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青年放棄高考的兩大原因 影響中共變短命

高考，高考，就在今年中國600多萬大學畢業生中的很多人仍然工作無着的同時，又有1000多萬考生剛剛經歷了一年一度的高考。

中國高考制度恢復三十多年來，產生了不少帶着各自歷史痕跡的同高考有關的說法：80年代把仍然為數不多的大學生稱為「天之驕子」；後來把高考形容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應試教育開始為人詬病；90年代末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大學為了經濟效益盲目擴招，畢業生人數從2002年的100萬一步步躍升到如今的610萬，於是「就業難」又讓高考脫不了干係。

最近幾年，和大學生「就業難」一併出現的，是一波新的「讀書無用論」，據統計今年就有84萬應屆高中畢業生放棄了高考。

原因除了正常的出國和不正常的某些地區為了提高紙面上的升學率而要求「差生」棄考外，放棄高考的主要原因無非兩點：一是讀書貴，二是就業難。

因此可以說，不是中國的學生和家長真的認為「讀書」無用。再過兩千年，這個曾經出過孔子的國家也不會對讀書持這個態度，「讀書無用」的真正含義其實是：通過今天中國的高等教育改變命運已經太難。

新版「龍生龍鳳生鳳」？

今年的調查顯示，目前中國大學生中來自城市和農村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高校中農村學生的比例比上個世紀80年代減少了一半。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年初的一篇署名文章更提到「過去我們上大學的時候，班裏農村的孩子幾乎佔到80%，甚至還要高「。

溫家寶的那個年代有特殊的政治原因導致了大學生工農子弟比例偏高，用現在的概念說是存在過「正向歧視」。而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的大學甚至高中招生中就已經一直存在着給農村考生另設高錄取分數線的實實在在的歧視，即使在這種情況下，80年代高校農村學生的比例也在30％以上。

溫家寶說，他「一直在想」農村學生比例下降的問題，一國總理關注的問題不能說是小問題，不少專家學者也跟着分析原因，其中絕大部分把問題的根源歸咎於城鄉差別和大學教育費用的高漲。

中國城鄉人均純收入之比已經超過3：1，同時一個普遍接受的說法是：在中國供一個大學生上四年學的費用相當於一個中等地區農民十年的純收入。（請注意：不是現金收入，根據中國的統計方法，農民的「純收入」是要把收回到院子裏的秸稈也作價計入收入的。）

可見，這兩點都是事實，但是不是根本原因呢？

城鄉問題，還是階層問題

也許換一個角度，放下「城鄉」之辯，看看「城市大學生」都是些什麼樣的家庭出身，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國教育的準確圖景。

遺憾的是，這方面我找不到現成的統計。但北京一所大學1998年時的數字就顯示，當時來自城市的大學生出身幹部、軍人、專業人士家庭的已經佔到40%，而我們同時知道，這類家庭的父母們在整個中國人口中的比例不到5%。

而這種比例失調現象在大學生的前身——高中生身上則更為明顯。

根據《中國教育藍皮書2009》的調查，1978-2008年期間江蘇某重點中學高中生家庭背景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優勢階層的子女，由1978年佔總數的不到一半，增加到七成以上；而工農子弟的比例，從42%銳減至5.9%！

更為赤裸的是，深圳市教育局2008年曾以「吸引金融高管人才」的名義提出「金融高管子女中考可加10分」的優惠政策，引起輿論譁然。

高中生是大學生的主要來源，高中如果是這個情況，大學的情況可想而知。何況即使按照3：1的收入差距計算，一個農民十年的收入也夠一個普通城裏人幹上三年多，因此可以說，中國的教育不公，不是城鄉問題，而是階層問題。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每當談及高考，特別是高考的弊端，人們也習慣於把高考和科舉相提並論。1905年被廢除的科舉如今不僅成了歷史名詞，也帶着強烈的負面含義。

然而，科舉可以說是中國「四大」物質發明之外的一項重要的非物質發明，它用考試替代了出身門第，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可能，也在相當大程度上保證了中國歷代王朝的穩定。試想，如果總有考試做官的機會，有多少秀才肯去造反呢？

相反，科舉成為制度之前的魏晉，世族當道，門第成了官員選拔的唯一條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結果天下英才多成了隱逸之士，房中術成就斐然的同時，魏晉也成了幾乎史上無二的亂世。

近年不斷有人，包括人大代表，提議取消高考，這種說法可以說是中國教育不公的一個「合理延伸」：既然大學高昂的學費已經讓「田舍郎們」望而卻步，何不讓已經「產業化」了大學自己挑選自己的「上品」？

取消高考的提法，讓我想起了關漢卿。元朝初年曾中斷科舉幾十年，出仕無門的讀書人只好繁榮了元朝的戲曲。

元朝恢復科舉後的取仕也可以說是三心二意，不僅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註定了元朝的短命。