看後作了批示轉我，說原來反映的情況不實，我說暫不搞，既然是這麼回事，那應該搞，積極地搞。王震這個人對政治經濟改革是反對的（農墾系統的改革他就反對），但他對開放、對洋浦租給外商開發是支持的。原來我想找他出面講講話，但他看到各方反對就不講話了，還說要重新考慮。鄧批示以後我告訴他，他也表示支持。
現在回想起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實在不容易，阻力很大，顧慮很多，很多無名恐懼，給要做這些事的人帶了很多帽子。改革開放，尤其是開放很不容易。一涉及到與外國人的關係，總怕喪權辱國，怕自己吃虧，說「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我常給他們講這個道理：外國人到中國投資，他們本來就很多顧慮，我們的政策這樣不穩定，應該說有很多風險，要怕的應該是拿錢進來的外商，我們中共政府有什麼可怕的呢？
辦特區的時候，就有議論說會演變成殖民地，像澳門一樣，澳門一開始是租給葡萄牙曬漁網的地方，後來就變成了殖民地。實際當時清朝是腐敗無能，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這個問題。只有外國人怕中國變，一天宣佈什麼都不算數了，甚至把外國資本沒收了。哪有中國怕外國的道理？他把錢投到中國，中國還害怕嗎？又如海上石油勘探，吸收外資，在合同上要求很多，總怕自己吃虧，思想保守，算小賬不算大帳。總之，一些人在對外開放上非常害怕，非常保守，生怕吃虧。中國多年搞閉關自守，名為獨立自主，實際上搞閉關自守。有人一聽說引進，就覺得不光彩。這有什麼不光彩，一切都要自己製造，什麼都要從國內解決，這方面吃了很大的虧。對外貿易也不是乞求人家，而是拿自己的東西同人家交換，這也是自力更生嘛。這種閉關自守的想法，不會利用自己的長處。李鵬趁各方議論紛紛之際，也卡洋浦。他本來對洋浦開發一點不支持，他特別給特區辦下文，說沒有國務院的通知，洋浦開發區不能動。就這樣把洋浦的事壓下來了。本來這件事是副總理田紀雲主持定下來的，總之他是借治理整頓處處阻止改革開放。
還有件事，王紀寬【248】曾捎來一個信息，美國一家汽車公司想在廣東惠陽地區搞一個年產30萬輛的汽車廠，條件很好，全部外銷。如果電力有問題，他們自己搞電廠。而且有些零部件可以由中國來生產。這樣可以帶動三、四十家中國工廠來為它服務。這是獨資來搞，也不要我們配套資金。我當時聽了很高興，認為很重要，我曾就這件事給姚依林、李鵬寫了封信，認為這是好事，而且當時許多外商怕中國政策變，不敢繼續來投資，特別是獨資。這件事如辦起來也是開了一個好頭。但姚依林、李鵬對此很消極，他批給機械部，機械部總想自己搞不讓外資進來搞汽車工業。姚依林贊成他們的意見，認為不能搞。李鵬馬上同意他們的意見主張不搞，把報告轉給我，於是一件很好的事就這樣放下來了。「六四」以後聽說又想搞，是不是鄧知道了干預了這件事，我就不清楚了。
三、胡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
下面講講耀邦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態度。耀邦多次被鄧指責為放縱資產階級自由化，最後因此而被迫下台。國內國外也大都把胡看成開明派、民主派。胡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的態度究竟如何呢？他對政治體制改革的主張是什麼呢？
耀邦為人比較寬厚，比較寬容，也主張實行比較寬鬆的社會政策。尤其是對待知識界，一向比較體諒，比較寬容。幾十年來在強調階級鬥爭、政治運動不斷的情況下，他很少搞過火的事情。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長和中央秘書長期間，積極主張為打成右派的人平反，為地富摘帽，並且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249】。他不顧一些人的懷疑和牴觸，提出不分時間限制，只要搞錯了的案子一律平反昭雪。在他擔任總書記之後，對於社會上出現的矛盾，包括一些人鬧事，一貫主張採取疏導的方針，不贊成用高壓手段解決。即使對於流氓犯罪社會治安這類案件，他也積極倡導以綜合治理的辦法解決，不主張大量捕人、關人的所謂「嚴打」。對於動輒用專政手段，他很不以為然。
在政治制度上，他雖沒有具體明確表露過他的主張和設想，但使中國的社會主義能有更多的民主與自由；人民能夠生活在民主自由、生動活潑的環境中，這是他追求的理想。在他下台前不久，親自主持制定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中主要的歷史教訓，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近來中央着重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民主的法制，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法制；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
從以上可以看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標是確定無疑的。我相信如果他繼續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雖然他對自己的社會主義高度民主並沒有形成什麼框架或模式，但隨着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在世界民主潮流推動和影響下，他將會沿着國家政治的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推向前進。
