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 讓人懷疑的中國「奇蹟」/蓋伊·索爾曼

   　　在經濟繁榮的統計數字背後，中國是個分裂和遭受折磨的國家。

        對於中國經濟「奇蹟」，外國評論家喜歡狹隘地把中國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實際上，中國是個龐大的、擁有眾多語言和文化的多樣化帝國。國家的統一一直是上面強制推行的，是自從1949年後上台的中國共產黨高壓下的產物。也就是說，這種統一是意識形態的和專制的，並非來自中國人自發的感情。任何到過中國的遊客根本不需要具有經濟學的背景知識，都能很容易地親眼目睹巨大的差異。一個省與另一個省的生活水平差異、大城市和農村地區的差異簡直是天壤之別。中國的城裏人和鄉下人就像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一書中，作者黃亞勝探討了中國社會這種分裂局面的深層原因。黃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教授經濟學課程，他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在1990年代有意推行的政策造成的結果。
    
    　　黃提醒我們，中國的經濟在1980年代初期起飛。在1979年，鄧小平把土地交還給飢餓不堪的農民，打破了集體所有制（雖然沒有完全私有化）。結果是讓人驚訝的，完全符合古典自由市場理論。考慮到改善自己命運的可能性，中國人個個成了創業者。但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缺乏自由市場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因素：財產權，至少沒有我們西方人理解的那種財產權。從技術上看，中國的任何東西都是國家所有，雖然在實際上，中國人逐漸認識到國家尊重財產所有權的現狀，允許適度的自由操作空間。這種自主性給予創業者越來越大的安全感。比如，農民已經覺得足夠安全，在國家按長期合同租給農民的責任田裏種植莊稼。因此，在1980 年代農業增長率達到十位數。一直忍飢挨餓的中國人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裏基本上可以養活自己了。
    
    　　黃談到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國農村鄉鎮企業的歷史巨變，就連最貧窮的省份里，積極進取的企業家也建立了具有相當規模的企業。這種資本主義繁榮仍然是在沒有任何正式財產權和法治的情況下出現的，但這些新企業家與當地中共組織和政府的官僚人員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發財賺錢不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受到鼓勵，畢竟，經濟增長符合中國的利益，直接投資和腐敗機會也讓黨員得到好處。這些鄉鎮企業雖然設備落後，法律地位不確定，但能夠通過服務於國內市場而立足，因為在1980年代的中國，什麼東西都缺乏。經過香港和華人的途徑，這些家族型的鄉鎮企業迅速認識到全球市場是個獲得利潤的更大來源。當時在偏遠地區看到為美國商店生產商品的鄉鎮服裝加工廠或者玩具廠，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中共在80年代在政治上也採取了更加自由的道路，蓬勃出現的資本主義似乎有利於政權的民主化。這個發展似乎證明了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1991年的著作《第三波》中提出的自由市場一定導致政治自由的著名理論。中國將跟隨韓國和台灣的步伐走向民主。但是，這種事根本沒有發生。黃解釋了其中的原因。在1990年代初期，經過天安門廣場學生動亂之後，新一幫勢力控制了黨的領導權，實施了不同的經濟和政治戰略。這個群體的成員來自上海，具有強烈的都市偏見，根本瞧不起農民。他們不相信民主，卻相信開明專制是管理中國的適當手段。
    
    　　從1990年後，中國的政策集中在如何讓國家變得強大和都市化。正如黃通過調查和統計數據顯示的，這個政策和黨的野心正好吻合。但關於中國全球經濟增長的數據並不能讓人們認識到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黃沒有指出來中國領袖選擇通過剝削最廉價的中國農村人，迫使他們到都市工廠打工，為世界市場生產商品來增強國力的道路，這和發展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黨的支持下繁榮起來的新都市資本主義和現在已經衰落的從前的農村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分裂，這種分裂的程度在無論貧富的任何其他國家中都不曾出現過。黃記錄了這種分裂，用讓人震驚的細節揭露了中國農村地區文盲率的上升，這是中共經濟戰略的直接後果之一。只要到中國農村走一走，親眼看到的東西就能證明他的發現：在1980年代還存在的學校和醫療保健機構，雖然形式很有限，現在都已經煙消雲散了。黃本來可以通過討論統計數字中沒有出現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來增強其論點的說服力：把中國人和他母親所在的村莊聯繫在一起的戶口管理體制。實際上，這等於是合法的種族隔離制度，讓都市僱主能夠把沒有生產能力或者焦躁不安的工人送回到老家去。
    
    　　黃寫到「儘管有十位數的經濟增長，中國人中仍然有4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事實說明了中國選擇的經濟增長道路是不正確的。」從民族的角度或者從中國農村人的角度來看，黃或許是正確的。但是黃譴責的戰略卻完美地符合黨的野心：由工資低、競爭力強的十億農村生產大軍供養起來的強大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現代的、以都市為基礎的中國。
    
    　　黃的調查截止到2007年，但是他確實談到了黨內最新的權力變化。上海幫被迫退居二線，取而代之的是看來更加真誠的共產主義。胡主席談到了社會公正和和諧社會，但是除了這種誘人的高調之外，真正的改變非常少，雖然這種言論讓黃充滿希望（至少剛開始的時候）。戶口體制仍舊巋然不動，城市還在不斷增大，土地仍然屬於國家。農村地區的學校和醫療健康方面的公共投資仍然少得可憐。民主化不僅看不見了，而且壓制變得更加嚴格。隨着2008年奧運年的到來，人權積極分子、宗教領袖、律師、博客作家、喇嘛僧人都失掉了曾經享受的有限自由，因為黨加緊了對異議分子的控制。值得記住的是胡在擔任國家主席之前，曾經是西藏的一把手，很難說他擔任的是中共體制中軟心腸的裝飾性崗位。西藏人沒有理由期待在他的領導下他們能有一個更光明的未來。
    
    　　除了嚷嚷幾句關於社會正義的高調之外，黨沒有任何理由改變發展道路或者追求真正的變化。如果中國成為民主國家，黨很可能被民眾選下台。如果它在真正的選舉中勉強贏得勝利，肯定要服務於農村大多數而不是城市少數人的需要。黨員們並不希望出現這樣的結果，因為他們都是享受特權的都市居民。如果黃仔細看看中共的社會構成，他就會失掉對政權自我改革的希望：在六千萬黨員中，「農民」和「工人」所佔的比重不足10%。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或許對於整體中國人並不是那麼好，但是正如黃清楚顯示的，它對於中共黨員來說絕對是好的結果。
    
    　　當今全球經濟危機能夠破壞黨的戰略嗎？到現在為止，失掉工作的農民工已經被遣送回家，他們才是經濟危機的受害者。黨的領導層討論了形形色色的改革，比如土地私有化作為改善農民生活水平的刺激手段或者通過投資農村地區刺激經濟，重新關注國內市場需求等。但是這些內部的爭論並沒有帶來實際上的變化。中共如果改變起管理模式和對於窮人的控制，他們會失掉太多的東西，這讓他們承擔不起。當前的政治現狀和黃展示的城市中國剝削農村中國的現實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將持續存在。
    
    
    【吳萬偉譯自：China’s Dubious 「Miracle」 by Guy Sorman
    
    　　http://www.city-journal.org/2009/bc0313g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