四、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下面說一下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經濟體制改革上，完全沒有注意政治體制改革問題。雖然早在四川的時候，我就開始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但是沒有想到政治體制改革怎麼辦的問題。當然我也覺得對於文革中以至文革前,1957年後我們黨內、社會上不正常的種種情況，我認為應該撥亂反正。但對我們的基本政治體制，沒有想到要作什麼大的改變。記得那時陝西一個工人給我寫過一封信，他說他看了我的許多講話，認為我是經濟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個保守派。這確實是符合我當時思想實際的。這種狀況大概繼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所以連小平1980年那篇《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講話都沒有引起我的重視，當然更沒有改變我對政治改革的態度。到了1985、1986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認識才有了一些變化。引起我重視政治體制改革的原因固然與國際大氣候、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所發生的問題有關係，但主要的是我從經濟改革方面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那個時期我一直有個想法：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超前不行，但是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於經濟體制改革太滯後也不行。因為經濟體制改革越深入，黨內守舊勢力的阻力就越大。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經濟改革很難深入下去。而且沒有政治方面的改革，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難充分發揮作用。改革中遇到的各種社會矛盾，沒有政治改革也很難得到妥善解決。比如在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錢權交易、以權謀私，就是一個沒有社會監督的大問題。這是一方面。另方面，在我1987年代理和正式擔任黨的總書記以後，接觸政治領域的事情多起來了。我深深感到黨和知識分子的緊張關係，必須從根本上設法解決。而離開知識界的政治參與，同知識分子的關係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
當然，我當時所想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到1989年，不是想在中國搞多黨制，搞西方的議會民主制。我不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要改變。當時總的想法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改變，但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另外，人治的問題要改變，真正做到法治。社會主義國家也應該是一個法治的國家。我沒有看過但我聽說，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里講，1989年他訪問中國在與我會談時，我曾暗示中國要搞多黨制，搞議會政治。我沒有這樣的意思，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意思。我當時與他講了兩個概念：一個是執政黨地位不改變，但要改變執政的方式；另一個概念是，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人治，也應該是法治國家，我有意識用了「治」而不是「制」,也就是以法治理。不是說社會主義國家要有一套不同的法律系統，而是說社會主義國家不能搞人治要搞法治。這兩個概念實際上也就是我那兩年形成的政治改革的總的觀點。
要改變執政方式，怎麼改變呢？當時也逐步有些設想。共產黨是執政黨，但怎樣執政呢？應該儘量使執政方式現代化一些，賦予它一個現代的、文明的、開明的、開放的色彩和形象。就是說共產黨執政要增加它開明、開放的色彩。當時沒有意識到，現在回想起來，我總的想法實際上是想要改變過去長期形成和堅持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和制度。這大體上包括下面一些內容：
首先要增加黨和國家決策的透明度。戈爾巴喬夫叫公開性，我們叫透明度。黨和國家的重大活動和決策，應該向社會公開，讓人民知道，改變長期以來的所謂「黑箱作業」，人民只知道決策的結果，一旦政府公佈了就去執行，而不了解決策的過程和情況。這個很重要，讓人民有知情權。
其次，要開闢各種對話渠道。要同社會各個方面，各種力量，各個利益集團對話。重大問題一定要和各個社會集團協商對話，不是只在共產黨內作出決定，或者只是同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協商一下。重大問題展開或決策之前、決策過程中間同各個社會集團對話。當然，這首先要有社會集團。沒有社會集團怎麼對話？這裏有個很重要的問題：要改變過去那種各種社會團體完全同黨一個聲音，工會、青年、婦女、工商界、青年團、社會各團體，不能是黨的御用工具。它應該能夠代表它所代表的群眾，這種對話才有意義。這就要發揮各社團的中間組織的作用，黨不要事事包辦，不要對他們干預太多，使他們有獨立活動的空間。在這樣的條件下，共產黨同各個社會集團對話協商，要使各個社會集團能夠參與。
再一個就是要改變選舉制度，擴大民主選舉的範圍，擴大差額選舉的範圍。當時還設想，甚至包括共產黨向人大提名領導人的時候，可以同時提出幾個候選人，由人大代表從中選擇。我們現在的差額選舉往往只有副職才有，而且中央高層一級就沒有。我們雖然還一下做不到西方的選舉辦法，至少共產黨向人大推薦提名應當多提幾位，包括主要的職務譬如委員長、政府總理，可以多提幾個人，讓大家去選嘛！
充實和改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問題，要使民主黨派能真正起到參政黨和共同協商、互相監督的作用」我也曾設想過，在人大開會期間，民主黨派可以有自己的黨派活動，可以建立自己的黨組。
還有就是要切實保障公民的權利，這非常重要。我在88、89年就有這個想法。我們的憲法是一部好的憲法，但在保障公民權利上沒有具體的實體法和程序法，所以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能保障實現，落實不了。我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時也談到這一點。我說很多東西我們憲法上都有規定，但實現不了。所以必須要有具體保障其實現的法律。譬如說，結社、集會、遊行、請願、罷工都應該有具體的法律。
另外就是要有領導、有限度地開放輿論。1989年我也和胡績偉交談過這個事，允許不允許獨立辦報？現在所有的新聞媒體都由黨和國家壟斷，這不是辦法。當然那時我也沒有想完全放開，但有領導地放開一些會有好處。黨和國家所控制的媒體不願發表的東西，總還有別的媒體可以發表，那也好呀。蔣介石時代還有民辦報紙嘛！雖然不能說開放報禁，但輿論要適當放開。
總之當時設想，在共產黨繼續保持執政地位的情況下，如何能夠更好地容納社會的政治參與。社會上各個方面，各種利益集團，尤其是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我們雖不實行多黨制，但要儘量地容納和擴大其他各種力量的政治參與。
這些想法有的已見諸文字或談話，更多地已經寫進十三大的政治報告，當然有些不能寫得那樣明確，有些當時還不能寫進去。這就是1986-1989那幾年我對政治體制改革逐漸形成的概念，即執政的地位不變，執政的方式必須改變。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東西通過具體法律一一落實。
1989年我下台以後，隨着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
縱觀二十世紀以來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各種各樣的政治制度。君主專制，德、意的法西斯獨裁，都已被歷史淘汰；還有一些軍人獨裁政權，也是曇花一現，或日益失去了市場。雖然現在很落後的國家還不斷發生這樣的事情，如南美國家也常常發生軍人政變，但它也慢慢變為這些國家逐步走向議會政治的短暫的插曲。二十世紀出現的，在幾十年時間裏與西方議會制度相對立的所謂新興的民主制度一一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
當然，這種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它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比較來講，只有這種制度比較符合現代文明，比較符合民意，有利於體現民主，並且是比較穩定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生命力。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實行的都是這樣一種議會民主制。幾十年來發展比較快的新興國家，逐步地轉向議會民主制的趨向也越來越鮮明。我想這決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實行另外一種制度呢？這說明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當然將來哪一天也許會出現比議會民主制更好、更高級的政治制度，但那是將來的事情，現在還沒有。基於這一點就可以說，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但話說回來，議會民主制度主要在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也有很早就實行議會政治的，但並沒有充分顯示它的優越性，甚至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政府沒有權威，社會不夠穩定，一些軍人發動政變就是以此為藉口。這就說明，議會民主政治制度這種現代的、先進的、文明的、成熟的政治制度，是需要一定條件的，不是不需要任何條件任何國家都可以採用並用得很好。
總之，西方議會制是現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體制、民主形式，這是第一。
第二，它是有條件的，是隨着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而逐步採用的政治制度。所以在中國目前條件下，首先必須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實行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如果我們不朝着這個目標前進，那麼中國市場經濟畸形狀態，不健康的市場經濟，權力市場化、社會嚴重腐敗和兩極分化等問題，就不可能解決，法制社會也不可能出現。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切實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朝着這個目標進行改革。
另外一方面，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我們需要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在這方面亞洲國家和地區有很多情況值得我們重視。如台灣、韓國這些國家和地區，他們由原來那種體制逐步轉變為議會民主制度，有很多很好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鑑。根據中國的情況，在過渡期，為了能過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仍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這種選擇的出發點，一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二是有利於隨着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順利地過渡到比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體制。也就是說，第一不可倉促，冒然地全部搬過來；第二必須朝着這個目標前進，絕對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於甚至阻礙向這個目標前進的倒行逆施。
這個過渡需要多長，那要看整個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關鍵是共產黨領導集團有這樣一種思想，這樣一種信念，然後再因勢利導，分別輕重緩急，逐步實行。但是也不能完全靠執政黨的自覺，必須有社會輿論各方面的推動；也不能一切都不動，完全等待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備了條件，在哪一天來宣佈實行議會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一種漸進的逐步發展的過程。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在政治體制上不斷改良、改進，使之互相滲透、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究竟如何過渡，我在前面講的改進共產黨執政方式所列舉的那些內容都是應該做的，尤其是在初期階段。但最終要過渡到議會民主政治。
執政黨必須過兩個關：一是開放黨禁、報禁，當然這種政治開放也可以採取逐步的形式，但這一關必須過；二是黨內的民主關。在共產黨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用民主的方法對我們党進行改造。過去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的確需要強調集中，強調紀律，但是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領導整個社會向着議會民主政治過渡，黨內如果不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那就是不可能的。這就要保留黨內持不同意見的人的合法存在。毛主席過去還講要保護少數嘛！黨內一定要允許不同意見，甚至不同的派別合法存在。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競爭，遵守共同的遊戲規則。如果我們黨不從過去適合戰爭年代的狀況，轉變為適合於民主社會、民主國家的新情況，那是不行的。這一關是一定要過的。
當然，還有軍隊國家化，還有更重要的、更早要實行的司法獨立等問題，都是必須解決的。
我們希望在相當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以便有領導、有準備、有秩序地在穩定狀態來完成這種過渡。至於共產黨的執政地位究竟能保持多久，這要看隨着社會的開放，政治的開放，共產黨同其他政治勢力競爭的結果。如果我們一切都很主動，一切都搞得很好，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但這不能靠憲法的規定來壟斷這個執政地位，而是要靠自己去競爭。我想這終究是世界潮流，是不能違背的。我們自覺這樣搞，對黨有好處，對社會有好處，對人民有好處。反之，那就對黨沒有好處，對社會沒有好處，對人民沒有好處。但這是不可能阻擋的，適者生存。孫中山先生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覺得現在已經到了我們應該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233】李維漢（1896-1984）：湖南長沙人。中共元老。1948-1964年長期擔任中央統戰部長；政務院秘書長。時任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
【234】魏京生（1950-）：著名持不同政見者。1978年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批評鄧小平獨裁。1979年被判有期徒刑15年；1997年底「保外就醫」。現旅居美國。
【235】編者按：從這裏起，到P289【一】，共12段，在錄音帶中雖然位於本處，屬於第六部分第二節；但從內容推測，也許是P268【二】第五部分第七節的一部分。編者在整理過程中一仍其舊，未作任何改動。
【236】張維（1913-2001）：北京市人。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1980-1987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237】「小艦隊」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政治衍語，意即以反對黨的最高領導為目標的最危險的反革命組織。
【238】胡應湘（1935-）：GordonWu，香港企業家；香港「合和實業」創辦人。
【239】「三通」是指開發前的通電、通水和通路；「一平」是指平整地基。
【240】霍英東（1923-2006）：HenryFok，香港企業家。1980年為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93年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241】林同炎（1912-2003）：華裔美國工程專家。美國工程科學院院士。林同炎國際公司董事長。
【242】汪道涵（1915-2005）：1978年後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1980年後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兼市長。
【243】陳國棟（1911-2005）：江西南昌人。1979年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85年至1992年任中共上海市顧問委員會主任。
【244】「鄧小平南巡」是指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之間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根據「去年」二字可以推斷，錄音的底稿是在1993年寫定的。
【245】許士傑（1920-1991）：廣東澄海人。1988-1990年任中共海南省委書記、海南省人大主任。
【246】梁湘（1918-1998）：1981-1985年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1988-1989年任海南省第一任省長。
【247】熊谷組是日本的建築公司，成立於1898年。
【248】王紀寬（1931-2007）：江蘇江陰人。時任香港永新技術開發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高級諮詢研究員。
【249】據中組部常務副部長趙洪祝的回憶：「在他（胡耀邦）的領導和推動下，到1982年底，全國平反、糾正了約300萬名幹部的冤假錯案。」（原載《人民日報》2005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